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和学科化诉求下民国新闻教育机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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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民国时期新闻教育的诞生和发展是基于职业培训基础上的。在对新闻教育机构的定位和分类时,从职业导向和学科导向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此时的新闻教育不仅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也寻求新闻教育的学科性和职业化。在这种诉求下,中国新闻教育逐步发展起来,它的产生是新闻学学科的形成和新闻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新闻教育机构;职业化;学科化;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 G210 .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21)09-0143-04
   我国的新闻教育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行业教育的萌生和发展,必然是在这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 “ 就一般学术史来说,一种学术的发达,总在其对象发展到相当时期以后 ”   [1] ,新闻教育也不例外。民国初年以来,报业已经 “ 由政论本位(以宣传维新或革命为主)到新闻本位(以新闻为主,已渐商品化),报界已渐走上托拉斯化的道上,报界已有大集团的形成 ”   [1] 。报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新闻记者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因而催生了新闻教育。除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为基础之外,西方新闻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密苏里教育模式的传入,以及律师、医生等社会行业的职业化,都推动了新闻教育的发展。然而,多种因素催生之下初生的新闻教育,对自身的定位、发展模式、未来前景并不明确,尤其是如何摆脱和继承传统的报馆内部师徒相授模式、如何快速建立符合学科特征的培养模式,以及如何在现代科学的框架下建构一个学科的教育模式,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基于不同时期培养目标下新闻教育培养模式的分类与讨论
  中国新闻教育的发轫,始于1918年徐宝璜先生于北京大学创立的新闻学研究会。关于新闻教育的思考和讨论,远远早于新闻教育机构出现之前。直至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力的新闻教育机构出现,这种讨论和争议才渐成规模。讨论涉及的维度非常多,其中,关于教育模式的讨论,是新闻教育初生阶段非常重要的学理思考和实践总结。新闻教育的模式与培养目标、学科属性是直接勾连的。因此,新闻教育发展尚在稚嫩之时,新闻学人就开始不断地探讨和总结新闻教育机构的分类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新闻教育执行主体的分类也有不同。
   较早的有谢六逸对新闻教育模式的两种分法。第一种为综合类高校中开设新闻学的课程,即在初高级中学及职业学校中,设新闻学的学科(Journalism Course),并指导学生为学校办 “ 学校新闻 ” ,即办刊物校报以增强实践;第二种就是指专科类的院校,应该开办新闻学系(School of Journalism),为本国报馆 培植人才  [2] 。这两种分法的提出都是在1930年,当时除了圣约翰大学新闻学系、燕京大学新闻系等教会新闻教育机构之外,平民大学新闻系、国民大学新闻学部等其它类型的新闻教育模式都在萌芽阶段,整体新闻教育的定位、走向、规模都尚在探索时期。因此这种分法比较含糊,论述也不甚清晰。1936年,燕京大学新闻教育开办12年之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系主任刘豁轩,基于燕京大学的办学经验,开始从培养目标的角度,再次论述新闻教育的分类,其将新闻教育分为 “ 普通的新闻教育 ” 和 “ 专门的新闻教育 ” 两种。前者认为文科类的学生 “ 都应该读一门新闻学原理或新闻学概论一类的课程 ”   [3] ,即普通综合类高校的学生,尤其是人文学科类别的,应当把新闻学作为修习的重要选择,把新闻素养、新闻知识视为常识来学习;而后者是指专门的、职业的新闻教育,即通过系统的课程,培养学生的新闻学学理知识、采写编评的技巧和开展报业实践的能力。作者列举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的、职业的新闻教育,认为这种专业的新闻教育是推动 “ 新闻事业较比寻常的职业像是多点东西,它是一种学术 ”   [4,5] 的重要因素。这两种分类方法既是基于新闻教育培养目标,也与新闻教育机构诞生之初的条件不成熟有关。当时的新闻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职业的新闻记者以及报业中的领军人才,但是专门的新闻教育机构非常少,因此新闻教育者们寄希望于在综合类院校中开辟新闻学系,或者将新闻学作为其它专业的辅修科目,以扩大青年人的新闻素养,从而提升新闻记者的数量和质量。
   1947年,在新闻教育机构经历了30余年探索的基础上,陈锡余提出了三种分法  [6] 。第一类是四年制的大學新闻学系,即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系、燕京大学新闻系等,这一类就是我们理解的现代概念的新闻教育的主体;第二类是新闻专科学校,如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这一类是专门培养新闻人才的专科院校;第三类是函授补习性质的机构,如上海文化函授学院、香港持恒函授学院等。这种分法加入了函授补习的部分,相对全面地对当时的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总结和梳理,也基本展现了当时新闻教育机构的全貌。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新闻教育机构的种类划分,首先,是基于初生的新闻教育旺盛的生命力,多元多样的新闻教育机构迅速发展;其次,是西方模式主导下中国新闻教育自我探索的结果,在效仿西方的密苏里模式开办新闻教育之后,中国新闻界发现这种模式存在教学内容和实际需求较难对接,培养周期过长,培养对象数量不足等问题,中国新闻学界很快探索出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和方法。
   二、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探索中职业性和学科性的凸显
   中国新闻教育的探索,最明显的路径就是报业利用自身的实力,直接参与到新闻教育中。 “ 除去若干大学所附设之新闻学系之外,我们还知道有许多新闻教育机关是由报社或通讯社直接主办或联合办的……其实有许多大学所附设的新闻学系,直接或间接还是与报社或通讯社有关系的。报社或通讯社为什么直接或间接来主办新闻教育机关,我们有理由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事业之进步,逐渐走向科学化近代化的道路 ”   [7] 。这种探索使得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新闻职业院校和函授教育机构。短期培训的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中国的新闻教育,尤其是后来的抗战时期,这种短期的、速成的、有针对性的培养模式,特别适合抗战时期的人才需求,以及战时不稳定的教育环境。    (一)对新闻教育职业性的认可和论述
  “ 自来轻视新闻教育的人们,总以为新闻教育,其目的只是训练一些技术的人才,是职业教育的一种,没有什么高深学理的研究,不能成为一个学术上独立研究的部门 ”   [8] 。 “ 其实新闻教育,一方面固然是职业教育的一种,另一方面何尝不含有高深学理的研究,尤其是号称民本主义的国家,新闻教育更有提倡的必要 ”   [8] 。在这些论述中,学者们一方面否认新闻教育仅仅能实现职业技能的培训,认为新闻学与法律、经济等其它人文社科类学科一样,有自身的理论架构和学科价值;另一方面缘于新闻业的特殊性,他们又承认新闻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 “ 现在已有许多教育家,把法律、政治、经济,甚至陆海空军事学科,都认为是职业教育,那么即使认定新闻教育只是职业教育的一种,也不应该有任何被人轻视的理由 ”   [8] ,突出新闻教育的职业性和专业性,认为在实际的操作中理论性和实用性、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可以兼顾, “ 其在职业上的训练和职业上的教育,都能顾到 ”   [9] 。
   (二)新闻机构直接参与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教育兴起
  在早期大多数的论述中,并没有严格地将院校新闻教育与职业新闻教育区分开,并且大多数语境下是把新闻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大概念来论述的,认为新闻教育是一种职业性的,院校开办新闻学院、新闻学系,专科性的新闻学校都是新闻职业教育。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形式,即专科性质的新闻职业学校。以中国新闻学专门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为代表, “ 比如四社之办沪江商学院新闻科,北平世界日报及南京民生报之办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皆是 ”   [7] 。相对于综合类院校新闻教育而言,专科学校的培养目的性更强,办学方式也较为灵活,在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职业教育与院校新闻教育是同步发展起来的。在燕京大学新闻学院、圣约翰大学报学系逐步发展起来后,院校新闻教育才逐渐从研究学人的论述中独立出来,成为区别于职业教育学院派的新闻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自我探索,最主要的原因 “ 那便是训练实现自己从事新闻事业的主张和方法之大批干部,以专为己用,此与由其它大学新闻系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在主张和方法上容有不同 ”   [7] ,即主办新闻机构自身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报社自己培养的学生,更加熟悉自己的办报风格,更加容易适应自己的采写要求。
   (三)从记者职业的专业性角度论述新闻教育的必要性
  在对记者社会身份的认定上,学者不断地强调其专业性和职业性,强调新闻人,尤其是一个报社的主笔的专业性非常重要。对于新闻行业的从业者,也要进行专业的教育和考核,设置一定的门槛。如一个报社的主笔仅 “ 是由一个报馆主人,或是几个人组织的董事会,并且因报馆的大小,而成为数千人数万人数兆人的指导员,而他的资格,却没有证明过 ”   [10] ,是不符合新闻业的专业精神的。这种专业性的教育和培训,与其它行业对比来说, “ 医生药剂师,因为恐怕把人误杀,所以他们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当兽医也有如此的规定。但是记者并没证明他知识成熟的程度,却把一个更贵重的生命,就是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的生命托付他,是很不合理的 ”   [10] 。只有经历专业训练,深谙报纸对于舆论可能发生的影响,懂得谨慎地选择和使用材料,对于公众及国家负舆论鼓吹上的重大责任,这种人才能成为专业的、职业的新闻人。这种资格的证明,门槛的设置 “ 只有经过大学的研究和毕业实验,最为妥当 ”   [10] 。此外,对新闻记者知识构成的要求也彰显职业化。一般认为,不同领域的新闻记者,除了掌握新闻学科采写编评的基础知识外,还要掌握与所负责的采访领域有关的知识,如 “ 理想的政治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法律、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外国语……理想的商业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及统计学,私人经济、地理、重要法律和英语……理想的省报或地方报的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特殊的法律…… ”   [10] 。
   三、新聞学职业化诉求下新闻教育产生的迫切性
  (一)新闻行业职业伦理的需要
  除了前文论述的报业发展催生新闻教育之外,新闻教育的兴起还与当时的报界整体风尚问题频出、报人道德低下有关。由于民国初期政党纷争,报刊受政治政党影响颇深,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左右某些报刊和某些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态度,加上部分新闻从业者是文人出身,一些旧式文人热衷花坊秘闻的陋习也呈现在了报刊上。新闻界 “ 充斥着舞文弄墨的名士者流,或醉心利禄的不得志的官僚。他们不仅对社会问题完全懵懂,而且对于新闻与目标也没有比较明晰的认 识……  ”   [11] ,基于这些因素,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越来越迫切,这种职业道德的培养通过新闻教育来实现是最佳途径。
  (二)旧式学徒制培养模式的弊端
  “ 以前的文人办报、天才办报,或是学徒制度式的办报逐渐为时代所淘汰,将完全代之以有学理训练、技术训练,即近代科学训练的青年干部为新闻从业员 ”   [7] 。在院校新闻教育产生之前,中国的新闻从业者除了很少一部分有国外新闻教育背景外,大多是报馆直接培养出来的。报馆教育的模式是新闻业发展初期必然存在的培养方式。但是这种传统的师徒相授的培养模式,无法批量生产,每培养一个记者都要花费数年时间,一个成熟的记者在一段时间内培养的新生力量是有限的。有限的培养数量无法满足相对膨胀的现代报业的需求,而且这种模式下培养的对象仅仅符合本机构的发展需求,国人需要寻求其它更快捷、更专业的批量职业新闻记者的生产方式。   (三)在职新闻人再教育的需要
  不仅需要培养新的有生力量,报馆现有的报人也有接受教育的需求。 “ 关于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其实一部分学生是从报馆回到学校来‘再教育’的。一方面是记者从业人员不全是新闻学校训练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再教育’的迫切需要,这里正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的脱节,正由这些新闻专科学校在做衔接的工作 ”   [12] 。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脱节,新闻教育培养的人才跟不上新闻事业发展的需求,这就需要通过新闻专科院校培养专业的新闻毕业生来解决。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中国各高校纷纷效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学模式办起了新闻教育。新闻教育的具体操作和培养宗旨不断调整以适应当时的行业需求,无论是院校新闻教育、职业新闻教育都是为配合行业需求而出现的。在新闻教育的执行中,教育者一方面意识到基于实用性,应当以不同的目标建立不同的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又推崇和肯定新闻学科的专业性、人文性和学科的价值。学术性和实用性、职业化和学科化从不同的维度影响和决定著早期中国新闻教育的开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新闻教育逐步走向院校、走上专业化和学科化,为现代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和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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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专门”的新闻教育(续)[J].新闻杂志,193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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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卜少夫.谈新闻教育[J].新中华,1944,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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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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