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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写作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女性文学书写与白话新文学同步发展。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似乎都流于表面，欠点火候。尤其是近段时期，女性写作普遍滑向一种衰落。女性书写同质化现象明显，大部分作品局限在女性自我狭隘的世界无法自拔，故事单一，主题重复、格局狭小。同质化书写导致了问题的悬置，最终无论是在艺术层面的文学性上，还是在解决女性问题的社会性上，这些写作都成了“无效”的文本。女性写作似乎依然还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成熟。女性书写需要沉潜下来，进行题材、技法、表达、主旨、语言等多方面的持续更新和锤炼。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议题;同质化;问题悬置
近年来的女性文学主题上以表现情感、婚姻、生育及职场生存为主，大多是一种哀歌书写和“痛苦”比赛，呈现出一种书写的单调以及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作品普遍采用“议题设置+通俗故事+社会报告”的模式，虽然直面社会问题，但文学性严重不足，艺术性的缺乏反过来也影响了思想性的表达。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写作的衰落。女性书写同质化现象明显，大部分作品局限在女性自我狭隘的世界无法自拔，无外乎书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婚姻失败，职场失利成为常态。故事单一、主题重复、格局狭小，最终无论是在艺术层面的文学性上，还是在解决女性问题的社会性上，这些写作都成了“无效”的文本，所谓的“女性主义”呼号无功而返，“女性”仍是一个问题摆在那里。
一、故事：重复单调走向雷同
近年来，女性文学书写的故事较为集中，主要是婚姻、职场、生育、家庭伦理关系等方面的书写。其中，婚姻书写更为集中。女性作家们将目光对准失败的婚姻，展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进而书写女性悲惨凄苦的命运。
鲁敏的《奔月》是一部全面探讨当下中国式婚姻的作品。这部小说可谓将逃离婚姻这一牢笼的书写推向了极致。故事的中心是小六对婚姻的逃离，而这样的逃离是否真的有效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文末在现实与想象的交织中收场。除了小六与贺西南这一段失败的婚姻，小说还穿插了小六母亲的婚姻、聚香的婚姻、绿茵的婚姻，而无一例外，这几段婚姻都是失败的。在付秀莹笔下，传统的婚姻伦理可谓彻底解体，从《陌上》到《他乡》都是如此。《他乡》书写了女主人公的几段感情经历和她的婚姻家庭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烦恼。通过一段段失败的婚姻，小说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人伦关系，书写了时代进程中人所面临的诱惑与困惑，也涉及城乡差异和人性的复杂。姚鄂梅的《衣物语》也是关于女性在婚姻中的隐忍与艰辛。小说有不少细节描写都反映了这一问题，譬如晏秋为了经营婚姻做出种种牺牲，最后还是无法守卫自己的婚姻。小说中的春曦也是一个婚姻失败者形象。此外，晏秋母亲、春曦的母亲，副行长的老婆等等人，都遇到同样的困境。
婚姻中的生育问题是一个极为凸显的问题，也是作家们反复书写的话题。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的伦理思维。鄢然的《baby就是想要》、叶扬的《请勿离开车祸现场》等早几年的这些小说都与生育有关，最近几年这样的文本更多了。盛可以的《息壤》的主题也是女性面临的生育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普通个体面临的生育困境。作者从子宫的角度切入，书写了一场场关于子宫的“战争”。薛燕萍的《宽街》也是从生育角度切入书写女性命运。池莉的《大树小虫》对这一话题进一步深化，女主人公生于殷实的家庭，成长过程一路顺风顺水，但到了成年后却遇到了瓶颈期，那就是生育男孩的问题。小说的主体部分作家用标题凸显了这一主题：“怀上/没怀上”依次轮流出现，将生育问题放大到极致。焦冲的《原生家庭》也是由生育男孩引发的婚姻破裂。关于生育，既是历史与政策的规范和要求，也是生活以及人类繁衍的必须，虽然夹杂着诸多的外部势力，但是本质上仍是女性面临的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生育问题在中国被无限放大，在文学书写中也就频频出现。
当前很多关于婚姻主题的作品都是以失败的婚姻为中心展开的，婚姻成了牢笼与枷锁。为什么当下的人们的婚姻大都如此糟糕而选择普遍逃离婚姻的枷锁呢？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式的婚姻夹杂着太多非婚姻的因素，比如阶层地位、经济利益、生育观念、老人赡养等，唯独爱情是缺场的，池莉有部小说的标题即《不谈爱情》，这是对中国式婚姻最为绝妙的概括。贾平凹的《暂坐》也涉及婚姻问题，小说中的女性们都因为各自的原因逃离了婚姻，作家将其描述为一种无意识的写作：“写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是她们在写我……困扰我的是，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异后不再结婚？”[1]以此也可窥见一斑。这些困境并不仅仅是婚姻问题，而是与诸多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上述这些影响婚姻因素又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的时代突变相关。透过婚姻这一窗口，其实是对整个现实的关注。婚姻普遍失败一定程度上与当下婚姻伦理观的转变有关。樊迎春将乡土世界两性关系描述为从“礼仪”到“利益”的转变，很直观地展现了事情的原委，在利益面前，婚姻的忠贞似乎显得微不足道。[2]因此在作家笔下失败婚姻成为常态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体来说，对婚姻问题的关注也是作者关注现实的直接体现，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婚姻夹杂着源于时代突变所包含的其他多种因素，婚姻问题直接关联的是人的现实处境以及社会大的变迁，通过“小家”來观照“大家”其实也是一种作家对现实关注的策略。
除了婚姻，女性职场也是女性文学集中书写的场域。总的来看，女性面临的是不公的职场，在作家笔下，整个女性几乎都是面临失败的事业。《他乡》中小梨的经历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在后期，无论是与老管还是和郑大官人的感情纠葛，究竟是因家庭不幸寻求心灵的慰藉，还是为了事业的爬升而带着功利目的所进行的选择，抑或兼而有之，都写出了女性在职场需要付出更多。姚鄂梅的《衣物语》则是同时书写失败的婚姻和女性艰辛的生存。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展现了女性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和努力方式，一种依靠自我努力奋斗，一种是借助他人的投机取巧。但是最后似乎结果都一样，因为最终谁都没有在城市找到一种归属感。《心居》也有类似的描写，作者隐晦地讲述了女主人公顾清俞是如何获得她拥有的一切的，即“刚柔并济”“用的是巧劲”“美人计”等等，虽出于部分人嚼舌根的说辞，但也有真实的成分。说到底，还是有性别差异在里面。《心居》书写的是“独立女性”的故事，但是在独立的背后，依然是一片混沌，不同于男性的奋斗史、不幸福的婚姻等等还是标配，“社会性别结构与性别观念是如此坚不可摧，女性被固定在既有的价值秩序中，无法动弹。”[3]独立女性们尚且如此，遑论一般女性呢？ 特别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让他们不得不付出很多额外的东西。小说反复写到女性们在职场中为打通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和耗费的精力物力财力，甚至是“身体”。君婷的《某女朝阳》、王方晨的《背后》、叶炜的《贵人》等都是聚焦女性职场。女性书写与职场生存结合，女性不公正对待是一个社会问题，文本中多有体现。在职场书写中，从求职开始就已经呈现出不公正，性别歧视是一种常态。在工作中不良的工作环境带给女性很多困扰。婚姻与职场几乎构成了近期女性文学的主要故事，由此导致小说在主题表达上也比较单调。
二、主题：单一同质滑向狭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下女性书写的故事几乎大同小异，主旨上的同质化也十分明显。无论是失败的婚姻的书写，还是职场生存的艰辛，抑或普遍无爱写作的呈现，都不是一位或几位女作家的创作问题，而是一大批的作家、作品不断书写、共同造就的。可以说婚姻与职场成了当下女性写作的故事大纲，即便涉及其他问题，也淹没在这两大主要故事之中，由于同类型写作的基数过于庞大，阅读的重复感就更加明显。而在主题层面，则集中在表现女性的弱势地位、依附性以及悲剧性方面。除了主题表达的无力，在技法层面也值得反思。这些女性主题的文本书写同质化明显，人物形象脸谱化，性格极端化、生活悲情化、情节雷同化，用大数据或者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极其相似的东西在其中，比如她们往往具有不幸的童年，贫穷或者家庭残缺，缺少完整的教育;成年后为事业走捷径，将身体作为事业的跳板和筹码，也有一开始坚守自己的底线，但是最终抵挡不过世界的诱惑，最后堕落得更为彻底;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婚姻更是极其失败。阅读不同的文本，不仔细辨认，还以为是在阅读同一部小说，这是经验的匮乏，是对时代把握的无力。
《他乡》中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几乎女主人都赶上了——未婚先孕、引产、婆媳不和、丈夫不上进、家庭破裂，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走上感情的歧途。再看看其他近期的文本，几乎是同一问题的翻版。《日近长安远》通过两个人物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来反映反映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主题都指向“城市寻梦”。成千上万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她们没有太多的人脉，没有过硬的背景，绝大多数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透支自己的身体。在作家笔下，社会似乎没有为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职场环境。
在《日近长安远》中，女性的悲剧主要归结为社会原因，主要就是高考，特别是高考的不公正因素，高考本身是相对公平的一种竞争方式，但是在多年前她们那个小县城，仍存在各种不公正，小说写到各种顶替的乱象存在，罗锦衣甘愿出卖身体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为了弟弟的高考。正是高考的失利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命运悲剧。在《他乡》中，影响女性命运的社会因素主要是户口。翟小梨为了进入城市，一方面加倍努力获得文凭，卖力工作，但是仍然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才行，嫁给城市人为了一纸户口，依靠不同的异性为自己的事业铺路。而对女性而言，對抗社会的不公似乎只有身体这一重要资本。
简单来看，这样的作品是女性命运的悲歌，是对女性的关切。但是深究开来，尤其是通过对比阅读，就会发现很多其他的问题。上文提及的《奔月》《大树小虫》《他想》《日近长安远》《衣物语》《息壤》等小说在主题上基本是大同小异的。而且这不仅仅是几部作品之间的相似，再来看其他作品亦是如此。虹影的《罗马》、张欣的《千万与春住》、盛可以的《女工家记》、蒋韵的《你好，安娜》、庆山的《夏魔山谷》、糖匪的《无名盛宴》、李凤群的《大野》、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林棹的《流溪》、郭楠的《花团锦簇》等小说都涉及了一系列女性的命运书写。其他的还有笛安的《景恒街》、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高君的《柔情史》、娜彧的《丢小姐》、温恕的《世间人》、古兰月的《木莲花开》、德德的《夕照寺》、黑孩的《惠比寿花园广场》、吴文莉的《西安城》、李凤群的《大望》、旧海棠的《你的名字》、唐颖的《个人主义的荒岛》等作品，都书写了女性相关的主题，对比阅读就会发现相似度极高。
总的来说，近段时期以来有关女性主题的书写似乎在进行一场场痛苦比赛，作家们在笔下较劲，比谁描写的人物更惨，通过“比惨”，他们都在努力谱写一曲女性命运的哀歌，以此表达女性的“性别深渊”。这些小说表达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主题，作为个体，尤其是女性，其个体的命运自己几乎是无法把控的。作家笔下的女性仍然未能真正独立，依旧是极度依附的。姚鄂梅的《衣物语》书写丈夫离开之后，晏秋的生活处处碰壁，几无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乡》中，女性在很多时候都将希望寄托在了男性身上。婚姻中的弱势地位和残破的婚姻，成了不少女性主题小说的基本配置，婚姻的不幸正是依附性太强的结果，婚姻往往是她们的定心丸甚至是救命草。在《惠比寿花园广场》中，主人公秋子是极具依附性的，她幻想找个“有钱人”，依靠着比自己大几十岁的情人住到了惠比寿。在职场中也是如此，王方晨的《背后》书写了一位女强人，但是女强人的背后有高人指点，仍旧是极具依附性的。如果说旧制度下女性依附是出于生活的必须，现如今的依附又是因为什么？是制度更替得不够彻底，还是女性自我认知不够独立？抑或别的原因？总而言之，女性在当下依然面临很多困境，对男性的依附性仍旧是最大的症结，如果是文学只是表达特例与个案，那么当一大批的文本都来表达这样的特例与个案的时候，难道仅仅是因为作家们的视网膜效应，还是因为这样的现状已经常态化了？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
三、女性：主义未竟趋于悬置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女性解放”就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但是直到今天，女性命运似乎还是没有多大改观，至少在这些有关女性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这样。她们一面高呼新主义，一面扮演着旧角色。小说延续着“娜拉出走”的话题，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但是新主义、新伦理并没有真正改变女性的命运，她们似乎还是扮演着旧角色。女性真正独立了吗？将女性的社会境遇仍作为一个问题摆出来，引起警觉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一味比惨，能够进一步触动人心吗？能够建立起女性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吗？会不会适得其反，混淆视听，成为反面鸡汤文，麻醉读者甚至女性本身？社会不公、职场不易、婚姻不幸、堕落沉沦、性别深渊……这就是女性面临的现状？对女性命运的哀歌化书写，会不会引起女性的警觉甚至扭转她们的命运？女性曾一度充当了社会进步的工具，“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妇女把自己变成了工具，必须去促成社会的进步”[4]，现如今在作家们笔下，女性再度被工具化了，很多时候她们仅仅是出于一种创作题材选择的考量。故事同一性、主题概念化、创作公式化，同质化的书写将女性问题悬置了起来，女性主义成了未竟的主义。 近年来很多作家从女性角度出发，以细腻的情感和笔墨描述女性私密的世界，深刻演绎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在书写主题上，将女性主义奉为圭臬，但是一大批文本的蜂拥过后，女性依然面临一系列困境，女性还是作为问题摆在那里。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写出了女性的觉醒与向上的力量。八十岁高龄的作家杨本芬的《秋园》写出了女性命运的历史纵深感。朱山坡的《南国佳人》以历史女性为中心，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爱情之歌。尹学芸的《岁月风尘》书写百年历史风云，主要以一对姐妹为中心展开，通过她们的故事来书写时代的进程。张碧云的《水漾红尘》以三位女性的成长、求学、事业、爱情与婚姻所面临的困惑为主线，讲述女性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以及对生活的担当。柳营的《姐姐》也书写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所完成的蜕变。黄孝阳的《人间值得》书写女性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海男的《青云街六号》写出了战争苦难下的女性的坚韧，她自己也说作品是对女性主题的超越。[5]黎紫书的《流俗地》也用较为平实的手法写出了女性的命运，有苦难，也有坚韧。有意思的是，近年来男性作家也关注女性的群体命运，前面提到的贾平凹的《暂坐》就是围绕几个女性来展开。煤矿作家刘庆邦推出了《女工绘》，描绘女工们的命运。阎连科的《她们》也是一部较为出色的关注女性的作品，文本着重书写的是一系列女性，包括相亲对象、妻子、母亲、姐姐们、姑姑们、娘婶们以及后来采访到的一些有着不寻常经历的女性。《她们》通过乡土女性命运的透视，来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族命运。这些女性既是一个个独立个体，也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妇女群像。但是这样的作品比重很低，女性书写还是多以同质化的哀歌书写为主。
总的来看，近几年来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描写容易极端化和“情绪化”[6]，情绪化的表达充斥在文本之中，作家普遍呈现无爱的写作，有从贩卖身体到贩卖痛苦的一种转型趋势。情绪化容易导致书写的极端化，一直以来，女性书写就有极端化的趋势。《作女》《花纹》《米香》等关于女性的小说都有极端化的书写。近年来的作品更是如此，《日近长安远》可谓极端书写的集成。小说从婚姻关系的书写，到城乡矛盾的揭示，最终回到人性问题的探讨上来。关于这一点，小说有很多细节的刻画较为极端。张欣的《千万与春住》中的滕纳蜜这一形象就十分极端，她精于各种算计，却将生活导演得十分糟糕，最后只能在忏悔中度过余生。在其他小说中，女性也是较为弱势的，很多形象也比较极端化。林棹的《流溪》书写的是小城女孩张枣儿的悲惨童年，虹影的《罗马》通过童年、成年两条线的叙事，勾勒出了燕燕昏暗的童年，因为童年的遭遇，恐怖感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特别是不少梦境书写对此表现更深入。程青的《湖边》中更为极端，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一个社会案件，被作家精心编排重新呈现，主要的线索便是女主人公被自己的丈夫与情人合谋杀害，女性命运凄惨到何种地步！ 还有一些文本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女性演绎得无所不能，是谓“大女主”，比如蒋胜男的《芈月传》《燕云臺》等作品。
说到底，将女性文学单独设置成一个议题，其首要的意义是将女性文学看作是推动女性启蒙及女性主义运动发展。“五四”时期冯沅君、冰心等人的作品书写女性解放，就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启蒙运动，唤起女性的启蒙。当下还有不少作品延续着“五四”时期的主题，尤其是关于娜拉出走之后的这一话题仍被反复讨论，女性解放从经济独立发展到人格独立，特别是精神层面的独立。但是很多时候这种书写滑向了简单重复，显示出一种主题先行的意味，流露出平庸的思想。贺绍俊在分析一部名为“在疼痛中奔跑”的女性作家作品时指出，作者的胸襟太狭小，所以她只能跟着笔下的人物为一点点小事就去诅咒整个世界，而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即使在这里作者想要对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囿于个人狭隘情感的批判也不会是有力的，[7]而当下的很多文本都有此弊病。大量的文本仅仅停留在情绪宣泄的阶段，并未进行理性的思考，在大量重复的文本背后，反而是这一问题的搁置，情绪化的书写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特别是，针对女性书写而言，有些女性作家本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并没有明显的女性意识，但是在很多批评理论的引导下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很多作品是在阐发时进行的“理论化的改写”[8]，这种“理论化的思维”是一种事后推导，最终会影响她们的写作。以至在后续的写作中，她们会标榜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或者文字没有变动，或者有些生硬的强加，理论化的思维对作家的书写影响不容小觑，在研究中也需要引起重视。种种原因导致当前女性书写思想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很少有思想的高度，似乎连作家们自己都还在恪守着女性主内的传统古训。在文本呈现上，过分单纯，无法体现出写作的独特性，作家缺乏一种媒介间性思维，基本上没有一种跨界与互文的思维，从头至尾写一个单一的故事，无数个单一的故事堆砌起了同质化的女性写作。无论如何，女性写作依然还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还没有达到成熟。“在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运动远远没有完成……让女性获得自我解放，这是中国的女性文学最迫切的任务，也是女性文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9]可以稍稍对比一下其他的作品，比如《使女的故事》《证言》《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黑暗中的星光》《无声告白》《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抑或社会影响力，都值得借鉴。女性文学还需要有“大精神”的注入方可产生“大艺术”。
[注释]
[1]贾平凹：《〈暂坐〉后记》，《当代》，2020年第3期。
[2]樊迎春：《“新乡土”的特质与新变——读〈陌上〉兼及“新乡土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3]岳雯：《拘谨的热望，或混沌的正义》，《收获》长篇专号，2019年第4期。
[4][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5]海男：《从一条老街穿过时空》，《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3期。
[6]代绪宇、王珂：《和解：主义与日子，理想与现实——中国女权主义文学的生态及出路》，《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7]贺绍俊：《长篇小说的问题和前景》，载贺绍俊：《当代文学新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8]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9]贺绍俊：《性别差异了吗？——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随想》，《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议题;同质化;问题悬置
近年来的女性文学主题上以表现情感、婚姻、生育及职场生存为主，大多是一种哀歌书写和“痛苦”比赛，呈现出一种书写的单调以及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作品普遍采用“议题设置+通俗故事+社会报告”的模式，虽然直面社会问题，但文学性严重不足，艺术性的缺乏反过来也影响了思想性的表达。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写作的衰落。女性书写同质化现象明显，大部分作品局限在女性自我狭隘的世界无法自拔，无外乎书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婚姻失败，职场失利成为常态。故事单一、主题重复、格局狭小，最终无论是在艺术层面的文学性上，还是在解决女性问题的社会性上，这些写作都成了“无效”的文本，所谓的“女性主义”呼号无功而返，“女性”仍是一个问题摆在那里。
一、故事：重复单调走向雷同
近年来，女性文学书写的故事较为集中，主要是婚姻、职场、生育、家庭伦理关系等方面的书写。其中，婚姻书写更为集中。女性作家们将目光对准失败的婚姻，展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进而书写女性悲惨凄苦的命运。
鲁敏的《奔月》是一部全面探讨当下中国式婚姻的作品。这部小说可谓将逃离婚姻这一牢笼的书写推向了极致。故事的中心是小六对婚姻的逃离，而这样的逃离是否真的有效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文末在现实与想象的交织中收场。除了小六与贺西南这一段失败的婚姻，小说还穿插了小六母亲的婚姻、聚香的婚姻、绿茵的婚姻，而无一例外，这几段婚姻都是失败的。在付秀莹笔下，传统的婚姻伦理可谓彻底解体，从《陌上》到《他乡》都是如此。《他乡》书写了女主人公的几段感情经历和她的婚姻家庭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烦恼。通过一段段失败的婚姻，小说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人伦关系，书写了时代进程中人所面临的诱惑与困惑，也涉及城乡差异和人性的复杂。姚鄂梅的《衣物语》也是关于女性在婚姻中的隐忍与艰辛。小说有不少细节描写都反映了这一问题，譬如晏秋为了经营婚姻做出种种牺牲，最后还是无法守卫自己的婚姻。小说中的春曦也是一个婚姻失败者形象。此外，晏秋母亲、春曦的母亲，副行长的老婆等等人，都遇到同样的困境。
婚姻中的生育问题是一个极为凸显的问题，也是作家们反复书写的话题。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的伦理思维。鄢然的《baby就是想要》、叶扬的《请勿离开车祸现场》等早几年的这些小说都与生育有关，最近几年这样的文本更多了。盛可以的《息壤》的主题也是女性面临的生育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普通个体面临的生育困境。作者从子宫的角度切入，书写了一场场关于子宫的“战争”。薛燕萍的《宽街》也是从生育角度切入书写女性命运。池莉的《大树小虫》对这一话题进一步深化，女主人公生于殷实的家庭，成长过程一路顺风顺水，但到了成年后却遇到了瓶颈期，那就是生育男孩的问题。小说的主体部分作家用标题凸显了这一主题：“怀上/没怀上”依次轮流出现，将生育问题放大到极致。焦冲的《原生家庭》也是由生育男孩引发的婚姻破裂。关于生育，既是历史与政策的规范和要求，也是生活以及人类繁衍的必须，虽然夹杂着诸多的外部势力，但是本质上仍是女性面临的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生育问题在中国被无限放大，在文学书写中也就频频出现。
当前很多关于婚姻主题的作品都是以失败的婚姻为中心展开的，婚姻成了牢笼与枷锁。为什么当下的人们的婚姻大都如此糟糕而选择普遍逃离婚姻的枷锁呢？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式的婚姻夹杂着太多非婚姻的因素，比如阶层地位、经济利益、生育观念、老人赡养等，唯独爱情是缺场的，池莉有部小说的标题即《不谈爱情》，这是对中国式婚姻最为绝妙的概括。贾平凹的《暂坐》也涉及婚姻问题，小说中的女性们都因为各自的原因逃离了婚姻，作家将其描述为一种无意识的写作：“写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是她们在写我……困扰我的是，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异后不再结婚？”[1]以此也可窥见一斑。这些困境并不仅仅是婚姻问题，而是与诸多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上述这些影响婚姻因素又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的时代突变相关。透过婚姻这一窗口，其实是对整个现实的关注。婚姻普遍失败一定程度上与当下婚姻伦理观的转变有关。樊迎春将乡土世界两性关系描述为从“礼仪”到“利益”的转变，很直观地展现了事情的原委，在利益面前，婚姻的忠贞似乎显得微不足道。[2]因此在作家笔下失败婚姻成为常态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体来说，对婚姻问题的关注也是作者关注现实的直接体现，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婚姻夹杂着源于时代突变所包含的其他多种因素，婚姻问题直接关联的是人的现实处境以及社会大的变迁，通过“小家”來观照“大家”其实也是一种作家对现实关注的策略。
除了婚姻，女性职场也是女性文学集中书写的场域。总的来看，女性面临的是不公的职场，在作家笔下，整个女性几乎都是面临失败的事业。《他乡》中小梨的经历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在后期，无论是与老管还是和郑大官人的感情纠葛，究竟是因家庭不幸寻求心灵的慰藉，还是为了事业的爬升而带着功利目的所进行的选择，抑或兼而有之，都写出了女性在职场需要付出更多。姚鄂梅的《衣物语》则是同时书写失败的婚姻和女性艰辛的生存。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展现了女性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和努力方式，一种依靠自我努力奋斗，一种是借助他人的投机取巧。但是最后似乎结果都一样，因为最终谁都没有在城市找到一种归属感。《心居》也有类似的描写，作者隐晦地讲述了女主人公顾清俞是如何获得她拥有的一切的，即“刚柔并济”“用的是巧劲”“美人计”等等，虽出于部分人嚼舌根的说辞，但也有真实的成分。说到底，还是有性别差异在里面。《心居》书写的是“独立女性”的故事，但是在独立的背后，依然是一片混沌，不同于男性的奋斗史、不幸福的婚姻等等还是标配，“社会性别结构与性别观念是如此坚不可摧，女性被固定在既有的价值秩序中，无法动弹。”[3]独立女性们尚且如此，遑论一般女性呢？ 特别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让他们不得不付出很多额外的东西。小说反复写到女性们在职场中为打通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和耗费的精力物力财力，甚至是“身体”。君婷的《某女朝阳》、王方晨的《背后》、叶炜的《贵人》等都是聚焦女性职场。女性书写与职场生存结合，女性不公正对待是一个社会问题，文本中多有体现。在职场书写中，从求职开始就已经呈现出不公正，性别歧视是一种常态。在工作中不良的工作环境带给女性很多困扰。婚姻与职场几乎构成了近期女性文学的主要故事，由此导致小说在主题表达上也比较单调。
二、主题：单一同质滑向狭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下女性书写的故事几乎大同小异，主旨上的同质化也十分明显。无论是失败的婚姻的书写，还是职场生存的艰辛，抑或普遍无爱写作的呈现，都不是一位或几位女作家的创作问题，而是一大批的作家、作品不断书写、共同造就的。可以说婚姻与职场成了当下女性写作的故事大纲，即便涉及其他问题，也淹没在这两大主要故事之中，由于同类型写作的基数过于庞大，阅读的重复感就更加明显。而在主题层面，则集中在表现女性的弱势地位、依附性以及悲剧性方面。除了主题表达的无力，在技法层面也值得反思。这些女性主题的文本书写同质化明显，人物形象脸谱化，性格极端化、生活悲情化、情节雷同化，用大数据或者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极其相似的东西在其中，比如她们往往具有不幸的童年，贫穷或者家庭残缺，缺少完整的教育;成年后为事业走捷径，将身体作为事业的跳板和筹码，也有一开始坚守自己的底线，但是最终抵挡不过世界的诱惑，最后堕落得更为彻底;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婚姻更是极其失败。阅读不同的文本，不仔细辨认，还以为是在阅读同一部小说，这是经验的匮乏，是对时代把握的无力。
《他乡》中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几乎女主人都赶上了——未婚先孕、引产、婆媳不和、丈夫不上进、家庭破裂，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走上感情的歧途。再看看其他近期的文本，几乎是同一问题的翻版。《日近长安远》通过两个人物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来反映反映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主题都指向“城市寻梦”。成千上万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她们没有太多的人脉，没有过硬的背景，绝大多数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透支自己的身体。在作家笔下，社会似乎没有为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职场环境。
在《日近长安远》中，女性的悲剧主要归结为社会原因，主要就是高考，特别是高考的不公正因素，高考本身是相对公平的一种竞争方式，但是在多年前她们那个小县城，仍存在各种不公正，小说写到各种顶替的乱象存在，罗锦衣甘愿出卖身体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为了弟弟的高考。正是高考的失利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命运悲剧。在《他乡》中，影响女性命运的社会因素主要是户口。翟小梨为了进入城市，一方面加倍努力获得文凭，卖力工作，但是仍然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才行，嫁给城市人为了一纸户口，依靠不同的异性为自己的事业铺路。而对女性而言，對抗社会的不公似乎只有身体这一重要资本。
简单来看，这样的作品是女性命运的悲歌，是对女性的关切。但是深究开来，尤其是通过对比阅读，就会发现很多其他的问题。上文提及的《奔月》《大树小虫》《他想》《日近长安远》《衣物语》《息壤》等小说在主题上基本是大同小异的。而且这不仅仅是几部作品之间的相似，再来看其他作品亦是如此。虹影的《罗马》、张欣的《千万与春住》、盛可以的《女工家记》、蒋韵的《你好，安娜》、庆山的《夏魔山谷》、糖匪的《无名盛宴》、李凤群的《大野》、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林棹的《流溪》、郭楠的《花团锦簇》等小说都涉及了一系列女性的命运书写。其他的还有笛安的《景恒街》、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高君的《柔情史》、娜彧的《丢小姐》、温恕的《世间人》、古兰月的《木莲花开》、德德的《夕照寺》、黑孩的《惠比寿花园广场》、吴文莉的《西安城》、李凤群的《大望》、旧海棠的《你的名字》、唐颖的《个人主义的荒岛》等作品，都书写了女性相关的主题，对比阅读就会发现相似度极高。
总的来说，近段时期以来有关女性主题的书写似乎在进行一场场痛苦比赛，作家们在笔下较劲，比谁描写的人物更惨，通过“比惨”，他们都在努力谱写一曲女性命运的哀歌，以此表达女性的“性别深渊”。这些小说表达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主题，作为个体，尤其是女性，其个体的命运自己几乎是无法把控的。作家笔下的女性仍然未能真正独立，依旧是极度依附的。姚鄂梅的《衣物语》书写丈夫离开之后，晏秋的生活处处碰壁，几无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乡》中，女性在很多时候都将希望寄托在了男性身上。婚姻中的弱势地位和残破的婚姻，成了不少女性主题小说的基本配置，婚姻的不幸正是依附性太强的结果，婚姻往往是她们的定心丸甚至是救命草。在《惠比寿花园广场》中，主人公秋子是极具依附性的，她幻想找个“有钱人”，依靠着比自己大几十岁的情人住到了惠比寿。在职场中也是如此，王方晨的《背后》书写了一位女强人，但是女强人的背后有高人指点，仍旧是极具依附性的。如果说旧制度下女性依附是出于生活的必须，现如今的依附又是因为什么？是制度更替得不够彻底，还是女性自我认知不够独立？抑或别的原因？总而言之，女性在当下依然面临很多困境，对男性的依附性仍旧是最大的症结，如果是文学只是表达特例与个案，那么当一大批的文本都来表达这样的特例与个案的时候，难道仅仅是因为作家们的视网膜效应，还是因为这样的现状已经常态化了？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
三、女性：主义未竟趋于悬置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女性解放”就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但是直到今天，女性命运似乎还是没有多大改观，至少在这些有关女性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这样。她们一面高呼新主义，一面扮演着旧角色。小说延续着“娜拉出走”的话题，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但是新主义、新伦理并没有真正改变女性的命运，她们似乎还是扮演着旧角色。女性真正独立了吗？将女性的社会境遇仍作为一个问题摆出来，引起警觉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一味比惨，能够进一步触动人心吗？能够建立起女性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吗？会不会适得其反，混淆视听，成为反面鸡汤文，麻醉读者甚至女性本身？社会不公、职场不易、婚姻不幸、堕落沉沦、性别深渊……这就是女性面临的现状？对女性命运的哀歌化书写，会不会引起女性的警觉甚至扭转她们的命运？女性曾一度充当了社会进步的工具，“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妇女把自己变成了工具，必须去促成社会的进步”[4]，现如今在作家们笔下，女性再度被工具化了，很多时候她们仅仅是出于一种创作题材选择的考量。故事同一性、主题概念化、创作公式化，同质化的书写将女性问题悬置了起来，女性主义成了未竟的主义。 近年来很多作家从女性角度出发，以细腻的情感和笔墨描述女性私密的世界，深刻演绎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在书写主题上，将女性主义奉为圭臬，但是一大批文本的蜂拥过后，女性依然面临一系列困境，女性还是作为问题摆在那里。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写出了女性的觉醒与向上的力量。八十岁高龄的作家杨本芬的《秋园》写出了女性命运的历史纵深感。朱山坡的《南国佳人》以历史女性为中心，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爱情之歌。尹学芸的《岁月风尘》书写百年历史风云，主要以一对姐妹为中心展开，通过她们的故事来书写时代的进程。张碧云的《水漾红尘》以三位女性的成长、求学、事业、爱情与婚姻所面临的困惑为主线，讲述女性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以及对生活的担当。柳营的《姐姐》也书写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所完成的蜕变。黄孝阳的《人间值得》书写女性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海男的《青云街六号》写出了战争苦难下的女性的坚韧，她自己也说作品是对女性主题的超越。[5]黎紫书的《流俗地》也用较为平实的手法写出了女性的命运，有苦难，也有坚韧。有意思的是，近年来男性作家也关注女性的群体命运，前面提到的贾平凹的《暂坐》就是围绕几个女性来展开。煤矿作家刘庆邦推出了《女工绘》，描绘女工们的命运。阎连科的《她们》也是一部较为出色的关注女性的作品，文本着重书写的是一系列女性，包括相亲对象、妻子、母亲、姐姐们、姑姑们、娘婶们以及后来采访到的一些有着不寻常经历的女性。《她们》通过乡土女性命运的透视，来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族命运。这些女性既是一个个独立个体，也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妇女群像。但是这样的作品比重很低，女性书写还是多以同质化的哀歌书写为主。
总的来看，近几年来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描写容易极端化和“情绪化”[6]，情绪化的表达充斥在文本之中，作家普遍呈现无爱的写作，有从贩卖身体到贩卖痛苦的一种转型趋势。情绪化容易导致书写的极端化，一直以来，女性书写就有极端化的趋势。《作女》《花纹》《米香》等关于女性的小说都有极端化的书写。近年来的作品更是如此，《日近长安远》可谓极端书写的集成。小说从婚姻关系的书写，到城乡矛盾的揭示，最终回到人性问题的探讨上来。关于这一点，小说有很多细节的刻画较为极端。张欣的《千万与春住》中的滕纳蜜这一形象就十分极端，她精于各种算计，却将生活导演得十分糟糕，最后只能在忏悔中度过余生。在其他小说中，女性也是较为弱势的，很多形象也比较极端化。林棹的《流溪》书写的是小城女孩张枣儿的悲惨童年，虹影的《罗马》通过童年、成年两条线的叙事，勾勒出了燕燕昏暗的童年，因为童年的遭遇，恐怖感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特别是不少梦境书写对此表现更深入。程青的《湖边》中更为极端，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一个社会案件，被作家精心编排重新呈现，主要的线索便是女主人公被自己的丈夫与情人合谋杀害，女性命运凄惨到何种地步！ 还有一些文本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女性演绎得无所不能，是谓“大女主”，比如蒋胜男的《芈月传》《燕云臺》等作品。
说到底，将女性文学单独设置成一个议题，其首要的意义是将女性文学看作是推动女性启蒙及女性主义运动发展。“五四”时期冯沅君、冰心等人的作品书写女性解放，就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启蒙运动，唤起女性的启蒙。当下还有不少作品延续着“五四”时期的主题，尤其是关于娜拉出走之后的这一话题仍被反复讨论，女性解放从经济独立发展到人格独立，特别是精神层面的独立。但是很多时候这种书写滑向了简单重复，显示出一种主题先行的意味，流露出平庸的思想。贺绍俊在分析一部名为“在疼痛中奔跑”的女性作家作品时指出，作者的胸襟太狭小，所以她只能跟着笔下的人物为一点点小事就去诅咒整个世界，而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即使在这里作者想要对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囿于个人狭隘情感的批判也不会是有力的，[7]而当下的很多文本都有此弊病。大量的文本仅仅停留在情绪宣泄的阶段，并未进行理性的思考，在大量重复的文本背后，反而是这一问题的搁置，情绪化的书写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特别是，针对女性书写而言，有些女性作家本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并没有明显的女性意识，但是在很多批评理论的引导下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很多作品是在阐发时进行的“理论化的改写”[8]，这种“理论化的思维”是一种事后推导，最终会影响她们的写作。以至在后续的写作中，她们会标榜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或者文字没有变动，或者有些生硬的强加，理论化的思维对作家的书写影响不容小觑，在研究中也需要引起重视。种种原因导致当前女性书写思想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很少有思想的高度，似乎连作家们自己都还在恪守着女性主内的传统古训。在文本呈现上，过分单纯，无法体现出写作的独特性，作家缺乏一种媒介间性思维，基本上没有一种跨界与互文的思维，从头至尾写一个单一的故事，无数个单一的故事堆砌起了同质化的女性写作。无论如何，女性写作依然还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还没有达到成熟。“在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运动远远没有完成……让女性获得自我解放，这是中国的女性文学最迫切的任务，也是女性文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9]可以稍稍对比一下其他的作品，比如《使女的故事》《证言》《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黑暗中的星光》《无声告白》《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抑或社会影响力，都值得借鉴。女性文学还需要有“大精神”的注入方可产生“大艺术”。
[注释]
[1]贾平凹：《〈暂坐〉后记》，《当代》，2020年第3期。
[2]樊迎春：《“新乡土”的特质与新变——读〈陌上〉兼及“新乡土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3]岳雯：《拘谨的热望，或混沌的正义》，《收获》长篇专号，2019年第4期。
[4][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5]海男：《从一条老街穿过时空》，《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3期。
[6]代绪宇、王珂：《和解：主义与日子，理想与现实——中国女权主义文学的生态及出路》，《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7]贺绍俊：《长篇小说的问题和前景》，载贺绍俊：《当代文学新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8]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9]贺绍俊：《性别差异了吗？——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随想》，《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