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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以来，森友学园“地价门”事件深刻搅动了日本政治。同时，森友学园的教育方针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旗下的大阪塚本幼儿园要求儿童背诵《教育敕语》，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教育敕语》是什么
《教育敕语》是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教育文件，为日本政府统合国民意识、建设近代国家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而在日本错误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教育敕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其倡导国民“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成为无数日本人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的精神支柱。
《教育敕语》的颁布主要有两个背景。首先是近代化的需要。至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已走过20余年，器物上的近代化可谓效果明显、成绩斐然，如何实现民众精神层面的近代化则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其次是内忧外患下统合国民意识的需要。于外而言，日本政府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强烈压力，其在加紧与西方列强谈判、极力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过程中，无论是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共御外辱，还是“脱亚入欧”，都必须统合日本人的国民意识，形成举国之力。于内而言，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客观上推进了日本民主化的进程，迫使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召开国会。为应对来自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同时对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欧化政策进行批判性反思，曾一手推动《军人敕谕》出台的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决心再度抬出天皇，在1890年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颁布《教育敕语》，以统合民心、稳定国内舆论。
从内容上看，《教育敕语》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内容较全面。其具体包含“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等12个德目，其中既有传统德目，也有针对近代化的道德训诫。第二，核心思想明确。相较于前11个德目，最后一条“义勇奉公”更为核心。《教育敕语》延续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偏重君权的思想，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试图通过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实现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的统一。第三，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旦缓急”是其重要的假定前提，而它也确实起到了凝聚人心的“关键词”作用。
《教育敕语》作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核心文件，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实施高压政治、对外发动疯狂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作为教育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日本众参两院通过决议，将《教育敕语》排除于学校教育内容之外。
围绕“复活”《教育敕语》的争论
实际上，伴随战后日本的复兴，要求“复活”《教育敕语》的呼声愈渐强烈。其核心观点主要有：第一，当初众参两院宣布《教育敕语》无效是在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压力下做出的选择，并非日本自愿为之；第二，《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指导理念的作用虽然终结，但其内容本身包含着普遍的真理性，在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稻田朋美防卫相就曾在一次国会答辩中表示，《教育敕語》中的亲孝行、重朋友等核心内容现在仍很重要。第三，在不违反《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情况下，《教育敕语》可以使用。
对此，反对派的呼声也非常强烈。他们的观点主要有：第一，应继续贯彻《教育敕语》无效的国会决议。众议员初鹿明博就指出，为贯彻《教育敕语》无效决议，应该禁止在学校教育中使用《教育敕语》的文本内容。第二，强调“义勇奉公”的《教育敕语》有违以主权在民为核心思想的《日本国宪法》。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太一郎就指出，虽然关于《教育敕语》中所列举的各项道德名目的是非对错存在争论，但这并不是根本问题。《教育敕语》的本质是天皇向国民下达了应该遵守的道德命令，这在整体形式上违反了《日本国宪法》第19条保障国民“思想及意志的自由”的规定。第三，《教育敕语》的“复活”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朝日新闻》2017年4月2日刊文指出，允许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来使用，可看作是政府欲回归战前价值观的一环。
《教育敕语》是否真正“复活”了
将《教育敕语》逐渐重新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主要是在两届安倍政权手中实现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一阶段，内容性重新引入，或曰隐性引入。第一届安倍内阁并没有急于将《教育敕语》明确地重新引入到学校教育中，而是着手教育制度改革，通过全面修改1947年《教育基本法》，来调整学校教育基本理念。2006年底，安倍内阁成功实现了对1947年《教育基本法》的全面修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新《教育基本法》的核心理念。1947年《教育基本法》中“期望培养希求真理与和平的人，彻底普及以追求普遍和充满个性之文化的创造性为目的的教育”，在2007年新《教育基本法》中被改为“希求真理和正义，尊重公共精神，以期培养具有丰富人间性和想象力的人，并推进以继承传统、创造新文化为目标的教育”。通过用“正义”置换“和平”，用“尊重公共精神”取代“个性”，彻底“颠覆”了1947年《教育基本法》尊重个性和自由的教育理念。日本共产党善通寺市议会议员内田信吾由此认为，新《教育基本法》践踏了国民内心的自由，强制推行“爱国心”教育打开了通过国家权力无限制地介入教育内容的道路。这是对教育自由和自主性的侵害，是对宪法的“背叛”。
第二阶段，文本性重新引入，或曰部分地显性引入。2017年3月21日，第二届安倍内阁通过决议，允许在不违反《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下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之所以称其为部分地显性引入的原因在于：第一，日本政府并未承认《教育敕语》作为教育基本指针的法律效力，就如官房长官菅义伟所言，“法律效力已经丧失。对不违反《宪法》及《教育基本法》并经妥善考量后使用的情况不应予以否定”。第二，虽然政府没有明确承认《教育敕语》可以作为道德教育教材来使用，但允许其被使用在其他教材中。文部科学大臣松野博一明确表示，《教育敕语》“使用在历史教材中是没有问题的”。第三，《教育敕语》的使用以不违背《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为前提。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教育敕语》还没有真正“复活”。
应充分重视并客观看待
首先，要充分重视《教育敕语》部分“复活”问题。如果把《教育敕语》“复活”问题单独拿出来看有可能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但若将其放在战后日本渐趋保守化的历史脉络中，特别是比照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推行的国家发展战略，就不难发现“复活”《教育敕语》是与安倍晋三推行的“安倍主义”互为表里的。而结合安倍内阁修改《教育基本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图修宪等一系列行为与动机，《教育敕语》在未来的教育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其次，要客观看待《教育敕语》的部分“复活”问题。《教育敕语》作为一份历史文件，在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失去了教育基本指针的地位，其所倡导的偏重君权与现行《日本国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在让天皇走下神坛的《人间宣言》发布70多年后，在日本民众经过惨痛的战争和战后半个多世纪民主自由思想进一步洗礼后，《教育敕语》要真正“复活”，恢复到战前那种地位，恐怕也是有难度的。
《教育敕语》是什么
《教育敕语》是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教育文件，为日本政府统合国民意识、建设近代国家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而在日本错误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教育敕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其倡导国民“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成为无数日本人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的精神支柱。
《教育敕语》的颁布主要有两个背景。首先是近代化的需要。至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已走过20余年，器物上的近代化可谓效果明显、成绩斐然，如何实现民众精神层面的近代化则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其次是内忧外患下统合国民意识的需要。于外而言，日本政府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强烈压力，其在加紧与西方列强谈判、极力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过程中，无论是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共御外辱，还是“脱亚入欧”，都必须统合日本人的国民意识，形成举国之力。于内而言，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客观上推进了日本民主化的进程，迫使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召开国会。为应对来自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同时对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欧化政策进行批判性反思，曾一手推动《军人敕谕》出台的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决心再度抬出天皇，在1890年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颁布《教育敕语》，以统合民心、稳定国内舆论。
从内容上看，《教育敕语》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内容较全面。其具体包含“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等12个德目，其中既有传统德目，也有针对近代化的道德训诫。第二，核心思想明确。相较于前11个德目，最后一条“义勇奉公”更为核心。《教育敕语》延续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偏重君权的思想，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试图通过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实现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的统一。第三，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旦缓急”是其重要的假定前提，而它也确实起到了凝聚人心的“关键词”作用。
《教育敕语》作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核心文件，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实施高压政治、对外发动疯狂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作为教育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日本众参两院通过决议，将《教育敕语》排除于学校教育内容之外。
围绕“复活”《教育敕语》的争论
实际上，伴随战后日本的复兴，要求“复活”《教育敕语》的呼声愈渐强烈。其核心观点主要有：第一，当初众参两院宣布《教育敕语》无效是在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压力下做出的选择，并非日本自愿为之；第二，《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指导理念的作用虽然终结，但其内容本身包含着普遍的真理性，在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稻田朋美防卫相就曾在一次国会答辩中表示，《教育敕語》中的亲孝行、重朋友等核心内容现在仍很重要。第三，在不违反《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情况下，《教育敕语》可以使用。
对此，反对派的呼声也非常强烈。他们的观点主要有：第一，应继续贯彻《教育敕语》无效的国会决议。众议员初鹿明博就指出，为贯彻《教育敕语》无效决议，应该禁止在学校教育中使用《教育敕语》的文本内容。第二，强调“义勇奉公”的《教育敕语》有违以主权在民为核心思想的《日本国宪法》。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太一郎就指出，虽然关于《教育敕语》中所列举的各项道德名目的是非对错存在争论，但这并不是根本问题。《教育敕语》的本质是天皇向国民下达了应该遵守的道德命令，这在整体形式上违反了《日本国宪法》第19条保障国民“思想及意志的自由”的规定。第三，《教育敕语》的“复活”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朝日新闻》2017年4月2日刊文指出，允许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来使用，可看作是政府欲回归战前价值观的一环。
《教育敕语》是否真正“复活”了
将《教育敕语》逐渐重新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主要是在两届安倍政权手中实现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一阶段，内容性重新引入，或曰隐性引入。第一届安倍内阁并没有急于将《教育敕语》明确地重新引入到学校教育中，而是着手教育制度改革，通过全面修改1947年《教育基本法》，来调整学校教育基本理念。2006年底，安倍内阁成功实现了对1947年《教育基本法》的全面修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新《教育基本法》的核心理念。1947年《教育基本法》中“期望培养希求真理与和平的人，彻底普及以追求普遍和充满个性之文化的创造性为目的的教育”，在2007年新《教育基本法》中被改为“希求真理和正义，尊重公共精神，以期培养具有丰富人间性和想象力的人，并推进以继承传统、创造新文化为目标的教育”。通过用“正义”置换“和平”，用“尊重公共精神”取代“个性”，彻底“颠覆”了1947年《教育基本法》尊重个性和自由的教育理念。日本共产党善通寺市议会议员内田信吾由此认为，新《教育基本法》践踏了国民内心的自由，强制推行“爱国心”教育打开了通过国家权力无限制地介入教育内容的道路。这是对教育自由和自主性的侵害，是对宪法的“背叛”。
第二阶段，文本性重新引入，或曰部分地显性引入。2017年3月21日，第二届安倍内阁通过决议，允许在不违反《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下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之所以称其为部分地显性引入的原因在于：第一，日本政府并未承认《教育敕语》作为教育基本指针的法律效力，就如官房长官菅义伟所言，“法律效力已经丧失。对不违反《宪法》及《教育基本法》并经妥善考量后使用的情况不应予以否定”。第二，虽然政府没有明确承认《教育敕语》可以作为道德教育教材来使用，但允许其被使用在其他教材中。文部科学大臣松野博一明确表示，《教育敕语》“使用在历史教材中是没有问题的”。第三，《教育敕语》的使用以不违背《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为前提。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教育敕语》还没有真正“复活”。
应充分重视并客观看待
首先，要充分重视《教育敕语》部分“复活”问题。如果把《教育敕语》“复活”问题单独拿出来看有可能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但若将其放在战后日本渐趋保守化的历史脉络中，特别是比照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推行的国家发展战略，就不难发现“复活”《教育敕语》是与安倍晋三推行的“安倍主义”互为表里的。而结合安倍内阁修改《教育基本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图修宪等一系列行为与动机，《教育敕语》在未来的教育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其次，要客观看待《教育敕语》的部分“复活”问题。《教育敕语》作为一份历史文件，在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失去了教育基本指针的地位，其所倡导的偏重君权与现行《日本国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在让天皇走下神坛的《人间宣言》发布70多年后，在日本民众经过惨痛的战争和战后半个多世纪民主自由思想进一步洗礼后，《教育敕语》要真正“复活”，恢复到战前那种地位，恐怕也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