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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为了准备参加在重庆召开的第七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缩微胶卷《和平日报》上海版创刊号（1946年1月1日）上，查到老舍的散文《和平是人类永久的契约》。
这篇文章一开始便从地球上的生物进化谈起，以马与人类相比，说明了人类科学的进步：当马用了6000万年的工夫还只能“吃草与负重行远”的时候，“人已发明了原子弹！”接着便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子弹，“假如它只是为杀人用的”，那人类就可能“用自己的聪明毁灭自己”；而月球破裂，彗星撞击地球等自然界的大灾变才是毁灭人类的最大危险。因此，“和平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在和平中，人类才能发展科学，“齐心努力地抵御那些天灾”，甚至必要时“搬到别的星球上去”，生生不已地发展和生存下去。他说，我们需要科学，科学能教我们预防和抵御大灾变；我们也需要艺术，艺术能培养崇高的心灵，使人知道和平的重要。最后，他指出几十年来受尽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最需要和平，在和平中恢复健康，尽到对世界的责任。
简洁、平易、生动，短短千余字的文章，就具体生动地说明了科学进步应服务于人类的长远利益的道理，充满对人类前途的关爱。
因为在《老舍全集》篇目中未找到它，我以为这是一篇佚文。后来经友人提醒，才明白它就是《老舍全集》第十四卷的《和平》一文（发表于1945年11月12日《和平日报》），只是改动了题目和结尾。再次发表，可见老舍对此篇的重视。而修改了题目，则是突出了契约精神，强调了人类对永久和平的相互的承诺、责任和诚信，意义重大。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永久和平的实现。
抗战取得艰苦的胜利之后，爱国民主人士奔走相告，呼吁和平。如果说，老舍的《我说》等是专门呼吁国内和平的，那么这篇《和平是人类永久的契约》（或《和平》），便将目光转向世界，呼吁世界和平了。
由此我想得很多。
我想到，老舍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作家，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他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一面，却还未被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发扬光大。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重新认识和重视基本人权与人性之后，才有所改变。这篇文章虽短，却是老舍关心人类命运，祈求世界和平发展的明证。
老舍早年从基督教中接受了博爱与世界大同的理想。在他看来，人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应该相互理解，“用心智与同情去协商一切”，以取得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他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人类共同的欲望和理想”。在他看来，没有对全人类的爱，没有人类大同的理想，那么爱国主义就不过是一种“扩大的自私”。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是宏大的，是有高远的理想的，也是超越了国界的。爱国主义和深广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正是老舍作品的基本精神。
在早期作品《二马》中，他既批判中国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又否定了英国人傲慢自大的狭隘国家主义思想。《小坡的生日》也寄寓了东方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的愿望。
另一个重要作品是30年代初他在“反乌托邦小说”的影响下写下的《猫城记》。故事发生在想象中的火星。一个探险者抵达火星，目睹一个历史悠久但政治腐败，人民愚昧，失去了国格和人格的猫人国，由于后起的科学发达但本性残忍的矮人国入侵而灭亡。他支持猫国清醒的人士起来反抗侵略。他说：“狭隘的爱国主义是讨厌的东西，但自卫是天职。”但他们无法唤起灵魂和肉体都已堕落仿佛被上帝“毁灭的指给捏住”的猫人，只好以身殉国。猫国和猫人终于灭绝。探险者最终在法国探险飞机的帮助下返回“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
在抗战时期，老舍亲自接待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绿川英子等，为制止侵略，争取和平，发展中日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并把这种崇高的思想化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在《大地龙蛇》中，老舍写到反抗日本侵略，英勇战斗的，不仅有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朝鲜义勇兵、印度医生，也有“投诚给正义”，反对本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兵。他们都是反侵略战士，又是东方文化和永久和平的创造者。在这个剧本最后，老舍描绘了想象中的20年后，抗战胜利并建立了亚洲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只有同情”，印度的“佛法”，西域的“可兰”，“佛的慈悲/庄老的清静/孔孟的仁义/总理的大同”，成了建设理想的永久和平世界的思想基础。老舍从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出发，将这些不同的宗教教义和不同的理论糅合在一起，“教东亚的男女/成为姐妹弟兄/同情是礼让/互助代替战争！”实现了“东方的理想”。可见老舍反抗侵略，同情劳苦大众，而又放眼世界，关怀人类甚至包括侵略国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在他那里，爱国主义只是实现世界和平和大同理想的必要一環。
《四世同堂》就更突出了。老舍在其中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也用一定篇幅表现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祸：老百姓充当侵略炮灰，不光彩地死在异国；住进小羊圈胡同的日本人，照样男的应征，喋血侵略战场，而后女的被充作营妓，也有着家破人亡的结局。作品中出现的一个日本老太太的形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她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断言日本必败，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她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她觉得不能为了国家而“忘了人类与世界”，希望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超越复仇与仇恨，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在早一步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别的日本人害怕报复，闭门不出，她却主动敞开大门，向中国人报告这一可能给自己招致不幸的消息。她虽然觉得自己无罪，但又认为自己也应当分担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因为她毕竟是日本人。她甚至壮着胆子等着一时冲动的中国百姓的“报复”，愿意忍辱挨打，减轻自己和其他日本人的罪过。这可以说是老舍心目中的正直的日本人应有的态度。
在《四世同堂》中，由于情节的需要，老舍也写到了原子弹。他写了那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蓝东阳跑到广岛，被原子弹炸死。但对原子弹，他说：“科学突飞猛进，发明了原子弹。发明了原子弹而首先应用于战争，这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这和这篇小文，以及他后来受到郭沫若等批判的一次关于反对扩散原子弹秘密的谈话是一脉相承的。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痛苦之后，人类痛定思痛，组织联合国，成立安理会，发表《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签订各种条约（包括后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等等，这都是人类以“契约精神”来防止战争，建立永久和平的努力。老舍在本篇中关于原子弹和人类和平的见解，是和这种人类进步的潮流完全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老舍很快回到国内。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刻变化，认为一贯向往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理想即将实现，热情歌颂新社会的各项变革，留下了《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杰作。但不断掀起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大批昔日朋友的倒下，又使他逐渐产生疑虑。他也逐渐感受到不能自由创作的痛苦：他在美国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的以北京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的计划无从实现，甚至他1965年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归来后所写的见闻及和日本友人交往的文章，也无法刊出。
接着便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开始不久的“红八月”中，老舍就受到无情的批判斗争，受尽人格的污辱，也见到昔日的朋友、同事受到无情的折磨，见到京剧等传统文化的悲剧。第二天，他舍身太平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舍离开我们已有50个年头了，但他永远是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丰碑。他留下的作品，包括上述的这篇散文，足以说明他是个热爱祖国，关怀人类，心存大爱的伟大作家。我们今天纪念老舍，也该反思历史，不让老舍式的悲剧重演，并且发扬他的精神，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这篇文章一开始便从地球上的生物进化谈起，以马与人类相比，说明了人类科学的进步：当马用了6000万年的工夫还只能“吃草与负重行远”的时候，“人已发明了原子弹！”接着便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子弹，“假如它只是为杀人用的”，那人类就可能“用自己的聪明毁灭自己”；而月球破裂，彗星撞击地球等自然界的大灾变才是毁灭人类的最大危险。因此，“和平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在和平中，人类才能发展科学，“齐心努力地抵御那些天灾”，甚至必要时“搬到别的星球上去”，生生不已地发展和生存下去。他说，我们需要科学，科学能教我们预防和抵御大灾变；我们也需要艺术，艺术能培养崇高的心灵，使人知道和平的重要。最后，他指出几十年来受尽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最需要和平，在和平中恢复健康，尽到对世界的责任。
简洁、平易、生动，短短千余字的文章，就具体生动地说明了科学进步应服务于人类的长远利益的道理，充满对人类前途的关爱。
因为在《老舍全集》篇目中未找到它，我以为这是一篇佚文。后来经友人提醒，才明白它就是《老舍全集》第十四卷的《和平》一文（发表于1945年11月12日《和平日报》），只是改动了题目和结尾。再次发表，可见老舍对此篇的重视。而修改了题目，则是突出了契约精神，强调了人类对永久和平的相互的承诺、责任和诚信，意义重大。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永久和平的实现。
抗战取得艰苦的胜利之后，爱国民主人士奔走相告，呼吁和平。如果说，老舍的《我说》等是专门呼吁国内和平的，那么这篇《和平是人类永久的契约》（或《和平》），便将目光转向世界，呼吁世界和平了。
由此我想得很多。
我想到，老舍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作家，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他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一面，却还未被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发扬光大。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重新认识和重视基本人权与人性之后，才有所改变。这篇文章虽短，却是老舍关心人类命运，祈求世界和平发展的明证。
老舍早年从基督教中接受了博爱与世界大同的理想。在他看来，人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应该相互理解，“用心智与同情去协商一切”，以取得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他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人类共同的欲望和理想”。在他看来，没有对全人类的爱，没有人类大同的理想，那么爱国主义就不过是一种“扩大的自私”。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是宏大的，是有高远的理想的，也是超越了国界的。爱国主义和深广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正是老舍作品的基本精神。
在早期作品《二马》中，他既批判中国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又否定了英国人傲慢自大的狭隘国家主义思想。《小坡的生日》也寄寓了东方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的愿望。
另一个重要作品是30年代初他在“反乌托邦小说”的影响下写下的《猫城记》。故事发生在想象中的火星。一个探险者抵达火星，目睹一个历史悠久但政治腐败，人民愚昧，失去了国格和人格的猫人国，由于后起的科学发达但本性残忍的矮人国入侵而灭亡。他支持猫国清醒的人士起来反抗侵略。他说：“狭隘的爱国主义是讨厌的东西，但自卫是天职。”但他们无法唤起灵魂和肉体都已堕落仿佛被上帝“毁灭的指给捏住”的猫人，只好以身殉国。猫国和猫人终于灭绝。探险者最终在法国探险飞机的帮助下返回“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
在抗战时期，老舍亲自接待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绿川英子等，为制止侵略，争取和平，发展中日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并把这种崇高的思想化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在《大地龙蛇》中，老舍写到反抗日本侵略，英勇战斗的，不仅有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朝鲜义勇兵、印度医生，也有“投诚给正义”，反对本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兵。他们都是反侵略战士，又是东方文化和永久和平的创造者。在这个剧本最后，老舍描绘了想象中的20年后，抗战胜利并建立了亚洲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只有同情”，印度的“佛法”，西域的“可兰”，“佛的慈悲/庄老的清静/孔孟的仁义/总理的大同”，成了建设理想的永久和平世界的思想基础。老舍从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出发，将这些不同的宗教教义和不同的理论糅合在一起，“教东亚的男女/成为姐妹弟兄/同情是礼让/互助代替战争！”实现了“东方的理想”。可见老舍反抗侵略，同情劳苦大众，而又放眼世界，关怀人类甚至包括侵略国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在他那里，爱国主义只是实现世界和平和大同理想的必要一環。
《四世同堂》就更突出了。老舍在其中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也用一定篇幅表现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祸：老百姓充当侵略炮灰，不光彩地死在异国；住进小羊圈胡同的日本人，照样男的应征，喋血侵略战场，而后女的被充作营妓，也有着家破人亡的结局。作品中出现的一个日本老太太的形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她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断言日本必败，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她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她觉得不能为了国家而“忘了人类与世界”，希望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超越复仇与仇恨，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在早一步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别的日本人害怕报复，闭门不出，她却主动敞开大门，向中国人报告这一可能给自己招致不幸的消息。她虽然觉得自己无罪，但又认为自己也应当分担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因为她毕竟是日本人。她甚至壮着胆子等着一时冲动的中国百姓的“报复”，愿意忍辱挨打，减轻自己和其他日本人的罪过。这可以说是老舍心目中的正直的日本人应有的态度。
在《四世同堂》中，由于情节的需要，老舍也写到了原子弹。他写了那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蓝东阳跑到广岛，被原子弹炸死。但对原子弹，他说：“科学突飞猛进，发明了原子弹。发明了原子弹而首先应用于战争，这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这和这篇小文，以及他后来受到郭沫若等批判的一次关于反对扩散原子弹秘密的谈话是一脉相承的。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痛苦之后，人类痛定思痛，组织联合国，成立安理会，发表《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签订各种条约（包括后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等等，这都是人类以“契约精神”来防止战争，建立永久和平的努力。老舍在本篇中关于原子弹和人类和平的见解，是和这种人类进步的潮流完全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老舍很快回到国内。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刻变化，认为一贯向往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理想即将实现，热情歌颂新社会的各项变革，留下了《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杰作。但不断掀起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大批昔日朋友的倒下，又使他逐渐产生疑虑。他也逐渐感受到不能自由创作的痛苦：他在美国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的以北京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的计划无从实现，甚至他1965年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归来后所写的见闻及和日本友人交往的文章，也无法刊出。
接着便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开始不久的“红八月”中，老舍就受到无情的批判斗争，受尽人格的污辱，也见到昔日的朋友、同事受到无情的折磨，见到京剧等传统文化的悲剧。第二天，他舍身太平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舍离开我们已有50个年头了，但他永远是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丰碑。他留下的作品，包括上述的这篇散文，足以说明他是个热爱祖国，关怀人类，心存大爱的伟大作家。我们今天纪念老舍，也该反思历史，不让老舍式的悲剧重演，并且发扬他的精神，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