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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3月，为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进一步“减费降税”承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公布了“增值税新政”。长期以来，“减费降税”政策如何影响，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尤其是创业企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始终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减费降税;创业活动;影响机制
一、 引言
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通过减费降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成为政策制定者考虑的政策目标。2016年5月，我国实施了营改增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因为重复征税造成的企业额外负担。
近年来，国民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企业生存和发展较以往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情况下，减费降税已经成为税费改革的客观需求。201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局等多部门联合推出“减费降税”政策措施。在降税制度方面，增值税改革是核心。
二、 新一轮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
1. 减税政策：（1）增值税制度改革：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原适用于16%税率的行业，其税率降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行业，其税率降低为9%;此外，生活服务业适应税率降为6%;（2）扩大加速折旧适用范围：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其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一次性抵扣或进行加速折旧。此项旨在政策鼓励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其最大的受益者是制造业企业。
2. 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社会保障负担。随着劳工成本低不断上升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综合人力成本的上升成为造成导致企业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降低社会保障税率的综合方案》对社保政策中单位承担部分进行了调整：其中，明确了单位缴费不超过16%，小微企业社保费用负担也有所降低。
3. 针对初创企业的减费降税政策：在实施上述普惠性减费降税政策的同时。近年，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创业企业的减费降税政策。其中包括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减税政策以及针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创业企业的政策。
三、 制度—创业、创新活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税费政策究竟如何影响创业、创新活动，继而影响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在分析上述问题时，通常采用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展开研究。
其中，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税费政策如何影响个体创业行为。从已有文献来看，这类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这类研究也陷入了创业“特质论”的泥潭，引发了不少争议。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发现从微观层面难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创业活动上存在很大差异，以及如何解释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相比微观视角，宏观层面的分析框架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睐。近年，许多文献借鉴了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建立了“制度—创新、创业活动—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以下问题：制度或政策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继而影响经济发展。
按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概念的定义（North，1991），制度因素包括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上，对创业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包括：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广义上的制度，通常还包括文化、惯例等。比如，一些地区的创业氛围比其地区更好，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也更高，比如硅谷和歐洲的第三意大利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传统。
在当下中美贸易战升级，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的背景之下。实现“六稳”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找到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因素，这也凸显了“制度——创业、创新——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人口红利，依靠城镇化过程，推动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从总体上提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城镇化进程步入中后期。中国经济继续依靠原有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此，更好地发挥创新（Romer，1986）这一内生增长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根据已有文献：创业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机制一，通过新岗位的创造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发展。Brich（1979，1981）发现，1969年～1976年间，美国超过66%的净新增工作岗位由雇员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创造;超过82%的工作岗位由雇员不超过100人的公司提供。机制二，出于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初创企业比现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新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其创新动力更足。
尽管初创企业更有动力创新，但是，其也面临一些固有劣势，初创企业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其面临固有的新企业劣势（Arthur Stinchcombe，1965）和小企业劣势（Aldrich
关键词：减费降税;创业活动;影响机制
一、 引言
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通过减费降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成为政策制定者考虑的政策目标。2016年5月，我国实施了营改增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因为重复征税造成的企业额外负担。
近年来，国民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企业生存和发展较以往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情况下，减费降税已经成为税费改革的客观需求。201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局等多部门联合推出“减费降税”政策措施。在降税制度方面，增值税改革是核心。
二、 新一轮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
1. 减税政策：（1）增值税制度改革：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原适用于16%税率的行业，其税率降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行业，其税率降低为9%;此外，生活服务业适应税率降为6%;（2）扩大加速折旧适用范围：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其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一次性抵扣或进行加速折旧。此项旨在政策鼓励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其最大的受益者是制造业企业。
2. 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社会保障负担。随着劳工成本低不断上升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综合人力成本的上升成为造成导致企业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降低社会保障税率的综合方案》对社保政策中单位承担部分进行了调整：其中，明确了单位缴费不超过16%，小微企业社保费用负担也有所降低。
3. 针对初创企业的减费降税政策：在实施上述普惠性减费降税政策的同时。近年，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创业企业的减费降税政策。其中包括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减税政策以及针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创业企业的政策。
三、 制度—创业、创新活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税费政策究竟如何影响创业、创新活动，继而影响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在分析上述问题时，通常采用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展开研究。
其中，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税费政策如何影响个体创业行为。从已有文献来看，这类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这类研究也陷入了创业“特质论”的泥潭，引发了不少争议。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发现从微观层面难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创业活动上存在很大差异，以及如何解释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相比微观视角，宏观层面的分析框架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睐。近年，许多文献借鉴了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建立了“制度—创新、创业活动—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以下问题：制度或政策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继而影响经济发展。
按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概念的定义（North，1991），制度因素包括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上，对创业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包括：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广义上的制度，通常还包括文化、惯例等。比如，一些地区的创业氛围比其地区更好，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也更高，比如硅谷和歐洲的第三意大利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传统。
在当下中美贸易战升级，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的背景之下。实现“六稳”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找到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因素，这也凸显了“制度——创业、创新——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人口红利，依靠城镇化过程，推动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从总体上提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城镇化进程步入中后期。中国经济继续依靠原有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此，更好地发挥创新（Romer，1986）这一内生增长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根据已有文献：创业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机制一，通过新岗位的创造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发展。Brich（1979，1981）发现，1969年～1976年间，美国超过66%的净新增工作岗位由雇员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创造;超过82%的工作岗位由雇员不超过100人的公司提供。机制二，出于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初创企业比现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新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其创新动力更足。
尽管初创企业更有动力创新，但是，其也面临一些固有劣势，初创企业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其面临固有的新企业劣势（Arthur Stinchcombe，1965）和小企业劣势（Ald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