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流年似水会冲淡人生中的许多情感，沧桑风雨会抹去记忆中的部分往事，但是有关儿时的回忆，往往清晰如昨，恍若眼前，因为经历了磨难与坎坷的人们，总是格外怀念人生中最为天真无邪的时光。而在我斑斓多姿的童年，最能让人至今魂牵梦绕的，是那一块块齿颊留香的灶糖。
　　在乡村，灶糖是迎合时令而专门制作的一种小吃食品，它的上面粘着芝麻，里面夹有桂花或者薄荷，所以酥里有脆，甜中有香，多数的情况只有在农历腊月二十四那天才能吃到，因为这一天俗称小年，也是祭灶日。至于为什么在祭灶时才能吃到灶糖，小时候根本不问，只要能够解馋就好;长大了才明白，这里还大有学问呢！原来，灶糖有个突出的特点———黏，庄稼人希望用这种甜蜜的黏合力，封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到天庭汇报时胡乱说话，以免招惹玉皇大帝生气，指示风神雨婆雷公电母给下界一点颜色看看，所以灶王爷两旁的对联始终都是这样两句：“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灶糖还被称作“胶牙糖”，村头巷尾流传着另一种版本：从恭送灶神上天这一刻开始，意味着年是一步一步地临近了，为讨吉利，家长们语重心长地嘱咐自家的孩子不可口无遮挡，更是禁说“鬼、杀、死、穷”之类的灾凶词语，但孩子终归是孩子，一玩起来，长辈的什么叮咛和交代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家长便祈求灶君用灶糖将孩子们的牙齿粘住，免得他们在过年的时候说出犯忌的话来。
　　年少家贫，灶糖是我们过年祈求的奢侈品。父母亲无论手头怎么拮据，总会想方设法满足我们的心愿，但在平时，我们吃糖的机会几乎被剥夺了;多数情况，只能等到父母双双外出时翻箱倒柜，企图发现一两枚与大块灶糖能划等号的硬币。终于有一天，在床头柜里找到一盒母亲服用的“银翘解毒丸”，圆圆的丸子，甜甜的心，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囫囵吞枣就咽下了两颗;半夜时分，父亲急匆匆将口鼻流血的我抱往附近的卫生所，医生硬是鼓弄了半天也查不清原因，后叫我使劲地张嘴，竟从稀疏的牙缝中找到了药丸残渣……父亲从这个事件中读出了心痛，也读出了酸楚，他一改以前的想法，开始买一些糖果给我们弟兄三人解馋了。我们于是“得寸进尺”，特别是抓住每一回生病的机会，列出种种要挟手段：打针要糖，吃药要糖，哄睡要糖……父亲当然知道这是我们耍的小小把戏，有时故意卖弄玄机，害得我们先是哭闹不休，尔后死磨硬缠，最终破涕为笑。
　　那时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间专门制糖的作坊。面积不大，仅仅只有两间瓦房，但是里面非常干净整洁，尤其是那口直径超过两米的大锅，实在令人咋舌，用小伙伴的口语来形容：“我的乖乖！”糖坊平时基本不生火，不冒烟，只有过了秋收季节才开始正式熬糖。灶糖的主要原料是大麦芽和糯米，这两样在农村虽然比较常见，但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却非常珍贵。灶糖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对火候的要求极其严格，过火了，糖会发黑变焦，含在嘴里发涩发苦，难以吞咽;火不够，不但糖分熬不出来，而且无法人工拉拽，最后成了一个糖坨，只好白白浪费。出糖的情景，在儿童的眼里近乎壮观：沸糖降温之后，两名劳力赤手将黏稠的热糖从锅里拉起，绾系于一根固定的粗木桩上，再向远处拉拽，然后将糖柱托住;再拉，拉至堂屋尽头，约有3米来长，那架势与农村搓麻绳的样子几乎如出一辙，如此反复数次，坯样才算大功告成;紧接着才是加工制作，将糖柱切成一段段的块状，迅速用棒槌碾压，等到扁圆形的糖饼现出雏形，这就意味所有的工序基本结束;不过在吃之前，还要再加点儿干糖粉，吃起来不但粘牙耐嚼，而且香脆可口。
　　作为传统的美食，灶糖并没有在乡村销声匿迹，甚至在城市的超市和商场里，也能经常看到它们的“芳容”和“倩影”，理所當然地，我会慷慨地掏出腰包买上一点尝尝。不过如今品尝灶糖，往往不是尝其味道，而是回味祭灶的美丽传说，回味儿时的赏心乐事。那样一种心情，是复杂的，感慨的;也是温馨的，美好的。
　　（郭旺启摘自《桂林日报》 图/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