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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徽因学贯中西,她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教婚姻观、儒家的生命本体观、诗画意境创作手法也渗入到林徽因的灵魂中。中西两方面的精神资源在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相互碰撞并融合。本文旨在通过唯美的浪漫与超脱的性灵、含蓄的象征与诗画的意境、先锋的现代技巧与传统的叙事技巧、西方的现代思潮与东方的文人情怀这四个方面的对比阐述,对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受到的中西精神资源进行梳理和分析。
关键词: 林徽因 中西精神资源 影响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1]
——梁从诫
林徽因是20世纪上半叶深受新月诗派影响的著名诗人,京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同时也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林徽因出生在有一定民主气氛的家庭,追求宪政的父亲对她影响甚深,12岁便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20年父亲林长民携林徽因游历欧洲,这年9月林徽因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St.Mary’s College学习。在伦敦,林徽因结识了徐志摩,在理想、信念、文学、气质等方面深受其影响。而作为建筑家的林徽因,则是在游历欧洲期间受房东女建筑师影响而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文学的视域之外开拓了其他门类艺术上的造诣。
一、唯美的浪漫与超脱的性灵
文学创作伊始,林徽因与“新月派”诗人保持着联系,因而她的诗歌创作明显带有“新月派”的印记,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感召。在她的笔下,平常的花草树木、天光云影,无不具有美的形态和情韵。诗人笔下的自然是一个纤弱、灵巧、幽微的静谧世界,到处流露出宁静和谐的气氛。在这个由自然构成的诗歌世界中,诗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风景描绘者,借助自然她抒发了自己对于美的体悟:《雨后天》,她直抒胸臆“我爱这雨后天这平原的青草一片”;《给秋天》里,表现了对秋天来去匆匆的无限留恋和惋惜;《对残枝》里,对梅花残落的枝条表示深深的怜爱;在《十一月的小村》里,把山村的浓雾、茅屋、牧童描绘得极富田园诗意。不仅是自然,女性在林徽因笔下也具有独特的韵致,在诗作《笑》中,林徽因抓住女性美的特征——眼睛、口唇、唇边的笑涡、卷发,用“艳丽同露珠”“轻软同花影”等比喻,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女性美丽的容颜。通过丰富、新奇的想象,诗人用“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风的轻歌”,“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来形容“笑”的甜美、柔媚、温婉,艺术地再现了少女美的面容笑影,风姿神韵。
同时,林徽因追求的“美”也表现为一种对古朴、清远、静幽的情趣的向往与追求。中国文化之中的一脉讲究除去胸中粘滞,虚心纳物、澄心静虚,去妙悟参会人生,从而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从庄禅的遁逸哲学到公安竟陵派的“独抒性灵”,从林语堂的“会心之顷”到周作人的“隐逸”,莫不如此。林徽因的作品融入对大自然的赞美的同时,体现了天地万物莫不相通的生命哲思。林徽因对生命的存在和逝去保持着超然、达观的“至乐”态度,与庄子“齐生死,等物我”观念不谋而合。《一首桃花》中桃花“凝露的娇艳”,“柔匀的吐息”,“生姿的顾盼”,人与自然水乳交融;《中夜钟声》和《山中一个夏夜》中轻重缓急的“钟声”,虫鸣交错的静寂夜晚,寂寞心境借物言说;《古城春景》、《昆明即景》等诗篇中的景物和人的活动融于一体;小说《模影零篇》中的钟绿和绣绣也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纯净的自然景致下“出走”,生的超脱,死的坦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林徽因的审美追求的最佳归宿是归真返静,这既顺应自然造化的发展过程,完成了人与自然彻底融和;也是调和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平凡之间矛盾最佳方式。
二、西方的现代思潮与东方的文人情怀
林徽因在伦敦游学期间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有过直接碰撞,相较于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闺秀作家,林徽因的心态更加开豁,思想更为新潮。首先,林徽因的生命哲学以个体生命为本位,尤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命运遭际,她的几个短篇如《文珍》、《绣绣》和《吉公》都是关注边缘个体的生存境遇的,这并非由于作家视野狭窄,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中对“个”的存在的忽视的一次纠正。其次,在二三十年代封建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重的中国,林徽因却对于爱情的情状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在《仍然》中是热烈的讴歌和赞美,在《深夜里听到乐声》中是失恋后的哀愁和怅惘,在《情愿》中是时过境迁后的洒脱和豁达。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一大批作家追求个体的解放,也包括性的解放。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窘》书写一个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的窘困的性心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人生联想和感悟,传递出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理解,性在林徽因的笔下具有了浓浓的人情味,既是展示个体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成为挖掘和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重要支点。
虽以西方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林徽因的目光中却不可避免地透出中国传统的文人情怀。林徽因曾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儒家的“仁爱”与“入世”思想与悲天悯人、忧时伤世的精神姿态深深扎根在林徽因的思想土壤中,她打开窗子,走出闺阁,诗作和小说关注生活在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体现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与祖国共患难的决心是林徽因对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承续,当自己面临贫病交加的窘迫状况时,她坚定地拒绝了身在美国的费慰梅夫妇的避难邀约。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陷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具有高度人性关怀的林徽因自然对此怀有无限的感触,诗作《哭三弟恒》虽为悼念在空战中为国捐躯的三弟林恒而作,但诗人并不仅限于地倾诉个人哀情,而是推及对千万烈士崇高精神的赞颂。
三、含蓄的象征与诗画的意境
林徽因登上诗坛时,“新月派”显示出向现代派象征技法过渡的倾向。西方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认为诗人要表达自己的情绪,上乘的方法便是为这情绪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即“意象”,通过象征性极强的意象烘托气氛,暗示诗人的精神世界。林徽因的诗歌创作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如《前后》的首段诗节以往返过渡的船、桥上络绎不绝的足迹、晨昏的交替三个意象,象征时间更迭与延续的绵长不断,第二节道明一味沉湎于过去的历史则看不清前路的方向,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使这首哲理诗具有多义性与暗示性。“通感”是象征主义者另一常用的表现手段,在象征主义者眼里,“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力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笑》中,诗人时而比喻,时而通感,变本体的“笑”为喻体的“水的映影,风的轻歌”,“云的留痕,浪的柔波”,听觉的“笑”,在可见的水、云、浪和可感的风的烘托下更加立体可感。
同时,在创作带有西方现代感的诗歌时,林徽因还是无意识地把古典文学的传统因子融入了创作中。中国古典诗歌的象征意蕴主要是通过具有近似表征的物象比拟——比兴手法而获得的,被比事物或情感与比喻事物经常同时出现。如《山中一个夏夜》,将深夜对山的灯比喻成“夜的眼”,风的轻柔比喻成“蹑着脚”走路,流水声像“石头的心,石头的口在唱”,将山谷夏夜静谧空幽、平和清灵的氛围及作者宁静淡泊的心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再如《记忆》,作者将它喻为“断续的曲子”、夜空“一天的星”、梗茎上“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沉在水底”的“倒影”,把握住了本体与喻体的契合点,将抽象的东西描绘得清晰可感。此外,林徽因的许多诗歌所刻画的意境,都饱含着深厚悠长的古典韵味,如“当时黄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话,相信! 那三两句长短,星子般仍挂秋风里不变”(《山中》),这样的诗句极易让人联想起辛弃疾《清平乐》中有关“明月”“清风”“说丰年”和“七八个星”的描写,诗人对古典诗词意境的巧妙化用,使得整首诗传达出浓厚的古典意蕴。
四、先锋的现代技巧与传统的叙事技巧
在中国小说现代性发展历程中,林徽因的创作虽然不多,却是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首先是横断面特写法。林徽因没有拘泥于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她的六篇小说全部采取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的“横切面”写法,如《九十九度中》叙写发生在某一高温天气中的五个故事;《窘》截取某一个暑假的几天时间中维杉对豆蔻少女芝产生的微妙的性心理变化。其次是镜头组接法。《九十九度中》包含了14个情节片断,讲述了北平炎热的一天中4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林徽因在小说中用了好几种技巧来组织场景的转换:主题的相关,第二部分是以挑夫渴望喝到冰凉的酸梅汤结束而第三部分以拉车夫的口渴开始,炎热夏天口渴的主题在这里起了过渡串线的作用;人物位置上的接近,第三部分写喜燕堂门口车夫杨三与王康的打架连带引出第四部分喜燕堂中阿淑的喜事;人物心理的联系,第四部分写阿淑对被摆布的婚姻不满,心里幻想着心仪的九哥的关心,而第五片断则引出逸九怀念着死去的琼又忽然记起瘦小、不爱说话的阿淑。再次是意识流技法的运用。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窘》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开掘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和性心理。作者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试图从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层面来揭示人性中“性欲”被压抑所带来的尴尬。维杉在朋友少朗家第一次看到初成少女的芝时,潜意识里产生了性的冲动,北海公园,维杉看到穿着短裙、露着微红肉色的两条腿的芝,不禁拉住她的手,这时“本我”冲出了“超我”的束缚。
同时,古典文学底蕴深厚的林徽因也熟练地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手法。《九十九度中》看似结构松散,但时间上写溽暑的一天,空间上始终没有离开北平,并采用了首尾圆合的结构,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形散神聚。此外,林徽因写人物的性心理波动不像现代派作家用梦幻或心理分析加以表现,而用形体的描绘、色彩的象征,去触动、掀起人物内心性爱意识的流动。比如写维杉眼中的芝“是晕红的肉色从湿的软白纱里透露出来”,“微红的肉色和葱绿的衣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借鉴意识流手法时,林徽因始终没有放弃人的情感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契合这一纬度,所以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时没有突破到潜意识非理性的层次,她的现代性是中国式的,保留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旨趣,这是真正的吸收后的创造。
林徽因以开阔的西方之眼回望东方,以深沉的东方之魂感悟西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建筑史均洒下浓墨重彩。她是杰出的建筑家,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先驱;她是“新月圣手”,诗作璀璨;她是“京派灵魂”,小说先锋。她深受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教婚姻观、儒家的生命本体观、道家的超脱遁逸、诗画意境文学创作也渗入到林徽因的灵魂中。中西两方面的精神资源在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相互碰撞并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诗作和小说。
参考文献:
[1]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陈钟英,陈宇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 林徽因 中西精神资源 影响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1]
——梁从诫
林徽因是20世纪上半叶深受新月诗派影响的著名诗人,京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同时也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林徽因出生在有一定民主气氛的家庭,追求宪政的父亲对她影响甚深,12岁便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20年父亲林长民携林徽因游历欧洲,这年9月林徽因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St.Mary’s College学习。在伦敦,林徽因结识了徐志摩,在理想、信念、文学、气质等方面深受其影响。而作为建筑家的林徽因,则是在游历欧洲期间受房东女建筑师影响而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文学的视域之外开拓了其他门类艺术上的造诣。
一、唯美的浪漫与超脱的性灵
文学创作伊始,林徽因与“新月派”诗人保持着联系,因而她的诗歌创作明显带有“新月派”的印记,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感召。在她的笔下,平常的花草树木、天光云影,无不具有美的形态和情韵。诗人笔下的自然是一个纤弱、灵巧、幽微的静谧世界,到处流露出宁静和谐的气氛。在这个由自然构成的诗歌世界中,诗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风景描绘者,借助自然她抒发了自己对于美的体悟:《雨后天》,她直抒胸臆“我爱这雨后天这平原的青草一片”;《给秋天》里,表现了对秋天来去匆匆的无限留恋和惋惜;《对残枝》里,对梅花残落的枝条表示深深的怜爱;在《十一月的小村》里,把山村的浓雾、茅屋、牧童描绘得极富田园诗意。不仅是自然,女性在林徽因笔下也具有独特的韵致,在诗作《笑》中,林徽因抓住女性美的特征——眼睛、口唇、唇边的笑涡、卷发,用“艳丽同露珠”“轻软同花影”等比喻,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女性美丽的容颜。通过丰富、新奇的想象,诗人用“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风的轻歌”,“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来形容“笑”的甜美、柔媚、温婉,艺术地再现了少女美的面容笑影,风姿神韵。
同时,林徽因追求的“美”也表现为一种对古朴、清远、静幽的情趣的向往与追求。中国文化之中的一脉讲究除去胸中粘滞,虚心纳物、澄心静虚,去妙悟参会人生,从而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从庄禅的遁逸哲学到公安竟陵派的“独抒性灵”,从林语堂的“会心之顷”到周作人的“隐逸”,莫不如此。林徽因的作品融入对大自然的赞美的同时,体现了天地万物莫不相通的生命哲思。林徽因对生命的存在和逝去保持着超然、达观的“至乐”态度,与庄子“齐生死,等物我”观念不谋而合。《一首桃花》中桃花“凝露的娇艳”,“柔匀的吐息”,“生姿的顾盼”,人与自然水乳交融;《中夜钟声》和《山中一个夏夜》中轻重缓急的“钟声”,虫鸣交错的静寂夜晚,寂寞心境借物言说;《古城春景》、《昆明即景》等诗篇中的景物和人的活动融于一体;小说《模影零篇》中的钟绿和绣绣也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纯净的自然景致下“出走”,生的超脱,死的坦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林徽因的审美追求的最佳归宿是归真返静,这既顺应自然造化的发展过程,完成了人与自然彻底融和;也是调和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平凡之间矛盾最佳方式。
二、西方的现代思潮与东方的文人情怀
林徽因在伦敦游学期间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有过直接碰撞,相较于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闺秀作家,林徽因的心态更加开豁,思想更为新潮。首先,林徽因的生命哲学以个体生命为本位,尤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命运遭际,她的几个短篇如《文珍》、《绣绣》和《吉公》都是关注边缘个体的生存境遇的,这并非由于作家视野狭窄,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中对“个”的存在的忽视的一次纠正。其次,在二三十年代封建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重的中国,林徽因却对于爱情的情状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在《仍然》中是热烈的讴歌和赞美,在《深夜里听到乐声》中是失恋后的哀愁和怅惘,在《情愿》中是时过境迁后的洒脱和豁达。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一大批作家追求个体的解放,也包括性的解放。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窘》书写一个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的窘困的性心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人生联想和感悟,传递出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理解,性在林徽因的笔下具有了浓浓的人情味,既是展示个体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成为挖掘和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重要支点。
虽以西方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林徽因的目光中却不可避免地透出中国传统的文人情怀。林徽因曾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儒家的“仁爱”与“入世”思想与悲天悯人、忧时伤世的精神姿态深深扎根在林徽因的思想土壤中,她打开窗子,走出闺阁,诗作和小说关注生活在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体现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与祖国共患难的决心是林徽因对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承续,当自己面临贫病交加的窘迫状况时,她坚定地拒绝了身在美国的费慰梅夫妇的避难邀约。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陷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具有高度人性关怀的林徽因自然对此怀有无限的感触,诗作《哭三弟恒》虽为悼念在空战中为国捐躯的三弟林恒而作,但诗人并不仅限于地倾诉个人哀情,而是推及对千万烈士崇高精神的赞颂。
三、含蓄的象征与诗画的意境
林徽因登上诗坛时,“新月派”显示出向现代派象征技法过渡的倾向。西方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认为诗人要表达自己的情绪,上乘的方法便是为这情绪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即“意象”,通过象征性极强的意象烘托气氛,暗示诗人的精神世界。林徽因的诗歌创作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如《前后》的首段诗节以往返过渡的船、桥上络绎不绝的足迹、晨昏的交替三个意象,象征时间更迭与延续的绵长不断,第二节道明一味沉湎于过去的历史则看不清前路的方向,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使这首哲理诗具有多义性与暗示性。“通感”是象征主义者另一常用的表现手段,在象征主义者眼里,“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力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笑》中,诗人时而比喻,时而通感,变本体的“笑”为喻体的“水的映影,风的轻歌”,“云的留痕,浪的柔波”,听觉的“笑”,在可见的水、云、浪和可感的风的烘托下更加立体可感。
同时,在创作带有西方现代感的诗歌时,林徽因还是无意识地把古典文学的传统因子融入了创作中。中国古典诗歌的象征意蕴主要是通过具有近似表征的物象比拟——比兴手法而获得的,被比事物或情感与比喻事物经常同时出现。如《山中一个夏夜》,将深夜对山的灯比喻成“夜的眼”,风的轻柔比喻成“蹑着脚”走路,流水声像“石头的心,石头的口在唱”,将山谷夏夜静谧空幽、平和清灵的氛围及作者宁静淡泊的心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再如《记忆》,作者将它喻为“断续的曲子”、夜空“一天的星”、梗茎上“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沉在水底”的“倒影”,把握住了本体与喻体的契合点,将抽象的东西描绘得清晰可感。此外,林徽因的许多诗歌所刻画的意境,都饱含着深厚悠长的古典韵味,如“当时黄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话,相信! 那三两句长短,星子般仍挂秋风里不变”(《山中》),这样的诗句极易让人联想起辛弃疾《清平乐》中有关“明月”“清风”“说丰年”和“七八个星”的描写,诗人对古典诗词意境的巧妙化用,使得整首诗传达出浓厚的古典意蕴。
四、先锋的现代技巧与传统的叙事技巧
在中国小说现代性发展历程中,林徽因的创作虽然不多,却是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首先是横断面特写法。林徽因没有拘泥于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她的六篇小说全部采取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的“横切面”写法,如《九十九度中》叙写发生在某一高温天气中的五个故事;《窘》截取某一个暑假的几天时间中维杉对豆蔻少女芝产生的微妙的性心理变化。其次是镜头组接法。《九十九度中》包含了14个情节片断,讲述了北平炎热的一天中4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林徽因在小说中用了好几种技巧来组织场景的转换:主题的相关,第二部分是以挑夫渴望喝到冰凉的酸梅汤结束而第三部分以拉车夫的口渴开始,炎热夏天口渴的主题在这里起了过渡串线的作用;人物位置上的接近,第三部分写喜燕堂门口车夫杨三与王康的打架连带引出第四部分喜燕堂中阿淑的喜事;人物心理的联系,第四部分写阿淑对被摆布的婚姻不满,心里幻想着心仪的九哥的关心,而第五片断则引出逸九怀念着死去的琼又忽然记起瘦小、不爱说话的阿淑。再次是意识流技法的运用。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窘》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开掘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和性心理。作者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试图从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层面来揭示人性中“性欲”被压抑所带来的尴尬。维杉在朋友少朗家第一次看到初成少女的芝时,潜意识里产生了性的冲动,北海公园,维杉看到穿着短裙、露着微红肉色的两条腿的芝,不禁拉住她的手,这时“本我”冲出了“超我”的束缚。
同时,古典文学底蕴深厚的林徽因也熟练地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手法。《九十九度中》看似结构松散,但时间上写溽暑的一天,空间上始终没有离开北平,并采用了首尾圆合的结构,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形散神聚。此外,林徽因写人物的性心理波动不像现代派作家用梦幻或心理分析加以表现,而用形体的描绘、色彩的象征,去触动、掀起人物内心性爱意识的流动。比如写维杉眼中的芝“是晕红的肉色从湿的软白纱里透露出来”,“微红的肉色和葱绿的衣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借鉴意识流手法时,林徽因始终没有放弃人的情感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契合这一纬度,所以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时没有突破到潜意识非理性的层次,她的现代性是中国式的,保留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旨趣,这是真正的吸收后的创造。
林徽因以开阔的西方之眼回望东方,以深沉的东方之魂感悟西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建筑史均洒下浓墨重彩。她是杰出的建筑家,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先驱;她是“新月圣手”,诗作璀璨;她是“京派灵魂”,小说先锋。她深受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教婚姻观、儒家的生命本体观、道家的超脱遁逸、诗画意境文学创作也渗入到林徽因的灵魂中。中西两方面的精神资源在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相互碰撞并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诗作和小说。
参考文献:
[1]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陈钟英,陈宇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