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李敦白——一个来自美国南卡州查尔斯顿市的男孩，无意间来到中国，为着革命的理想他留了下来，一呆就是35年。如他所说：“我一直被无法熄灭的欲望驱使着，要去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馈赠与责任。”
　　赤色革命，自由理想
　　最初被派到中国来，李敦白只是想着战争结束后能够马上回国，但两件事改变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第一件是他在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的中文专员时接手的一个案子——“黄包车夫李瑞山案”。黄包车夫李瑞山因幼女李木仙被美军卡车碾死向美国政府索赔，赔偿金远低于一匹马的价格，但李瑞山却自觉地把赔偿金分给每个促成索赔的官员，包括撞死他女儿的外国军人的同僚。生活悲惨的老百姓已经麻木甚至习惯了官僚的压榨。
　　第二件是他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观察员在湖南视察时的所见所闻。那里饿殍遍野，饥民成千上万，而周围却暗藏着堆满米的粮仓。那些囤粮的地方官、军阀私吞救济粮又转手倒卖，还装模作样捐出一点粮食、虚伪地宣扬自己的“善举”。
　　令他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代表着工农阶级的利益，是为全中国人民的意愿而战斗的。当他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观察员的身份出现在解放区——大别山区时，他见到了共产党人齐心协力，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见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得到群众的拥护，因为他们拿起武器是为了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保卫民族国家的利益。他看不到腐败，看不到压迫，他们代表着中国光明的前途。
　　1946年10月他如愿以偿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延安，担任新华通讯社英文广播组的顾问，帮助组员润色、修改翻译成英文的新闻稿，他严格把关，力求清晰正确地传达政治信息。此时，他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并获得党中央五位书记的一致认可，甚至连观察期也不需要就被直接批准入党。作为唯一的美国籍党员，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分子。
　　然而，1949年他被误认为美国间谍而身陷监狱。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他决定相信党，等待公正的判断。6年后他获得平反。
　　牢狱之苦让他对党、对中国革命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认识。他急切地想向党证明自己的忠诚。一方面是因为他害怕再度被当作美国间谍、成为中国革命的污点，遭到组织的怀疑而坐牢；另一方面也因为党的关怀备至使得他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烈。他要向组织证明：他渴望和党一起把中国变得更美好。
　　“比红更红”，误入歧途
　　1958年“大跃进”结束后，他被借调到毛选翻译小组，这使他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毛泽东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更新更好更自由的世界，强调独立自主，主张为真理奋斗，不盲从。这和他把效忠共产党视为唯一目标、把党的任何行为和言论奉为圭臬截然不同。于是，他内心深处长久压抑着的异端思想挣脱出来，他拒绝参加单位的“四清运动”，大胆挑战党的权威。可他又恐惧不安——他无法怀疑自己的信仰，又害怕叛逆反抗会让他重新陷入不平安的境地。
　　1967年，当“造反有理”的声音从党报发出，他觉得，被僵化的官僚体制挡住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中国的新革命运动已经展开，曾经束缚了他的党现在解放了他，受压抑的民主和自由被解放了，他要“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奋斗”。他把选自己的领导、建自己的组织、贴自己的大字报、印自己的报纸视为被解放的自由，把“文革”的指导纲领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宣言相提并论，认为“文革”才是真正的革命，是为人权抗争、使人民不再被独断专行的领导压迫的战斗。他为自己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
　　不久，派别之争使李敦白成了异己分子。他被调出广播事业局，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在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合照中抹掉了他，攻击他的大字报开始出现。1968年2月，他因“特务”罪、参加“现行反革命活动”而第二次入狱。
　　晚年的李敦白
　　“文革”结束后，1980年李敦白带着中国妻子和孩子离开中国，但他从未背离这片国土。他早已习惯中国的文化，也深深地认可支持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美国他一直保留着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因为中国是他的故乡。他也一直乐于充当中美沟通合作的桥梁，把中国的发展信息带给美国人民，又把美国的商业集团和文化人士带进中国。晚年他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英特尔、微软都相继成为他的客户。
　　对于美国来说，李敦白并非名流。尽管很多美国人关注他，但更多地是对他的传奇经历感兴趣，未必真正了解李敦白和他的中国革命情结。
　　晚年他和阿曼达·贝内特一起审阅了上千页的草稿，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合著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其中文版也在他85岁（2006年）面世。今年10月，反映李敦白生平的自传体纪录片《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开始在全美大规模巡映，他也想通过这个纪录片告诉更多的美国人，他要给世界留下些什么，并以此作为实现理想的另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