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全球瞩目的经济成就。海外并购也成了中国企业的集体冲动。
中国积聚了2万亿美元外汇，一些优秀企业也财力雄厚，需要全球扩张。一方面，需要通过海外投资，来扩大全球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投资资源开发，获得石油、铁矿、有色金属等等资源的开发权。
但是，从最早的首钢经营秘鲁铁矿，到TCL、联想的系列并购，海尔的海外拓展，再到最近的力拓收购案。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却鲜有成功案例。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很难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分别体现在政治、法律和成本三个方面。
跨越政治障碍
首先，从政治上说，西方国家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设置的障碍较多。
联想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并不涉及高科技，但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政府部门与军方采购联想产品。
中国的廉价产品倾销全球。贸易盈余非常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多进口西方产品，来平衡贸易。但是，在高科技产品，特别是涉及军用领域的高科技产品却是禁忌重重。
我们知道，汶川地震救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黑鹰直升机，是20多年前中美战略合作蜜月期进口的民用级直升机，是国内仅有的适合在高海拔地区飞行的直升机。1 989年也被列入禁运名单。
有关航空电子、夜视装备、大功率柴油发动机、特种钢技术等等方面的贸易、技术转让、合资、合作，都属于禁区。
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对中国来说蕴涵着巨大的投资机会，比如通用汽车、波音、通用电气等等企业都不同程度遇到财务危机，理论上说，有投资机会。但波音、通用电气等等企业都有全球领先的军工部门，像波音的精确制导炸弹、通用电气的航空发动机等等，都是一流技术。所以，实际上，这些企业的投资机会对中国是大门紧闭的。
李嘉诚曾经计划收购巴拿马运河的四成股权，因为李嘉诚跟中国关系良好，这个收购案也遭到了美国的打压。
所以，有关军事、国家安全方面的贸易和投资，一定要谨慎。
另一方面，有关资源方面的投资，也可能会遇到麻烦。比如力拓，它的财务有问题，需要引入外部投资，而中国又需要铁矿石，本来可以是一拍即合的好事。但由于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差异，导致投资项目流产。力拓的股权卖给英国公司可以，卖给日本公司也行，但卖给中国公司就不行——这是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观点。
最近，中国企业在越南的铝矿开采项目也遇到了抵制。
这些，可以看作是维持中国特色的政治成本。但这个成本往往要做海外贸易与海外投资的企业来承担。
克服法律风险
应该说，中国的法律环境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有较大区别的。世界上通行的“国民待遇”观念是，商业机会、行业准入、就业机会、税率等等，对自己国民优惠。所以，外资进入时往往要求“国民待遇”，即要求前往国政府，你不能歧视我，要像对待你们自己的国民一样对待我，不能设限。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早遇到的是劳工问题。在世界比较通行的法律是，劳工拥有结社权，集体议价权。通俗说，就是劳工可以自由组建工会，可以同资方讨价还价，可以用罢工做手段来达到加薪、改善劳动环境的目的。这是大多数国家的法定政治权利，包括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政府也不干预劳资关系中的劳方权利。
首钢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之一，它在秘鲁的铁矿，就因为劳工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像2002年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大罢工，它造成了美国西海岸29个港口封港，美国的太平洋航线全部停驶，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美国码头工人的年收入大体在8.5万到15万美元之间。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加薪。二是资方不能雇用廉价的外籍劳工，必须优先雇用工会会员。这场大罢工发生在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中，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但是布什总统也没办法，只能呼吁劳资双方对话。
所以，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的话。一定要有思想准备，换一种法律环境，企业怎么做；一旦遇到强势工会，怎么应对。
劳动力成本高昂
其它物料采购成本、能源动力成本、行政成本，国外可能还便宜过国内，但是劳动力成本，绝对是国内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来广州，他提出的数据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4％；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
日本80年代有一个海外并购高潮，那是因为日本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同时也因为日本的工资水平基本与美国持平了，所以有强烈的海外发展冲动。
但是，今天的中国，经过30年发展，虽然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比照大多数国家，还是非常低廉，所以制造也还是留在中国国内较好。
当然，出于市场目的和获取资源的目的，走出去搞海外并购，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中国积聚了2万亿美元外汇，一些优秀企业也财力雄厚，需要全球扩张。一方面，需要通过海外投资，来扩大全球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投资资源开发，获得石油、铁矿、有色金属等等资源的开发权。
但是，从最早的首钢经营秘鲁铁矿，到TCL、联想的系列并购，海尔的海外拓展，再到最近的力拓收购案。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却鲜有成功案例。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很难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分别体现在政治、法律和成本三个方面。
跨越政治障碍
首先，从政治上说，西方国家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设置的障碍较多。
联想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并不涉及高科技，但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政府部门与军方采购联想产品。
中国的廉价产品倾销全球。贸易盈余非常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多进口西方产品，来平衡贸易。但是，在高科技产品，特别是涉及军用领域的高科技产品却是禁忌重重。
我们知道，汶川地震救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黑鹰直升机，是20多年前中美战略合作蜜月期进口的民用级直升机，是国内仅有的适合在高海拔地区飞行的直升机。1 989年也被列入禁运名单。
有关航空电子、夜视装备、大功率柴油发动机、特种钢技术等等方面的贸易、技术转让、合资、合作，都属于禁区。
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对中国来说蕴涵着巨大的投资机会，比如通用汽车、波音、通用电气等等企业都不同程度遇到财务危机，理论上说，有投资机会。但波音、通用电气等等企业都有全球领先的军工部门，像波音的精确制导炸弹、通用电气的航空发动机等等，都是一流技术。所以，实际上，这些企业的投资机会对中国是大门紧闭的。
李嘉诚曾经计划收购巴拿马运河的四成股权，因为李嘉诚跟中国关系良好，这个收购案也遭到了美国的打压。
所以，有关军事、国家安全方面的贸易和投资，一定要谨慎。
另一方面，有关资源方面的投资，也可能会遇到麻烦。比如力拓，它的财务有问题，需要引入外部投资，而中国又需要铁矿石，本来可以是一拍即合的好事。但由于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差异，导致投资项目流产。力拓的股权卖给英国公司可以，卖给日本公司也行，但卖给中国公司就不行——这是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观点。
最近，中国企业在越南的铝矿开采项目也遇到了抵制。
这些，可以看作是维持中国特色的政治成本。但这个成本往往要做海外贸易与海外投资的企业来承担。
克服法律风险
应该说，中国的法律环境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有较大区别的。世界上通行的“国民待遇”观念是，商业机会、行业准入、就业机会、税率等等，对自己国民优惠。所以，外资进入时往往要求“国民待遇”，即要求前往国政府，你不能歧视我，要像对待你们自己的国民一样对待我，不能设限。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早遇到的是劳工问题。在世界比较通行的法律是，劳工拥有结社权，集体议价权。通俗说，就是劳工可以自由组建工会，可以同资方讨价还价，可以用罢工做手段来达到加薪、改善劳动环境的目的。这是大多数国家的法定政治权利，包括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政府也不干预劳资关系中的劳方权利。
首钢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之一，它在秘鲁的铁矿，就因为劳工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像2002年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大罢工，它造成了美国西海岸29个港口封港，美国的太平洋航线全部停驶，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美国码头工人的年收入大体在8.5万到15万美元之间。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加薪。二是资方不能雇用廉价的外籍劳工，必须优先雇用工会会员。这场大罢工发生在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中，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但是布什总统也没办法，只能呼吁劳资双方对话。
所以，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的话。一定要有思想准备，换一种法律环境，企业怎么做；一旦遇到强势工会，怎么应对。
劳动力成本高昂
其它物料采购成本、能源动力成本、行政成本，国外可能还便宜过国内，但是劳动力成本，绝对是国内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来广州，他提出的数据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4％；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
日本80年代有一个海外并购高潮，那是因为日本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同时也因为日本的工资水平基本与美国持平了，所以有强烈的海外发展冲动。
但是，今天的中国，经过30年发展，虽然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比照大多数国家，还是非常低廉，所以制造也还是留在中国国内较好。
当然，出于市场目的和获取资源的目的，走出去搞海外并购，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