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私人聚会场合，一位医院院长谈到，作为最容易发生医疗事故的科室，产科是他的心头之患，因而接收产妇住院需要格外小心。他解释说，在产科，一次医疗事故可能就意味着两条人命，“一赔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一年出两三次事故，整个科室就白干了。”
　　院长算的这笔账，引起在场很多医生的共鸣，而那个时候我想到的是，这些冰冷的赔偿数字是经过医患双方怎样激烈的争斗而得出的，它们背后又有一个个怎样悲伤的家庭故事。
　　山东省医科院做的一份《医疗事故与纠纷易发科室调查分析》，印证了那位院长的经验。通过对2002年至2006年期间已经鉴定的1992例医疗事故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妇产科是医疗事故发生率最高的科室。
　　不幸的是，就在那次聚会的几天之后，湖南湘潭就发生了产妇在剖腹产过程中死在手术台上的事件。在无数网络传播渠道中，“羊水栓塞”这个医学名词在数小时之内就被几乎所有人所熟知，而实际上，患者的病情和死因还远远未经鉴定。
　　有报道称，医患双方甚至谈到了赔偿的价码，而正常情况下，此类事件的处理需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个可资参照的例子是：199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法院判决了一起因羊水栓塞而致产妇和胎儿死亡的案例，死者的丈夫克莱顿先生获赔210万美元的时候，已经是他的妻子去世四年以后。
　　借助随时可以进行影像记录的通讯设备，网民们目睹了死者家属在迟迟等不到结果的情况下，破门进入湘潭妇幼保健院手术室的情景：“产妇在手术台上死亡，医生护士全体失踪”。医院对此的解释是：为避免医患冲突，医务人员被安排在手术室旁的值班室等待。
　　在中国，每天都有医疗事故和纠纷发生，因此而失去的生命和造成的家庭悲剧难以计数，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作为其中之一，借助什么偶然或人为的力量在半天之内就能聚焦极其强烈的社会关注（并且也很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失在公众视野），对此我们尚不得而知，然而，医患冲突的话题在社会舆论场中就像一堆一点就着的干柴，使这一事件迅即引爆公众注意力的燃点。
　　家属破门冲进挂有“闲人免进”告示的手术室，整个手术室不见“白大褂”的踪影，一群人涌进一间手术间，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躺在手术台上，家属瞬间情绪失控……
　　这段仅有几分钟的视频传递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是对中国医患关系现状的强烈隐喻：家属为什么无法从正面得到产妇病情的进展情况？他们为什么敢于暴力闯入手术重地？一个在医院里最为紧张和严格的工作场所为何因为一个患者之死而空无一人？
　　所有这一切，在一个讲信用和守规则的社会里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然而，对湘潭妇幼保健院手术室里这堪称荒诞的一幕，当事者都有自己的解释——家属因为“情急之下”、医护人员为了“避免冲突”——对这样的理由，很多人都表示“理解”。
　　一切都在以非理性对待非理性中进行，双方都在以不讲规则对付不讲规则。此次事件在公共舆论平台上的扩散，无非是这间手术室里的情景在整个社会的延伸：一方宣泄由“惨死在手术台上的产妇”引发的对医院的痛恨；另一方是医务人员对（尚未定论的）“羊水栓塞不可控”论的种种解释，以及对“无良媒体”和公众反应的斥责。
　　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是在一系列医疗暴力事件中步步升级的，发展到最近一两年，医患关系紧张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作为对社会上仇医心理和伤医行为的反弹，医护人员对患者及家属的对立情绪变得愈发普遍而深切，这种情绪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在医疗圈里圈外蔓延，并且在涉及医疗的公共事件发生之时得到强化。医患互动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形成死结，负面情绪暗藏在临床医疗的技术性决策中。
　　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本是一件普通的医疗事故或纠纷，假如拥有可期待和可信赖的专业途径和法律体系，它被迅速放大为公众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在中国，它的不普通就在于，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医患之间深深的隔阂甚至敌意，以及神经质式的防范与不信任。
　　目前来看，对这一事件的种种迫不及待的渲染，只会为医疗界与公众之间增加一次负性互动的机会。假如在公众舆论的瞬间压力下，就以维稳方式草率应对和处置，则无异于冲进“手术室”——看到的是法治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