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准备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承鹏先生因为在新书签售活动中被袭击，正在演变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他在其他地方的一些签售活动也因此取消。
　　取消签售，对作者的收益并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因为按照行规，作者和出版社签约的时候，会有一个起印数，版税根据起印数，不管卖不卖得动，都要支付给作者的。当然，签售对作者来说也是有间接好处的，比如签售活动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增加知名度，从而带来新的读者，可以加速再版。不过有些作者，连签售都要收费的，我不太明白，加上接待费，出版社要卖多少本书才能把成本赚回来。
　　我的第一次签售是在2002年，那本关于阿富汗战地采访的书经过了一年多的波折之后，终于出版了，只是人们已经快忘记我这个所谓的“战地记者”，第一场的签售，现在回想起来，场面应该算是冷清。我还记得2003年，当我从伊拉克采访归来，在北京采访“非典”的一个多月里面，完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在同一家书城，同一个经理，看着排队的人龙，很真诚地对我说：“你真的红了。”听完之后我还有点茫然，因为我以为，我不是已经“红”了吗？
　　不过我一直不喜欢签售，所以最近这两年，新书出版，就和出版社商讨，不如做讲座，和读者有点交流，顺带签点书，也算是相互退让一步。很感激出版社的体谅，毕竟少了宣传活动，出版社销售压力会增加，不过在书店举行活动，还能增加书店对书的信心。
　　签售活动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读者会问非常敏感的问题，还会遇到上访的，有一次在东北某城市，我讲着讲着，听到后面一阵骚动，结束之后才知道，几个访民被警察带走了。我当然很好奇，他们还没有开口，怎么就知道是上访的呢？
　　倒是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公开批评，更不要说责骂我的读者，当然，网络上很多，实名的、匿名的。只有一次，觉得气氛特别紧张。那是去一家网站采访，结束后被邀请和他们的一些年轻编辑聊聊天，用我的同事的话来形容，那气氛，已经不是咄咄逼人了，而是羊入虎口的感觉。于是从头到尾，同事们紧张地站在外围围观。而我当时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发火，忍住，忍住，和故意找茬的人辩论，不值得。
　　李承鹏在北京和深圳签售时碰到的意外，通过很多人的微博直播，闹得沸沸扬扬，我觉得实在热闹，颇有竞选路演的架势。
　　那么多人赶过来排队购书，是用行动表达支持他。至于来踩场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也算是有人敢于表达少数人的声音了。我的意思是，排队来买书的，支持者肯定占了大多数，这个时候敢于站出来，也是需要点勇气的。就像我一直觉得，我去大学演讲，台下不以为然的学生肯定有，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只是，有些人没有学会如何表达。扔菜刀，扇耳光，这和表达以及言论自由无关。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不管出发点多么正义，也只显出一个人的暴虐。静下心来回想了一下，小时候，不管是课本还是电影，只要是为社会“除奸除害”，消灭对方的身体，总是被描述得正义凛然。好吧，如果那个时候因为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那现在呢？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还是敌人吗？
　　可惜，很多人不会这样想，也听不进。区别在于，有的人这样想，但是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毕竟还顾忌法律。但是有些人，就好像那個西安砸伤车主的年轻人，在正义的理由之下，法律都看不见了，或者应该说，根本不知道还有法律，如果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那又会怎样？
　　其实我并不在乎一个人是“五毛”还是“五美分”，也不在乎别人怎样称呼我，现在，你不站队，也无法阻止别人觉得你归入了哪一方，然后开始针对。我只在乎，当一个人受到伤害，比如身体上遭遇暴力，或者是蓄意诽谤，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违法的人是不是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如果不管，我担心，暴虐之气和下三滥的手段会横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