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２００４年第５期所刊黄俊伟的《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一文，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但有些史料欠准确。如他说：“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段话极难理解，说西南联大“涌现出”是何意﹖让人无法理解。大概是“培养的”之意吧﹖可作者所举的这十人中真正由西南联大“培养的”只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人，且当时尚未成名。而其余八人中有四人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是培养人才的，早已成名，而不是被培养的。如说西南联大聚集了当时国内一大批一流人才或说“集合了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之类都可以，但不分教师、学生，统统一锅煮地说成“涌现出”云云就大为不妥了。这且不说，黄把与西南联大毫无关系的苏步青、李四光、马寅初、徐悲鸿四人也拉入西南联大，则完全是想当然之举。
　　 苏步青（１９０２—２００３），著名数学家。曾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他是我国古典微分几何学浙江大学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第一个研究“Ｋ展空间”的专家，他根本未在西南联大任过教，与其没有任何关系。据《北大人（３）》（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版）第２５７页李四光小传记载：李四光生于１８８９年，去世于１９７１年，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１９２０年后他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１９３４年赴英讲学，主持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行的‘中国地质学’讲座，１９４８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０年自英回国。历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５０年李四光一直在国外，他与西南联大有何相干﹖同书第３５８页马寅初小传载，马寅初生于１８８２年，去世于１９８２年，活了一百岁。曾在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任过校长。抗日战争期间，马寅初一直在重庆工作，他根本就未去过西南联大，何能“涌现出”﹖！据《辞海》介绍，徐悲鸿（１８９５—１９５５），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屡以己作在国外展售，得款救济祖国难民”。可见徐悲鸿当时也经常活动在国外，西南联大怎能“涌现出”他﹖谢泳在《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中，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工名录》制成《西南联大教授一览表》，所列全部教授（少数有重复）二百二十五人名单，其中文学院中文十二人、外文二十八人、历史十六人、哲学十六人；理学院数学十四人、物理十四人、化学十二人、生物十一人、地质十五人；法商学院政治十三人、经济十三人、法律十人、商学七人、社会学八人；工学院土木工程十三人、机械十二人、电机十三人、化工三人、航空五人，合计共二百二十五人，上述四人如在西南联大任过教的话，按其年龄、资历必在这个“教授一览表”名单中无疑，可是一个也没有，这就断然说明苏步青、李四光、马寅初、徐悲鸿四人与西南联大都是毫无关系的，将他们想当然地拉入其内是毫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