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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国际金融博士曲博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论述了许多中国人每年都必须经历的痛苦的春运与经济地域发展的深刻关联性。
根据铁道部的预测，牛年春节前后，铁路春运将运送约1.88亿的旅客。春运不仅反映了中国人过年回家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社会经济不均衡发展的体现。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春运更是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以及产业间不平衡。如果超出文化角度来思考短期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会发现春运反映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征和不平衡的现实。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入口流动?答案或许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和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从而能够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同步迅猛发展。1981年到2003年间，中国的GDP、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5.22％、23.40％与24.19％。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5.96％增长到1991年的17.98％，到2004年的35.97％。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对GDP增长的重要性持续增加，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出口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在1997年到2003年，中国城镇新增劳动就业中，23％来自农村。根据估计，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1亿，已经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农民工已经占到企业员工总数近60％。比如在中国最大的出口省份广东省，新增劳动力40％来自农村。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下，如此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人口仍不属于他们所工作的城市，他们的归属或许仍在千里之外的乡村。这并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决定，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所决定的。这些劳动力人口难以在城市定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他们所工作的地方只是工作的地方，而不是可以生活的地方，不是能够获得认同的地方。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一期《经济学家》就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沿海省份出口形势严峻，因此春节之后，出口导向产业和建筑业中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民工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就业状况。这也成了中央政府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农村或农民问题。因此，春运只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体现。
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是极为不均衡的。在2007年，9个省和直辖市的出口占到全国出口将近90％。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的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例分别为30.3％、16.7％、11.8％、10.5％和6.2％。外国直接投资也集中于这些省市，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和辽宁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18.1％、16.6％、12.2％、6.9％和5.2％。这些省市是中国开放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最大受益者。
经济增长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相比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目标要简单得多，或许经济增长就是唯一重要的目标。尤其对于那些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快速经济增长的省市而言，维持与促进出口和直接投资就成为他们的重要政策偏好。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要更为广泛。简单说来，中央政府需要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增加就业和控制通胀之间寻求平衡。中央政府要保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共同实现。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已经对中央政府形成了重要压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主要由中央来承担，而地方政府是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受益者。首先，中央要承担调整因出口导向政策所带来的地区和城乡间的不均衡。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东部沿海，为当地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是当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农村劳动力被迫回到中西部地区，他们成了中央政府需要关注的农民与农村问题，而主要不是地方政府所需要考虑的就业问题。第二，因出口持续增加而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了形成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又对中央政府形成了持续压力。在去年上半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既同国际能源原料价格上涨相关，也同美元的持续流入相联系。第三，中央政府还要承担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风险。到今年一月份，中国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如何运用储备是中央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或许是解释中国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调整困难的原因。经济增长与经济调整是中央政府需要同时完成的两项重要任务。至少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就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扩大国内需求等方面，从2004年之后，中央政府就认识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和巨额储备的风险性，但是调整过程依然漫长，并且仍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过去的增长模型形成了特定的政策结构，这种政策结构又框定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和政策制定过程，因此加速经济调整的最好办法或许是从改变这种政策结构开始。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根据铁道部的预测，牛年春节前后，铁路春运将运送约1.88亿的旅客。春运不仅反映了中国人过年回家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社会经济不均衡发展的体现。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春运更是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以及产业间不平衡。如果超出文化角度来思考短期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会发现春运反映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征和不平衡的现实。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入口流动?答案或许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和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从而能够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同步迅猛发展。1981年到2003年间，中国的GDP、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5.22％、23.40％与24.19％。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5.96％增长到1991年的17.98％，到2004年的35.97％。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对GDP增长的重要性持续增加，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出口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在1997年到2003年，中国城镇新增劳动就业中，23％来自农村。根据估计，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1亿，已经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农民工已经占到企业员工总数近60％。比如在中国最大的出口省份广东省，新增劳动力40％来自农村。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下，如此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人口仍不属于他们所工作的城市，他们的归属或许仍在千里之外的乡村。这并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决定，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所决定的。这些劳动力人口难以在城市定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他们所工作的地方只是工作的地方，而不是可以生活的地方，不是能够获得认同的地方。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一期《经济学家》就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沿海省份出口形势严峻，因此春节之后，出口导向产业和建筑业中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民工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就业状况。这也成了中央政府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农村或农民问题。因此，春运只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体现。
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是极为不均衡的。在2007年，9个省和直辖市的出口占到全国出口将近90％。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的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例分别为30.3％、16.7％、11.8％、10.5％和6.2％。外国直接投资也集中于这些省市，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和辽宁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18.1％、16.6％、12.2％、6.9％和5.2％。这些省市是中国开放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最大受益者。
经济增长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相比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目标要简单得多，或许经济增长就是唯一重要的目标。尤其对于那些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快速经济增长的省市而言，维持与促进出口和直接投资就成为他们的重要政策偏好。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要更为广泛。简单说来，中央政府需要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增加就业和控制通胀之间寻求平衡。中央政府要保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共同实现。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已经对中央政府形成了重要压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主要由中央来承担，而地方政府是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受益者。首先，中央要承担调整因出口导向政策所带来的地区和城乡间的不均衡。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东部沿海，为当地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是当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农村劳动力被迫回到中西部地区，他们成了中央政府需要关注的农民与农村问题，而主要不是地方政府所需要考虑的就业问题。第二，因出口持续增加而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了形成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又对中央政府形成了持续压力。在去年上半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既同国际能源原料价格上涨相关，也同美元的持续流入相联系。第三，中央政府还要承担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风险。到今年一月份，中国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如何运用储备是中央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或许是解释中国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调整困难的原因。经济增长与经济调整是中央政府需要同时完成的两项重要任务。至少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就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扩大国内需求等方面，从2004年之后，中央政府就认识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和巨额储备的风险性，但是调整过程依然漫长，并且仍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过去的增长模型形成了特定的政策结构，这种政策结构又框定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和政策制定过程，因此加速经济调整的最好办法或许是从改变这种政策结构开始。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