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沒有中心，没有路，没有线。在大片地方，大家都以为那里有个什么人，其实什么人也没有。” 杜拉斯在其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情人》中如是说。杜拉斯是一个如谜一样的女人，关于她的很多事至今还是个谜，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虽斯人已去，但至今热度不减。几乎每年都会有她的传记出版。在法国，她向来饱受争议，对她的讽刺、攻击、谩骂从未停止过。
　　人们或从其小说窥探杜拉斯，或从她的传记中了解生平。而关于她的访谈也不少，相比从作品窥探其人，看看访谈则更直接一些。
　　《杜拉斯谈杜拉斯》是由意大利人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对杜拉斯的访谈而成的一本书。为能给《新闻报》采访到杜拉斯，莉奥波迪娜与杜拉斯交涉甚久，然而一直吃闭门羹。直到有一天下午，莉奥波迪娜跟她提起英格·费尔特内利是其好友。杜拉斯不吭声了半晌，才终于回一句“叫她马上打电话给我”。莉奥波迪娜求英格立即跟杜拉斯联络。半小时后，莉奥波迪娜就跟杜拉斯约好了。
　　这本书从杜拉斯喃喃絮语的异乡童年，到她高声独白的创作生涯，从写作、爱情再到日常生活，晚年的杜拉斯谈论着自己一生的故事，却又留下无数悬而未决的想象。从西贡到巴黎，从女儿、妻子、母亲和情人的数重性别身份，再到写作、导演、编剧和戏剧之间的艺术跨界……杜拉斯自如游走于身份与疆域、真相与言说之间，她创造了张力，找到了让时间与万物在她的国度之中悬停的方式。
　　关于杜拉斯的中国情人，《杜拉斯谈杜拉斯》一书是这样披露的——杜拉斯说：这么些年，这么多往事，我八成撒过谎。当时母亲还活着，我不希望她发现某些事。然后，有一天，她过世了，剩我一个人，我就想：现在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呢？《情人》里的每件事都是真的：服装、我母亲的愤怒、她让我们咽下去的淡而无味的食物、中国情人的豪华房车。莉奥波迪娜接着问：就连他给你钱也是真的？杜拉斯答道：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找个亿万富翁，把他送给我家。他送我礼物，我们搭车兜风，他还请我们全家上西贡最贵的餐厅。席间，没有人跟他讲半句话，殖民地的白人有点种族歧视，我家人说他们讨厌他。
　　《情人》显然是杜拉斯最畅销的一部书，可是并非有多少人能够读懂。我就觉得那本书过于纷乱、晦涩。杜拉斯说她将自己的童年流放进去了，而且它毫无规则可言。一连串彼此没有关联的片断，她找到了也放弃了的片断，但她不曾在此停留，既没有宣告它们的到来，也没有帮它们做出结论。有人对她说过：爱，是保证成功的主题。可她写《情人》时想的并不是爱。
　　不过，杜拉斯的话语有时又是矛盾的，一会说《情人》是写向未来的开放式的，一会又说是在讲故事。我就始终不信服《情人》里面的主人公“我”，“我”的性格那么忧郁，思想那么深刻，完全不是一个十五六岁孩子应有的状态。与其说那是杜拉斯的童年，还不如说是她写作时的“我”。
　　你认为爱是什么？杜拉斯说：我一直都觉得爱是由三者所构成：欲望从一方流转至另一方，这时候，得有一只注视着的眼睛。她又说：爱只会存在片刻，随后便四散纷飞，消散于实际上不可能改变生命进程的不可能性中。杜拉斯的思维跳跃幅度很大，有时的回答有些故作姿态，但总的来说，她够坦率，不遮遮掩掩，不欲说还休。杜拉斯说：文学在于表现禁忌。说出一般人通常不会说的话。文学就得引人非议，因为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得跟风险、跟冒险有关。不怪有人说杜拉斯是一个精彩的灵魂，是个永远可以让人仰望而不敢靠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