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新年伊始,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引发了一场文学革命的狂飙,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至此宣告寿终正寝,中国现代文学由此拉开序幕。
　　胡适能够扮演这样的历史角色,是时势、个人资质,还有长达七年的留学经历这三者互动的结果。1910年9月初,胡适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的一员抵达美国这块新大陆,入东部纽约州绮色佳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一到美国,他就受到这个国家最善良、最有教养的人士的厚待。这种历史性的侥幸,基本上锁定了胡适认识美国的眼光和态度。一部《胡适留学日记》记录了作者异域生活体验,可谓丰富多彩,从教堂婚礼、圣诞弥撒、郊外野餐、大学田径运动会、毕业典礼,到总统大选、公民听证会、女权主义大游行……尽管作者一开始处处以“中国人的眼光”解读美国,中西方两种文化在内心博弈的过程中已分出高低:面对尼亚加拉大瀑布雄伟的气象,胡适顿觉描写瀑布的中国古诗“一条界破”的说法语酸可嗤;读美国的独立宣言,胡适认为“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去剧院看《哈姆雷特》,胡适赞赏不已,反思中国戏剧,发出这样外行的议论:“吾国之唱剧亦最无理。即如《空城记》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其中最具象征性的,是胡适对美式足球先厌后喜的变化。胡适后来皈依杜威门下,成为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顺理成章的事。
　　胡适才学出众,理性清明,志向远大,除了缺少一点艺术细胞,没有什么令人遗憾的地方。尚在留学时,他就立下“他日为国人导师”的宏愿,然而没等到他日,胡适就开始扮演导师的角色,发表了洋洋洒洒的《非留学篇》,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设作了高屋建瓴的构想,《文学改良刍议》是继《非留学篇》之后的又一次发力。
　　《文学改良刍议》与此前各种主张文学革命的文章不同,它没有空洞的主义和慷慨激昂的口号,而是开门见山,提出八条改良中国文学的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陈词滥调;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然后逐条作具体的解释,由此不难发现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对胡适的深刻影响。然而,明眼人亦可看出,这是按照西方近代文学的美学标准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价值判断,而且是以前者的上品对比后者的下品,结果肯定是否定性的。如果就中国文学的特殊规律而言,就文学论文学,这八条主张大有商榷的余地。比如其中第一、四、五条,就颇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这三种毛病并非中国旧文学独有,新文学中同样存在,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中皆存在;第二、三、七、八条撼动中国旧文学的根本,中国旧文学主张从摹仿入手,在摹仿的基础上创新;说文言不讲文法亦不对,文言有自己的文法,而且是一种更加灵活、层次更高的文法;不讲对仗,意味着主动放弃汉语特有的句法音韵之美,从艺术的角度看,颇有釜底抽薪之势;而不用典,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连胡适自己都不得不用很多话来解释。争议最小的是第八条,然而“俗字俗语”在旧文学中早就有人用,并非胡适首创。
　　尽管如此,我们丝毫也不能否定《文学改良刍议》的巨大价值。历史发展到这个生死攸关的坎儿,“新”与“旧”的问题变得头等重要,刻不容缓,而“好”与“坏”的问题变得次要,可有可无;中国的旧文学再好,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不能起积极的护佑作用,要它做甚?鲁迅当年说得斩钉截铁:国粹不能保存我们,我们凭什么保存国粹?确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好”与“坏”的问题,只有到“新”与“旧”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这一切胡适当时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只是根据西方现代文学的样板,对中国的旧文学实施变形手术,这其中,艺术细胞的缺乏应当说帮了他不小的忙,使他毫无心理负担地对旧文学下手。平心而论,《文学改良刍议》与当时那些情绪化的、大而化之的文学革命论比起来,要实在得多,也理智得多:貌似平实的论述中,包含着严密的学理和全新的知识背景。它摆脱了根深蒂固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衡量固有的中国文学,设计未来的中国文学。由于“八事”条条针对旧文学的负面而发,具体而可操作,首先在游戏规则上杜绝了旧文学再生产的可能,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了道路,中国文学从此走上“现代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