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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小健的惨死刚刚一周,邻居们的义愤之火明显降低了温度,他们甚至不太愿意搭理来采访的记者。喧闹之后,小健的这些邻居和亲人们,又将退缩到“城中村”中原有的封闭生活里。小健死在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城中村”,他的死,除了父亲,是否还有更多的原因?
长达6个月的殴打
10月16日下午,小健的小舅舅汪中华在医院的太平间,见到了已经接受法医尸检的小健的尸体。汪中华告诉记者,小健四肢布满青色的伤痕,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下腹部有一大片红色的印记,他猜测是小健父亲用脚踢小健所致。“真的是惨不忍睹,我一看到,眼泪就忍不住流。”
汪中华说,据公安方面的人员讲,小健没有先天的疾病,生前受到的殴打可能是最重要的死因。
上海的夜晚,已经有些凉。10月10日晚,4岁男孩小健终于逃脱了那间黑暗的小屋,去往没有呵斥和殴打的天堂。目前怀疑,小健生前经常遭受自己父亲周冰(化名)的殴打,他的死亡与父亲的殴打有直接关系。
小健死亡那天晚上,有人看到小健的父母,抱着小健急匆匆跑出小院——上海宝山区上钢五厂附近一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棚户区。从家到医院的路从来没有如此漫长:穿过大约100米长黑黢黢的巷子,是汽车飞驰的同济路,横穿这条宽阔马路,再穿过一个居民小区,才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按照一般人步行的速度,从小健家到医院,大约需要15分钟,相信那个晚上,小健的父母没有用到这么多时间,但他们还是没能追上小健逃离现实世界的步伐。
按照术语,小健“到院死亡”,也就是说,在送入医院之前,小健就已经死亡了。值班医生发现,小健的死亡非常蹊跷,这个只有4岁的孩子,浑身多处有瘀青的伤痕,医生询问小健父母这些伤痕的原因,两夫妻吞吞吐吐,称是出了车祸。由于小健身上伤情严重,医生向宝山区海滨警署报案,至此,小健被父亲经常殴打的6个月悲惨经历,浮现在人们眼前。
南杨家宅88号,是一个网络地图上查询不到的地点,院子里都是破败的棚户,空地上堆放着山一样的废品,地面坑坑洼洼,两三岁的孩子在废品堆里玩耍。
小健家住在院子里不算最偏僻的一间平房内。房间里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上下铺单人床,上铺放满杂物,下铺是小健和哥哥睡觉的地方。房间里唯一的阳光来自房门,据邻居讲,周冰打小健的时候,害怕外人看见,都要紧闭房门。我们可以想象,在关着门的这个黑暗空间里,小健眼前的绝望,比黑暗更黑。
周冰是安徽人,在附近钢厂上班,小健母亲是贵州人,无业。殴打大概开始于大约6个月以前。
“我有时候到这边来,看到小孩子身上一块一块的伤,我问我姐夫,是不是打的,他不承认,我姐也不说。”小健的小舅舅汪中华,住在离小健家不远的另一处棚户小院中,他很早发现小健身上的伤痕,也听到邻居反映小孩被打。但作为小舅子,汪中华除了劝说姐夫不要打小孩,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劝过周冰的还有一位中年女性邻居。面对记者,这位邻居有些躲闪,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她说害怕周冰以后报复。“院子里看到这个小孩,身上都有伤,我就说:你不要这样打。他说:你不要管,要不然我弄死你。”受到威胁以后,这位女邻居关上房门,不再与小健一家交往,也不再过问小孩被打的事情。
周冰具体怎样打小健,亲眼看到的人不多,姚刚(化名)可能是其中唯一的一个“外人”。姚刚家也居住在院子里,曾经与周冰是哥们,下了班经常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从今年4月份开始,姚刚与周冰断交,原因正是他打小孩。
“有一天下班,他叫我去他家喝酒。桌子上有红烧肉、黄瓜,两个小孩也在桌子上吃饭。一个大,一个小,就抢菜吃嘛,小的抢不过大的,就哭啊,闹啊。他拿起一根竹条,往小儿子身上抽,抽了好几下。”按照姚刚的比划,竹条有一尺多长,打在小健的背部等地方。“他不看地方的,哪里都打。”被打的小健不敢哭,如果哭出声,就要被继续打。
对于周冰的行为,姚刚非常震惊,当场拍了桌子。“我说:我把话放在这里,你这样打,迟早要把儿子打死的。”姚刚说,那天他没有喝周冰的酒,摔了门离开。姚刚告诉记者,除了这一次,他还因周冰打孩子狠狠地教训过周冰。“我把鞋脱下来,朝他背上打,叫他不要再打小孩。”几次因打小孩而被姚刚教训以后,周冰不再理姚刚,他们的哥们关系从此决裂。
亲戚和朋友的劝说,完全没有改变周冰的行为,一些邻居反映,小健几乎每天都被打,有邻居还猜测,经常听到小健家传来咚咚的声响,可能是周冰将儿子的头往墙上撞。
父为何“食”子?
死亡那天,小健究竟遭受了怎样的虐待,目前只能从小健母亲的口中探知一个模糊的过程。10月15日记者见到小健母亲,她目光呆滞地坐在床上,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唯一重复的一句话是:“我现在脑子里面是空白的。”之前小健母亲向媒体描述的是,10日当天早晨,小健把屎拉在裤子上,被父亲用扫把抽打,中午小健不吃饭,又被父亲打。下午,小健开始呕吐,到晚上不省人事。
小健母亲的姑妈说,周冰当天上午喝了4两老酒(一种廉价的白酒),下午喝了2瓶啤酒,但以周冰平常的酒量,这些酒不会让周冰喝醉。亲戚们认为,小健当天的死亡,不是因为周冰酒后手重,而是长期受到殴打的结果。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小健的父亲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殴打自己的儿子。
周冰大儿子已经上小学,按照安徽的规定,不能生育第二胎。小健在母亲的老家出生,出生10天以后,被过继给当时没有子女的大舅舅抚养,户口也上在大舅舅家。小健在贵州乡下度过了3年快乐时光,今年年初,大舅舅一家到上海谋生,小健也被带到上海,居住在离亲生父母家不远的棚户区里。
小健到上海以后,周冰经常在大舅子家见到这个漂亮又乖巧的男孩,于是萌生了把儿子要回来的想法。“他想要回去,我当然是舍不得,但怎么办呢,都是一家人。”按照小健大舅舅的说法,周冰请了很多亲戚去说情,要他把小健还回来。后来,在亲戚的主持下,周冰领回小健,条件是付给大舅子1.5万元抚养费。
小健大舅舅说,当时要回小健,两家没有发生矛盾,周冰也是真心喜欢这个儿子才要回去的。亲戚们承认,刚领回小健的时候,周冰对小儿子还是很疼爱的。姚刚也证实,开始的一两个月,周冰时常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买零食,有时候到他家串门,小孩叫周冰“爸爸”。
小健亲戚告诉记者,周冰对大儿子也凶,她曾见到周冰莫名其妙叫大儿子跪在面前。但大儿子身上没有明显伤痕,证明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邻居和亲戚们唯一能想出的理由是,小健从小由大舅舅抚养,与周冰没有感情。
是什么原因让周冰对自己的小健由爱转恨,没有人能说清,姚刚用很重口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这是个“谜”。唯一能明确的是,大约从今年4月份以后,小健很少出门,偶尔被邻居看到的时候,身上已经有伤痕。
周冰被批捕以后,检方是否会让他接受精神鉴定,目前还未知,但在亲戚邻居们看来,周冰不可能有精神疾病,他这个人只是“怪”。
姚刚告诉记者,周冰与同事关系不错,大家对他印象很好,单位里也没有人欺负他。姚刚从来没见过周冰喝多酒发酒疯,也没听说他与邻里朋友打过架。亲戚和朋友一致的说法是,除了打小孩这一点,周冰是个挺好的人。
现在,周冰殴打自己亲生儿子的真正原因,大概只有周冰自己才能说清楚。
小健是否可以不死?
小健的死经媒体报道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议论,在声讨小健父亲的声音之外,一些人质疑,如果相关部门及早干预,小健是否可以不死?
上海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傅平律师介绍说,对于儿童遭受家庭成员虐待且情节恶劣的(但尚未造成儿童重伤、死亡),中国的刑法目前实行的还是“不告不理”原则。也就是说,必须要被害人或法律规定的主体触发这个机制后,人民法院才能够对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刑事追究。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时,亦可由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告诉。
只有在虐待行为造成儿童重伤或死亡时,刑法上才作为公诉案件纳入刑事司法程序予以处理,但此时,往往悲剧已经上演,而逝去的生命也已无法挽回。
事实上,小健被父亲殴打的情况,有过唯一的一次举报。大约一个多月以前,小健曾经的养父大舅舅汪中贵,到小健家,看到小健身上有明显被殴打的伤痕。汪中贵立即跑到距离小健家大约几十米远的吴淞派出所南杨家宅警务室报警。根据亲戚们回忆,当晚,几名警察到小健家,对周冰进行说服教育后离开。
记者到警务室了解情况,当时当班的警察不在,一位工作人员称不知情,并告诉记者,这个警务室没有权力直接处理治安案件,他们的功能是帮助报案人向110报案,以及协助110警察的工作。
关于之前小健被送到幼儿园,老师发现伤痕拒绝接收小健的说法,小健的大舅舅没有证实,他说,未能进入幼儿园的原因,是户口问题。
除了公安系统,傅平律师认为,中国还有一套社区系统,如果社区系统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家庭中的虐待、暴力也可以被及时发现,并启动干预的机制。但目前看起来,在如“城中村”这样人员复杂的社区,我们的社区网络的能力显然还很薄弱。
从小健家居住的棚户小院乘坐公交车,只要4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市中心人民广场,上海城市在不断扩大,之前偏远的吴淞一带,如今也已经城市化。只不过,地理的距离并不能说明这个棚户小院与上海之间真正的距离,“城中村”的生活事实上与上海的关联非常有限。
小健母亲家族中最早来上海谋生的汪先生,是家族中最有见识的人,他告诉记者,他的生意是回收工厂里的废旧资源,与上海人接触的机会就是从他们手里收购资源。而他家族里其他在上海的务工者,几乎没有机会与本地人打交道,除了出外谋生,交际圈子是老乡和工友,活动范围就是这个棚户小院。可以说,小健一家生活在这样一个近乎独立的社区里,城市的文明和关爱,离他有点远。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的管理,在很多城市都是一个沉重的难题。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和他们比较戒备的态度,都给城市社区网络与他们的沟通带来困难。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的社工们,长期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同济村服务,社工郑俨告诉记者,这些外来人口每天早出晚归谋生,没有时间和精力与社区沟通,而且他们普遍有防备心理,不容易信任本地人。郑俨介绍说,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先服务他们,培训他们技能,帮他们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在取得信任以后,如果他们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就会找社工寻求帮助。
在小健被殴打死亡的事件中,人们发现,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没有部门有效地阻止周冰对小健的虐待。这个残酷的现实,让许多人想起电影《刮痧》中描述的美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并主张中国也该建立这种强制性地取消家长监护权的制度。电影《刮痧》中,一家中国移民,因为爷爷为孙子刮痧留下痕迹,被人举报虐待儿童,美国政府部门强行带走小孩并将小孩的父母爷爷告上法庭。
主张效仿美国的意见乐观地设想,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强制干预制度,小健父母早就被取消监护权,小健也就不会遭到最终的厄运。但傅平律师认为,美国的制度不适合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移植这种制度并不能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问题。
“不要忘了,《刮痧》要表现的,是美国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如果把这个制度移植到中国,类似的冲突会更多。”傅平表示,管教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如果轻易判定父母虐待孩子,必然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而且,父母虐待孩子,在中国毕竟是反常而稀少的事件,完全可以个案处理,没有必要建立强制干预的制度。
上海浦东阳光慈善救助社,与浦东新区妇联合作,为家庭暴力中受害的妇女提供暂时的庇护。负责人刘芳均表示,如果要建立儿童受害者的庇护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与心智成熟的成人相比,儿童受到的伤害后,心理、生理各个方面需要的照顾更多,需要专业的心理医生、幼儿看护人员,对庇护机构的要求要高很多。”她认为,建立强制干预的儿童庇护机构,短期内实现起来还比较困难。
由于生活境遇、受教育水平等等原因,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家庭暴力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眉华认为,对于这些社区,更应该主动地进行预防,预防的办法是提前教育和矫正。而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城市做得还远远不够。朱眉华介绍,这次小健的不幸,也提出一个课题——怎样发现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受害者,最近将有一个对医生、教师、社工的培训活动,教会这些人如何辨识儿童身上的伤痕,以便发现儿童可能受到家庭暴力的情况,并及早干预。
长达6个月的殴打
10月16日下午,小健的小舅舅汪中华在医院的太平间,见到了已经接受法医尸检的小健的尸体。汪中华告诉记者,小健四肢布满青色的伤痕,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下腹部有一大片红色的印记,他猜测是小健父亲用脚踢小健所致。“真的是惨不忍睹,我一看到,眼泪就忍不住流。”
汪中华说,据公安方面的人员讲,小健没有先天的疾病,生前受到的殴打可能是最重要的死因。
上海的夜晚,已经有些凉。10月10日晚,4岁男孩小健终于逃脱了那间黑暗的小屋,去往没有呵斥和殴打的天堂。目前怀疑,小健生前经常遭受自己父亲周冰(化名)的殴打,他的死亡与父亲的殴打有直接关系。
小健死亡那天晚上,有人看到小健的父母,抱着小健急匆匆跑出小院——上海宝山区上钢五厂附近一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棚户区。从家到医院的路从来没有如此漫长:穿过大约100米长黑黢黢的巷子,是汽车飞驰的同济路,横穿这条宽阔马路,再穿过一个居民小区,才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按照一般人步行的速度,从小健家到医院,大约需要15分钟,相信那个晚上,小健的父母没有用到这么多时间,但他们还是没能追上小健逃离现实世界的步伐。
按照术语,小健“到院死亡”,也就是说,在送入医院之前,小健就已经死亡了。值班医生发现,小健的死亡非常蹊跷,这个只有4岁的孩子,浑身多处有瘀青的伤痕,医生询问小健父母这些伤痕的原因,两夫妻吞吞吐吐,称是出了车祸。由于小健身上伤情严重,医生向宝山区海滨警署报案,至此,小健被父亲经常殴打的6个月悲惨经历,浮现在人们眼前。
南杨家宅88号,是一个网络地图上查询不到的地点,院子里都是破败的棚户,空地上堆放着山一样的废品,地面坑坑洼洼,两三岁的孩子在废品堆里玩耍。
小健家住在院子里不算最偏僻的一间平房内。房间里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上下铺单人床,上铺放满杂物,下铺是小健和哥哥睡觉的地方。房间里唯一的阳光来自房门,据邻居讲,周冰打小健的时候,害怕外人看见,都要紧闭房门。我们可以想象,在关着门的这个黑暗空间里,小健眼前的绝望,比黑暗更黑。
周冰是安徽人,在附近钢厂上班,小健母亲是贵州人,无业。殴打大概开始于大约6个月以前。
“我有时候到这边来,看到小孩子身上一块一块的伤,我问我姐夫,是不是打的,他不承认,我姐也不说。”小健的小舅舅汪中华,住在离小健家不远的另一处棚户小院中,他很早发现小健身上的伤痕,也听到邻居反映小孩被打。但作为小舅子,汪中华除了劝说姐夫不要打小孩,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劝过周冰的还有一位中年女性邻居。面对记者,这位邻居有些躲闪,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她说害怕周冰以后报复。“院子里看到这个小孩,身上都有伤,我就说:你不要这样打。他说:你不要管,要不然我弄死你。”受到威胁以后,这位女邻居关上房门,不再与小健一家交往,也不再过问小孩被打的事情。
周冰具体怎样打小健,亲眼看到的人不多,姚刚(化名)可能是其中唯一的一个“外人”。姚刚家也居住在院子里,曾经与周冰是哥们,下了班经常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从今年4月份开始,姚刚与周冰断交,原因正是他打小孩。
“有一天下班,他叫我去他家喝酒。桌子上有红烧肉、黄瓜,两个小孩也在桌子上吃饭。一个大,一个小,就抢菜吃嘛,小的抢不过大的,就哭啊,闹啊。他拿起一根竹条,往小儿子身上抽,抽了好几下。”按照姚刚的比划,竹条有一尺多长,打在小健的背部等地方。“他不看地方的,哪里都打。”被打的小健不敢哭,如果哭出声,就要被继续打。
对于周冰的行为,姚刚非常震惊,当场拍了桌子。“我说:我把话放在这里,你这样打,迟早要把儿子打死的。”姚刚说,那天他没有喝周冰的酒,摔了门离开。姚刚告诉记者,除了这一次,他还因周冰打孩子狠狠地教训过周冰。“我把鞋脱下来,朝他背上打,叫他不要再打小孩。”几次因打小孩而被姚刚教训以后,周冰不再理姚刚,他们的哥们关系从此决裂。
亲戚和朋友的劝说,完全没有改变周冰的行为,一些邻居反映,小健几乎每天都被打,有邻居还猜测,经常听到小健家传来咚咚的声响,可能是周冰将儿子的头往墙上撞。
父为何“食”子?
死亡那天,小健究竟遭受了怎样的虐待,目前只能从小健母亲的口中探知一个模糊的过程。10月15日记者见到小健母亲,她目光呆滞地坐在床上,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唯一重复的一句话是:“我现在脑子里面是空白的。”之前小健母亲向媒体描述的是,10日当天早晨,小健把屎拉在裤子上,被父亲用扫把抽打,中午小健不吃饭,又被父亲打。下午,小健开始呕吐,到晚上不省人事。
小健母亲的姑妈说,周冰当天上午喝了4两老酒(一种廉价的白酒),下午喝了2瓶啤酒,但以周冰平常的酒量,这些酒不会让周冰喝醉。亲戚们认为,小健当天的死亡,不是因为周冰酒后手重,而是长期受到殴打的结果。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小健的父亲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殴打自己的儿子。
周冰大儿子已经上小学,按照安徽的规定,不能生育第二胎。小健在母亲的老家出生,出生10天以后,被过继给当时没有子女的大舅舅抚养,户口也上在大舅舅家。小健在贵州乡下度过了3年快乐时光,今年年初,大舅舅一家到上海谋生,小健也被带到上海,居住在离亲生父母家不远的棚户区里。
小健到上海以后,周冰经常在大舅子家见到这个漂亮又乖巧的男孩,于是萌生了把儿子要回来的想法。“他想要回去,我当然是舍不得,但怎么办呢,都是一家人。”按照小健大舅舅的说法,周冰请了很多亲戚去说情,要他把小健还回来。后来,在亲戚的主持下,周冰领回小健,条件是付给大舅子1.5万元抚养费。
小健大舅舅说,当时要回小健,两家没有发生矛盾,周冰也是真心喜欢这个儿子才要回去的。亲戚们承认,刚领回小健的时候,周冰对小儿子还是很疼爱的。姚刚也证实,开始的一两个月,周冰时常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买零食,有时候到他家串门,小孩叫周冰“爸爸”。
小健亲戚告诉记者,周冰对大儿子也凶,她曾见到周冰莫名其妙叫大儿子跪在面前。但大儿子身上没有明显伤痕,证明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邻居和亲戚们唯一能想出的理由是,小健从小由大舅舅抚养,与周冰没有感情。
是什么原因让周冰对自己的小健由爱转恨,没有人能说清,姚刚用很重口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这是个“谜”。唯一能明确的是,大约从今年4月份以后,小健很少出门,偶尔被邻居看到的时候,身上已经有伤痕。
周冰被批捕以后,检方是否会让他接受精神鉴定,目前还未知,但在亲戚邻居们看来,周冰不可能有精神疾病,他这个人只是“怪”。
姚刚告诉记者,周冰与同事关系不错,大家对他印象很好,单位里也没有人欺负他。姚刚从来没见过周冰喝多酒发酒疯,也没听说他与邻里朋友打过架。亲戚和朋友一致的说法是,除了打小孩这一点,周冰是个挺好的人。
现在,周冰殴打自己亲生儿子的真正原因,大概只有周冰自己才能说清楚。
小健是否可以不死?
小健的死经媒体报道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议论,在声讨小健父亲的声音之外,一些人质疑,如果相关部门及早干预,小健是否可以不死?
上海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傅平律师介绍说,对于儿童遭受家庭成员虐待且情节恶劣的(但尚未造成儿童重伤、死亡),中国的刑法目前实行的还是“不告不理”原则。也就是说,必须要被害人或法律规定的主体触发这个机制后,人民法院才能够对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刑事追究。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时,亦可由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告诉。
只有在虐待行为造成儿童重伤或死亡时,刑法上才作为公诉案件纳入刑事司法程序予以处理,但此时,往往悲剧已经上演,而逝去的生命也已无法挽回。
事实上,小健被父亲殴打的情况,有过唯一的一次举报。大约一个多月以前,小健曾经的养父大舅舅汪中贵,到小健家,看到小健身上有明显被殴打的伤痕。汪中贵立即跑到距离小健家大约几十米远的吴淞派出所南杨家宅警务室报警。根据亲戚们回忆,当晚,几名警察到小健家,对周冰进行说服教育后离开。
记者到警务室了解情况,当时当班的警察不在,一位工作人员称不知情,并告诉记者,这个警务室没有权力直接处理治安案件,他们的功能是帮助报案人向110报案,以及协助110警察的工作。
关于之前小健被送到幼儿园,老师发现伤痕拒绝接收小健的说法,小健的大舅舅没有证实,他说,未能进入幼儿园的原因,是户口问题。
除了公安系统,傅平律师认为,中国还有一套社区系统,如果社区系统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家庭中的虐待、暴力也可以被及时发现,并启动干预的机制。但目前看起来,在如“城中村”这样人员复杂的社区,我们的社区网络的能力显然还很薄弱。
从小健家居住的棚户小院乘坐公交车,只要4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市中心人民广场,上海城市在不断扩大,之前偏远的吴淞一带,如今也已经城市化。只不过,地理的距离并不能说明这个棚户小院与上海之间真正的距离,“城中村”的生活事实上与上海的关联非常有限。
小健母亲家族中最早来上海谋生的汪先生,是家族中最有见识的人,他告诉记者,他的生意是回收工厂里的废旧资源,与上海人接触的机会就是从他们手里收购资源。而他家族里其他在上海的务工者,几乎没有机会与本地人打交道,除了出外谋生,交际圈子是老乡和工友,活动范围就是这个棚户小院。可以说,小健一家生活在这样一个近乎独立的社区里,城市的文明和关爱,离他有点远。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的管理,在很多城市都是一个沉重的难题。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和他们比较戒备的态度,都给城市社区网络与他们的沟通带来困难。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的社工们,长期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同济村服务,社工郑俨告诉记者,这些外来人口每天早出晚归谋生,没有时间和精力与社区沟通,而且他们普遍有防备心理,不容易信任本地人。郑俨介绍说,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先服务他们,培训他们技能,帮他们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在取得信任以后,如果他们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就会找社工寻求帮助。
在小健被殴打死亡的事件中,人们发现,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没有部门有效地阻止周冰对小健的虐待。这个残酷的现实,让许多人想起电影《刮痧》中描述的美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并主张中国也该建立这种强制性地取消家长监护权的制度。电影《刮痧》中,一家中国移民,因为爷爷为孙子刮痧留下痕迹,被人举报虐待儿童,美国政府部门强行带走小孩并将小孩的父母爷爷告上法庭。
主张效仿美国的意见乐观地设想,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强制干预制度,小健父母早就被取消监护权,小健也就不会遭到最终的厄运。但傅平律师认为,美国的制度不适合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移植这种制度并不能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问题。
“不要忘了,《刮痧》要表现的,是美国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如果把这个制度移植到中国,类似的冲突会更多。”傅平表示,管教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如果轻易判定父母虐待孩子,必然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而且,父母虐待孩子,在中国毕竟是反常而稀少的事件,完全可以个案处理,没有必要建立强制干预的制度。
上海浦东阳光慈善救助社,与浦东新区妇联合作,为家庭暴力中受害的妇女提供暂时的庇护。负责人刘芳均表示,如果要建立儿童受害者的庇护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与心智成熟的成人相比,儿童受到的伤害后,心理、生理各个方面需要的照顾更多,需要专业的心理医生、幼儿看护人员,对庇护机构的要求要高很多。”她认为,建立强制干预的儿童庇护机构,短期内实现起来还比较困难。
由于生活境遇、受教育水平等等原因,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家庭暴力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眉华认为,对于这些社区,更应该主动地进行预防,预防的办法是提前教育和矫正。而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城市做得还远远不够。朱眉华介绍,这次小健的不幸,也提出一个课题——怎样发现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受害者,最近将有一个对医生、教师、社工的培训活动,教会这些人如何辨识儿童身上的伤痕,以便发现儿童可能受到家庭暴力的情况,并及早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