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作为经济幵放的两个要素，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中日两国自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以来，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1979年到20世纪末，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低端的位置，投资无论从行业选择还是规模上都是受限制的。中国作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且处于转型期；日本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却是投资大國，引资小国，引资额与投资额极度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受泡沫经济的影响，逐步放宽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引资政策。中国双边贸易自1993年开始，迅速发展，最初中国ODI是为了进一步带动对日出口，但中国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包括技术、资金方面），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相比对日直接投资较为缓慢。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对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投资行业也主要集中在非制造业。1991-2000年间，中日双边贸易年均增长幅度超过15%。而中国ODI增长速度却极为缓慢，与同期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幅度极不相符，据统计，2000年中国ODI存量不及日本对华投资额度的百分之一。随着2000年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日ODI才逐渐发展起来。
一、中国对日ODI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研究，国内学者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日本投资环境、政策调整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投资环境：徐长文（1992）对当时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投资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对日本投资应建立在对日本企业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对日本投资的企业应以国内有丰富原材料且产品在日本销路好为前提，并要具备长远发展战略。[1]王茜、杜学静（2005）就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机遇与风险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劳动力和工资成本较高，中国企业对日本进行投资，应以技术合作、高科技研发、金融服务业为主。投资企业应该充分了解日本投资环境，抓住投资机遇，选择适合自己的海外投资方向，节省开发市场费用。[2]刘家磊（2008）结合近年中国企业在日本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对中国企业进入日本的方式和战略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可采用并购、建立企业战略联盟、外包服务等方式。[3]彭博（2013）先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回顾，确定了影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规模、对日出口贸易额、年度平均汇率、实际利率差值），并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规模与对日ODI呈正相关；与对日出口有替代效应；与日元升值呈显著正相关；与日本对华投资呈正相关，但影响系数较小；与实际利差呈正相关，但作用较弱。[4]
（二）政策调整：吉田均（日）与吕超（2006）通过对中国东北三省省会城市的50家企业进行调研，结合日本的引资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前景进行了展望。[5]姜红祥（2009）以海尔为例就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指出，海尔在日本获得成功主要归因于成功地运用了与日本企业合作的方式、吸取了别国企业在日本的失败教训，脚踏实地地进行品牌渗透、避免和本地企业正面交锋，利用“缝隙市场”进行市场渗透和品牌构筑。并分析了日本市场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认为中国需注重对日本投资信息的采集，了解日本企业情况，与日本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并充分利用在日留学生应对人才不足的问题。[6]丁红卫（2014）就日本接受对外投资经历的历程及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提出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在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同时应注重自身制造能力与竞争力提高，同时应注重构造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关系。[7]刘红、田赵祎（2016）就安倍内阁引资政策调整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应第二届安倍内阁出台了包括建立国家战略特区、法人税改革与规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引资政策，这些政策调整有助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日本投资的魅力，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机遇。[8]
二、中国对日ODI对出口的统计分析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456.7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流量相较于14年的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存量居世界第八（10978.6亿美元）。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达到1356.16亿美元，同比下降9.22%。纵观这13年来，出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整体是上升趋势，2015年对外投资额比2003年增长了51倍多，出口额比2003年增加了5.2倍，总出口额只有在2009年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16%的降幅。整体来看，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增加带动了出口额的增加。
数据来源：FDI数据来源于《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X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度《世界经济年鉴》。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90年以前是起步阶段，1991-2000年为缓慢增长阶段，21世纪属于快速增长阶段。现在我们对第三阶段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2011年以前，两国的贸易和对日投资额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2010年中国经济增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日投资额同比增长401.89%。2011年对日投资流量同比下降了55.8%，2012年安倍政府提出引资政策，同年中国对日投资额同比增长40.98%。2015年中国ODI达到2.4042亿美元，占中国总对外投资额的0.165%，相较于14年的3.9445亿美元同比下降39.05%。如表2所见，中国对日直接投资额由2003年的0.07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3.3799亿美元。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近年来，中国对日直接投资额出现了等待和观望趋势，据图2可以看出，2011年对日投资流量同比下降了55.8%，2014年同比下滑了9.1&，2015年同比下滑了39.05%。 中日产业结构相似，所以中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日益激烈，原本以促进贸易为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转型。中国企业长期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随着对日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企业逐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转变了角色。同时，随着中日贸易结构的改变，也促进了中国ODI逐步转向高科技产业。中国对日规模规模总体上升，在双边贸易中低位稳步上升，对日出口额由2003年的594.06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356.16亿美元，番了一倍多。2003-2015年期间，分别在2009、2013-2015连续三年出现下滑，其中2009年同比下滑15.73%，2015年下滑了9.22%。近年来，中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由“政冷经热”转变为“政冷经冷”的“双冷”阶段。所以，2013-2015年连续三年，中国对日出口额和对日直接投资额均出现下降趋势。整体上来看，中国ODI流量与中国对日出口额呈正相关性，但具体产生何种影响，需要进一步检验。
三、中国对日ODI对出口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设定
本文以2003-2015年度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额与中国对日本出口额为样本数据。用FDI代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用EX代表中国历年出口额， 代表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额， 代表中国对日本的历年出口额。本文主要用了对数模型，分别用 与 作为ECM模型的X变量和Y变量。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的降低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还能在不失去经济意义的同时，减弱时间序列数据的趋势性和异方差性。模型设定如下：
（二）时间序列的ADF检验
本文利用Eviews7.2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 与 的平稳性进行ADF方式检验，并确定其单整阶数。如表3所见， 与 的水平序列均非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在10%显著性水平下变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可直接回归，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满足了能够进行协整检验的基本条件。得到模型如下：
注：（1）ADF检验形式（C，T，K）分别代表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含有常数项、趋势项与滞后阶数。其中 K 根据SIC准则来确定。（2）△是差分算子， 为 的一阶差分， 为 的一阶差分。
（三）回归结果与回归分析
对模型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长期关系式为：
（1）
，F=73.536，DW=1.897
我們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有长期关系，利用E-G检验，EG=-4.546，α=0.05，EG临界值 =-3.9334>EG，即残差不含单位根，我们发现在5%的显著水平上平稳，所以中国ODI和出口之间具有长期的正效应关系。
模型（1）说明了对LnEX和LnFDI之间的长期影响，LnFDI与LnEX正相关，即中国ODI对出口具有显著正效应。与上述统计分析结果相符。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03-2015年期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与对日本出口的数据，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总结中国对日ODI与对日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我国对日ODI与出口之间具有长期正相关效应，所以对日直接投有助于规避贸易壁垒，促进出口。此结果，与经验文献中的结果大体一致。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大加快，以及安倍经济学降低法人税、建立国家战略特区等促进对日投资的政策的实施，中国投资流量以查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日双边投资也有对华投资“一边倒”转向双向型。中日由于政治与其他方面原因，对日投资额和出口额均出现连续三年下降的趋势。在日后的投资中，双方政府应构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双方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不仅有利于双方消除抵触心理，而且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和出口均起到积极作用，用投资带动出口。目前，随着海尔、华为、联想等中国公司入驻日本，对日本高科技产业的并购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回流国内，促进相关辐射产业的对日出口，而且可以拓宽中国对日出口的渠道；苏宁进军日本批发零售业，也可以开拓市场，获得市场份额，促进国内出口，所以，在日后的研究中，将会从分行业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中国对日本不同行业的直接投资将会如何促进中国对日不同行业的出口。（作者单位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注释：
[1]徐长文：《关于增加我国对日直接投资的思考》，《国际贸易》1992年第7期。
[2]王茜、杜学静：《对日投资：中国企业的机遇与风险》，《经济参考报》2005年第7期。
[3]刘家磊：《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方式选择研究》，《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4]彭博：《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日本研究》2013第1期。
[5]吉田均、吕超：《日本吸引外商投资与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日本研究》，2006年第3期。
[6]姜红祥：《中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研究》，《经济视角》2009年第1期。
[7]丁红卫：《安倍经济学与中国企业的对日并购》，《现代日本经济》，2014第6期。
[8]刘红、田赵祎：《安倍内阁引资政策调整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16第2期。
一、中国对日ODI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研究，国内学者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日本投资环境、政策调整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投资环境：徐长文（1992）对当时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投资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对日本投资应建立在对日本企业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对日本投资的企业应以国内有丰富原材料且产品在日本销路好为前提，并要具备长远发展战略。[1]王茜、杜学静（2005）就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机遇与风险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劳动力和工资成本较高，中国企业对日本进行投资，应以技术合作、高科技研发、金融服务业为主。投资企业应该充分了解日本投资环境，抓住投资机遇，选择适合自己的海外投资方向，节省开发市场费用。[2]刘家磊（2008）结合近年中国企业在日本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对中国企业进入日本的方式和战略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可采用并购、建立企业战略联盟、外包服务等方式。[3]彭博（2013）先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回顾，确定了影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规模、对日出口贸易额、年度平均汇率、实际利率差值），并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规模与对日ODI呈正相关；与对日出口有替代效应；与日元升值呈显著正相关；与日本对华投资呈正相关，但影响系数较小；与实际利差呈正相关，但作用较弱。[4]
（二）政策调整：吉田均（日）与吕超（2006）通过对中国东北三省省会城市的50家企业进行调研，结合日本的引资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前景进行了展望。[5]姜红祥（2009）以海尔为例就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指出，海尔在日本获得成功主要归因于成功地运用了与日本企业合作的方式、吸取了别国企业在日本的失败教训，脚踏实地地进行品牌渗透、避免和本地企业正面交锋，利用“缝隙市场”进行市场渗透和品牌构筑。并分析了日本市场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认为中国需注重对日本投资信息的采集，了解日本企业情况，与日本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并充分利用在日留学生应对人才不足的问题。[6]丁红卫（2014）就日本接受对外投资经历的历程及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提出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在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同时应注重自身制造能力与竞争力提高，同时应注重构造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关系。[7]刘红、田赵祎（2016）就安倍内阁引资政策调整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应第二届安倍内阁出台了包括建立国家战略特区、法人税改革与规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引资政策，这些政策调整有助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日本投资的魅力，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机遇。[8]
二、中国对日ODI对出口的统计分析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456.7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流量相较于14年的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存量居世界第八（10978.6亿美元）。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达到1356.16亿美元，同比下降9.22%。纵观这13年来，出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整体是上升趋势，2015年对外投资额比2003年增长了51倍多，出口额比2003年增加了5.2倍，总出口额只有在2009年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16%的降幅。整体来看，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增加带动了出口额的增加。
数据来源：FDI数据来源于《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X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度《世界经济年鉴》。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90年以前是起步阶段，1991-2000年为缓慢增长阶段，21世纪属于快速增长阶段。现在我们对第三阶段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2011年以前，两国的贸易和对日投资额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2010年中国经济增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日投资额同比增长401.89%。2011年对日投资流量同比下降了55.8%，2012年安倍政府提出引资政策，同年中国对日投资额同比增长40.98%。2015年中国ODI达到2.4042亿美元，占中国总对外投资额的0.165%，相较于14年的3.9445亿美元同比下降39.05%。如表2所见，中国对日直接投资额由2003年的0.07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3.3799亿美元。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近年来，中国对日直接投资额出现了等待和观望趋势，据图2可以看出，2011年对日投资流量同比下降了55.8%，2014年同比下滑了9.1&，2015年同比下滑了39.05%。 中日产业结构相似，所以中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日益激烈，原本以促进贸易为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转型。中国企业长期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随着对日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企业逐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转变了角色。同时，随着中日贸易结构的改变，也促进了中国ODI逐步转向高科技产业。中国对日规模规模总体上升，在双边贸易中低位稳步上升，对日出口额由2003年的594.06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356.16亿美元，番了一倍多。2003-2015年期间，分别在2009、2013-2015连续三年出现下滑，其中2009年同比下滑15.73%，2015年下滑了9.22%。近年来，中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由“政冷经热”转变为“政冷经冷”的“双冷”阶段。所以，2013-2015年连续三年，中国对日出口额和对日直接投资额均出现下降趋势。整体上来看，中国ODI流量与中国对日出口额呈正相关性，但具体产生何种影响，需要进一步检验。
三、中国对日ODI对出口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设定
本文以2003-2015年度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额与中国对日本出口额为样本数据。用FDI代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用EX代表中国历年出口额， 代表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额， 代表中国对日本的历年出口额。本文主要用了对数模型，分别用 与 作为ECM模型的X变量和Y变量。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的降低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还能在不失去经济意义的同时，减弱时间序列数据的趋势性和异方差性。模型设定如下：
（二）时间序列的ADF检验
本文利用Eviews7.2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 与 的平稳性进行ADF方式检验，并确定其单整阶数。如表3所见， 与 的水平序列均非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在10%显著性水平下变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可直接回归，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满足了能够进行协整检验的基本条件。得到模型如下：
注：（1）ADF检验形式（C，T，K）分别代表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含有常数项、趋势项与滞后阶数。其中 K 根据SIC准则来确定。（2）△是差分算子， 为 的一阶差分， 为 的一阶差分。
（三）回归结果与回归分析
对模型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长期关系式为：
（1）
，F=73.536，DW=1.897
我們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有长期关系，利用E-G检验，EG=-4.546，α=0.05，EG临界值 =-3.9334>EG，即残差不含单位根，我们发现在5%的显著水平上平稳，所以中国ODI和出口之间具有长期的正效应关系。
模型（1）说明了对LnEX和LnFDI之间的长期影响，LnFDI与LnEX正相关，即中国ODI对出口具有显著正效应。与上述统计分析结果相符。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03-2015年期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与对日本出口的数据，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总结中国对日ODI与对日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我国对日ODI与出口之间具有长期正相关效应，所以对日直接投有助于规避贸易壁垒，促进出口。此结果，与经验文献中的结果大体一致。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大加快，以及安倍经济学降低法人税、建立国家战略特区等促进对日投资的政策的实施，中国投资流量以查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日双边投资也有对华投资“一边倒”转向双向型。中日由于政治与其他方面原因，对日投资额和出口额均出现连续三年下降的趋势。在日后的投资中，双方政府应构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双方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不仅有利于双方消除抵触心理，而且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和出口均起到积极作用，用投资带动出口。目前，随着海尔、华为、联想等中国公司入驻日本，对日本高科技产业的并购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回流国内，促进相关辐射产业的对日出口，而且可以拓宽中国对日出口的渠道；苏宁进军日本批发零售业，也可以开拓市场，获得市场份额，促进国内出口，所以，在日后的研究中，将会从分行业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中国对日本不同行业的直接投资将会如何促进中国对日不同行业的出口。（作者单位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注释：
[1]徐长文：《关于增加我国对日直接投资的思考》，《国际贸易》1992年第7期。
[2]王茜、杜学静：《对日投资：中国企业的机遇与风险》，《经济参考报》2005年第7期。
[3]刘家磊：《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方式选择研究》，《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4]彭博：《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日本研究》2013第1期。
[5]吉田均、吕超：《日本吸引外商投资与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日本研究》，2006年第3期。
[6]姜红祥：《中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研究》，《经济视角》2009年第1期。
[7]丁红卫：《安倍经济学与中国企业的对日并购》，《现代日本经济》，2014第6期。
[8]刘红、田赵祎：《安倍内阁引资政策调整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16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