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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不仅在经济数量上，更在于健康指数，在于社会普遍的文明程度上。
文明素养的提高是我们防艾教育的最高标尺”
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在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由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以下简称青爱工程）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将于11月27日在京举行。
座谈会以“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为主题，凝聚共识，探索防艾、性健康教育进入义务教育之路。青爱工程于2006年正式启动，致力于向青少年普及艾滋病防治、性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学生年龄特点的健康教育模式，并与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学幼儿园共建“青爱小屋”，帮助学校培养开展艾滋病防治、性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和能力。
为剖析青爱工程的慈善基因，解读青爱小屋的发展机制，《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青爱工程办公室主任张银俊进行了专访。
慈善初心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会选择投身慈善事业，而且是艾滋病防治和性教育这个困难比较大的领域？
张银俊：我当时在卫生系统工作，因为和医院接触比较多，观察到年轻女孩去医院堕胎的现象越来越多，当时她们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让我特别揪心。随后，在参与社科院研究所一项关于“大学生自杀成因”的研究课题时，我发现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自杀都是与情感和两性有关的，还有些是因为怀疑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承受不了那种恐惧而自杀。
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太多了，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答和实质性解决，社会大众反而对这些内容观念上很抵触，当时深深感到普及性健康教育和防艾教育的必要性，最后就成立了青爱工程，准备投入全部精力来做这件事。
中国新闻周刊：在青爱工程的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张银俊：刚开始完全是白手起家。当时绝大多数学校负责人一听“性教育”“艾滋病”这样的字眼，立马就打了退堂鼓，言辞激烈者甚至说“给我们钱我们也不做”！
受挫以后，我们意识到得成立一个更加权威的平台，于是通过民政部找到了中华慈善总会。青爱的理念宗旨得到了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先生、副会长陶西平先生，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先生、副会长邓铜山先生的认可。所以，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联合成立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
2006年12月23日，我们举行了青爱工程启动大会，当时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宣部、卫生部、教育部、科技部的相关领导都出席了会议。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青爱开始尝试师资培训。会议期间，全国500多所中小学校校长和老师都受邀而来，接受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的教育培训。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中国新闻周刊：青爱小屋是怎么诞生的？
张银俊：在和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样使命重大的工作如果要落地，还是得继续深入到学校教育中去。既然希望工程建的是“希望小学”这样的硬件，那我们就把专项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教育这样的软件放到学校，“青爱小屋”就是这所学校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教育的基地。之所以叫“小屋”，也是取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样的传统文化寓意。
2007年，青爱工程的形象代言人白岩松捐赠二万元，第一所“青爱小屋”在辽宁抚顺二中誕生。一开始我们通过心理教育的方式来切入。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家长也会慢慢发现，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都与性心理有关，对于性教育和防艾教育的接受度也在慢慢提高。
到了2014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青爱工程总顾问严隽琪向李克强总理递交了一封信：《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将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合理结合”，指出性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
青爱工程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和卫计委的共同支持，青爱小屋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也顺利了许多。截至今年11月份，全国23个省市共建成921所青爱小屋。
中国新闻周刊：青爱小屋的工作机制是什么？怎么保证教育理念在全国范围内都能落实到位？
张银俊：青爱小屋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可以协同社会各界资源参与进来。我们通过授课、书籍、课件、社团活动、讲座等方式，进行防艾教育、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益慈善理念培育和的传统文化教育。当然，不同地区都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安排，这些教育功能都是合理分工的。比如林州地区，这个以红旗渠闻名的地方，慈善氛围也很浓厚，所以就从公益慈善理念培养着手展开。
面对不同的群体，我们的授课方式和内容也不一样。比如小屋的专职老师，会定期接受青爱工程专业的师资培训。而家长群体是通过学校的“性教育家长课堂”集中授课，让家长了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让亲子关系更融洽。
在边远地区，我们的专家组会亲自到社区、村寨里组织授课。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甚至会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双语授课”。很多地方交通不便比较闭塞，我们都会给村民带些衣服、药品过去。我记得在云南盈江县的时候，一个90多岁的景颇族老奶奶眼里含着泪，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在云南地区，我们一年会组织120多场活动。
任重道远
中国新闻周刊：就我国目前学校的性教育而言，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青爱工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银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型社会，性无知、性压抑、性陋习，是普遍存在的不健康问题和不文明问题。我们遇到的挑战和压力也主要来自于这三个基本的方面。加上社会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这就造成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而性教育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从性道德、价值观、生理、心理、情感关注等方面入手，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有针对性，不是课本上那几章内容就可以讲清楚的。现在，很多学校的性教育大都浮于表面，不深入，不落地，学生根本没有掌握这些需要了解的知识。
青爱的核心价值是对人性的关注，是对弱者的救扶，对幼者的良育，对迷失者的善导，是在提升社会成员的文明程度。所以，防艾一是在医学上需要突破，二是在文明上需要提高。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不仅在经济数量上，更在于健康指数，在于社会普遍的文明程度上。文明素养的提高是我们防艾教育的最高标尺。健康中国，礼乐中国，美丽中国，这些都是防艾的治本之策。
青爱工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性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中去，比如每星期安排1到2个课时，关键是这项工作是一个长期工程，针对不同年龄、地域、民族，教学方式和内容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这么多年都摸索出了经验，会结合具体情况去编制课件，对老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中国新闻周刊：防艾教育、性教育进入义务教育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未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张银俊：目前，性教育相关师资缺失、学科建设缺失、立法条例散乱的问题仍然存在。未来青爱工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传授，二是技术培训，三是政策倡导，四是伦理教化，五是社会动员。
我们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路子，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国内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式。2016年9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到云南考察青爱小屋，高度赞赏青爱的做法，希望我们把这些成功的经验推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把这些落地方式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也希望青爱的理念走得更远，真正实现万间小屋，万方福田，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健康成长。
文明素养的提高是我们防艾教育的最高标尺”
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在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由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以下简称青爱工程）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将于11月27日在京举行。
座谈会以“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为主题，凝聚共识，探索防艾、性健康教育进入义务教育之路。青爱工程于2006年正式启动，致力于向青少年普及艾滋病防治、性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学生年龄特点的健康教育模式，并与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学幼儿园共建“青爱小屋”，帮助学校培养开展艾滋病防治、性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和能力。
为剖析青爱工程的慈善基因，解读青爱小屋的发展机制，《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青爱工程办公室主任张银俊进行了专访。
慈善初心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会选择投身慈善事业，而且是艾滋病防治和性教育这个困难比较大的领域？
张银俊：我当时在卫生系统工作，因为和医院接触比较多，观察到年轻女孩去医院堕胎的现象越来越多，当时她们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让我特别揪心。随后，在参与社科院研究所一项关于“大学生自杀成因”的研究课题时，我发现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自杀都是与情感和两性有关的，还有些是因为怀疑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承受不了那种恐惧而自杀。
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太多了，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答和实质性解决，社会大众反而对这些内容观念上很抵触，当时深深感到普及性健康教育和防艾教育的必要性，最后就成立了青爱工程，准备投入全部精力来做这件事。
中国新闻周刊：在青爱工程的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张银俊：刚开始完全是白手起家。当时绝大多数学校负责人一听“性教育”“艾滋病”这样的字眼，立马就打了退堂鼓，言辞激烈者甚至说“给我们钱我们也不做”！
受挫以后，我们意识到得成立一个更加权威的平台，于是通过民政部找到了中华慈善总会。青爱的理念宗旨得到了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先生、副会长陶西平先生，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先生、副会长邓铜山先生的认可。所以，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联合成立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
2006年12月23日，我们举行了青爱工程启动大会，当时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宣部、卫生部、教育部、科技部的相关领导都出席了会议。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青爱开始尝试师资培训。会议期间，全国500多所中小学校校长和老师都受邀而来，接受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的教育培训。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中国新闻周刊：青爱小屋是怎么诞生的？
张银俊：在和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样使命重大的工作如果要落地，还是得继续深入到学校教育中去。既然希望工程建的是“希望小学”这样的硬件，那我们就把专项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教育这样的软件放到学校，“青爱小屋”就是这所学校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教育的基地。之所以叫“小屋”，也是取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样的传统文化寓意。
2007年，青爱工程的形象代言人白岩松捐赠二万元，第一所“青爱小屋”在辽宁抚顺二中誕生。一开始我们通过心理教育的方式来切入。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家长也会慢慢发现，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都与性心理有关，对于性教育和防艾教育的接受度也在慢慢提高。
到了2014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青爱工程总顾问严隽琪向李克强总理递交了一封信：《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将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合理结合”，指出性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
青爱工程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和卫计委的共同支持，青爱小屋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也顺利了许多。截至今年11月份，全国23个省市共建成921所青爱小屋。
中国新闻周刊：青爱小屋的工作机制是什么？怎么保证教育理念在全国范围内都能落实到位？
张银俊：青爱小屋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可以协同社会各界资源参与进来。我们通过授课、书籍、课件、社团活动、讲座等方式，进行防艾教育、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益慈善理念培育和的传统文化教育。当然，不同地区都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安排，这些教育功能都是合理分工的。比如林州地区，这个以红旗渠闻名的地方，慈善氛围也很浓厚，所以就从公益慈善理念培养着手展开。
面对不同的群体，我们的授课方式和内容也不一样。比如小屋的专职老师，会定期接受青爱工程专业的师资培训。而家长群体是通过学校的“性教育家长课堂”集中授课，让家长了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让亲子关系更融洽。
在边远地区，我们的专家组会亲自到社区、村寨里组织授课。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甚至会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双语授课”。很多地方交通不便比较闭塞，我们都会给村民带些衣服、药品过去。我记得在云南盈江县的时候，一个90多岁的景颇族老奶奶眼里含着泪，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在云南地区，我们一年会组织120多场活动。
任重道远
中国新闻周刊：就我国目前学校的性教育而言，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青爱工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银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型社会，性无知、性压抑、性陋习，是普遍存在的不健康问题和不文明问题。我们遇到的挑战和压力也主要来自于这三个基本的方面。加上社会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这就造成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而性教育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从性道德、价值观、生理、心理、情感关注等方面入手，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有针对性，不是课本上那几章内容就可以讲清楚的。现在，很多学校的性教育大都浮于表面，不深入，不落地，学生根本没有掌握这些需要了解的知识。
青爱的核心价值是对人性的关注，是对弱者的救扶，对幼者的良育，对迷失者的善导，是在提升社会成员的文明程度。所以，防艾一是在医学上需要突破，二是在文明上需要提高。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不仅在经济数量上，更在于健康指数，在于社会普遍的文明程度上。文明素养的提高是我们防艾教育的最高标尺。健康中国，礼乐中国，美丽中国，这些都是防艾的治本之策。
青爱工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性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中去，比如每星期安排1到2个课时，关键是这项工作是一个长期工程，针对不同年龄、地域、民族，教学方式和内容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这么多年都摸索出了经验，会结合具体情况去编制课件，对老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中国新闻周刊：防艾教育、性教育进入义务教育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未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张银俊：目前，性教育相关师资缺失、学科建设缺失、立法条例散乱的问题仍然存在。未来青爱工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传授，二是技术培训，三是政策倡导，四是伦理教化，五是社会动员。
我们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路子，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国内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式。2016年9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到云南考察青爱小屋，高度赞赏青爱的做法，希望我们把这些成功的经验推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把这些落地方式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也希望青爱的理念走得更远，真正实现万间小屋，万方福田，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