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第九个寡妇》以书写女性在历史中的生命经验来实现对特殊历史时期中女性的生存状态的阐释，以女性的视角看待女性，看待男性，看待历史，体现了女性作为历史缺席者对革命的反思。
关键词：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 女性主义
严歌苓虽然从未打起女性主义的大旗进行写作，但她在接受访问时，直言自己喜欢写女性，认为男性没什么可写。{1}围绕着这样的创作观，一系列丰满生动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笔下应运而生。严歌苓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中，突破了家族小说的模式，以女性的生存经验作为故事发展的轴心，采用一种女性理想生存方式的表达，为我们打开了看见历史的另一扇窗户，展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的维度，更让读者看到了与以往男性话语权力遮蔽下的女性不同的女性形象。
男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怎样叙述和描写，始终不能摆脱男性为女性“代言”的圈套。例如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思妇”形象，不管什么样的愁绪与哀怜，都是男性作家一厢情愿地想象之中的形象，并不能真实地表达被叙述者真实的心境与状态；再如善于刻画女性形象的苏童，他笔下的颂莲、秋怡这样的女性人物之所以动人，更多的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站在男性的角度对女性命运进行审视。这是一种带有性别差异的审视态度，其中仍然带有强烈的男性话语的色彩，而不是这些女性形象自身所传达出的生存理想，他们背后隐含的讯息还是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或是男性对女性命运的支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因为其值得“悲悯”而出彩，而不是因女性人物自身的魅力和气度以及作为当时时代的女性所表达出的时代强音而生动。真正的女性文学应该关注的是女性的命运与处境，而不是男性作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越俎代庖。在中外都曾居住过的严歌苓，一方面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中国女人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在她的写作中透露出越来越浓重的性别意识，使女性不再是作为历史中的他者出现，而是以历史主体的身份表达自己的话语。《第九个寡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小说以书写主人公王葡萄的生命经验为中心线索，传达出了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声音。
一、女性的叙事视角
历来的文学作品中，政治和革命在任何意义上讲都是男人的政治和革命，女性的出现更多的是起到结构性的作用，因此女性成为了历史的缺席者。严歌苓认为“女人好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这个观点：首先，从广义上讲，可以是指这个以葡萄为中心叙写的这个故事好看，这也是严歌苓创作的一种美学取向；其次，从字面上看，就是主人公的外貌体态具有的某种吸引力，小说主要是通过他人的视角进行叙述；再次，可以将“好看”理解为喜欢看别人，小说中的王葡萄常常在看人，事物经她的眼睛有了新的理解，作者用类似于陌生化的手法赋予葡萄另类的目光，用她的目光看周围的世界，去诠释政治人世的变迁。王葡萄正是从她的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在世界，因而她对事物的观照也自然包含着女性意识形态。{2}主人公的这种目光来源于作者想要体现的女性主义视角，这种视角正是贯穿全书的命脉所在，这样的性别意识，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传达。
在《第九个寡妇》中，作者用葡萄的眼睛看别人，也用别人的眼睛看葡萄。葡萄看周围的人和事物，目光中比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了一样与众不同的特点——没有惧怕。正是这种对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曾畏惧的心，才是真正保有人类原始的“真”的心，也正是这颗心所怀有的目光，能够穿过世俗功利等一切迷雾，看到其背后存在的本质。在整篇小说叙述中，作者经常使用陌生化的描写方法，革命中政权的更迭在葡萄眼中的反映只是人们腿上不同的穿戴罢了，有时是灰色，有时是黄色，有时不灰不黄。显然作者没有在主人公身上加入任何的政治立场，而是将更多的关怀放在了普通群众在政权更迭中的处境。只有这样的书写，才能更好地展现历史中的群众和群众的历史；这样的叙述更加贴近我们的生存状态，没有兵戈铁马的战场描写，却依然发人深省。再如，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在葡萄看来，是“毛主席弄了个接班人，这个接班人逃跑，从飞机上摔下来摔死了……死前还是好人，整天跟在毛主席屁股后头照相片，摔死了成了卖国贼”{3}。这些我们熟悉的事物，经葡萄的眼睛加工，便减弱了政治的严肃性，多了一份对革命的消解意味，这也正是一种对男性中心政治的消解。
当别人看葡萄时，她的反应也不同于常人。别人的闲言碎语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她有自己的原则，不会扭曲自己的本性来迎合别人。故事中的男性角色，如孙少勇、史春喜、史五合、老朴等，并没有显示出传统男性叙事话语中的优越性，相反，他们总是不自觉地成为王葡萄可贵人性的证明者。在他们客观理性的审视过程中，王葡萄自身都没有觉察的人格特质凸显出来：勇敢，独立，自足。在面对同样恶劣的环境时，她总能过得比别人更滋润，就像老朴在多年后见到葡萄时心中发出的感慨那样：“他（老朴）想也没想到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度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4}苦难没有可能打倒她，她和她的名字一样永远鲜嫩多汁。
二、女性的生存哲学
男性作家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集中表现了女性被征服、被鄙弃的处境。《第九个寡妇》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则是以葡萄的感官感受为中心，演绎她无限
的生命力，作者采用这样的女性视角，把女性推到历史前台，表达出不同于主流的历史看法。“中国农民在变革运动的开始，往往困于历史的惰性，趋于保守；而一旦发动起来常有趋向狂热的极端。”{5}王葡萄正是在这种狂热中保留着自己心中对爱、对情的坚守。她对各种各样的革命体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她在革命带来的变革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认同，她并没有失落，而是沿着自己对于生命的尊重，活出了自己应该有的样子。她的大胆不是她的无知，而是把“自我”的思想和行为看成生活的本位，即为自己而活，不为他人而活。葡萄没有将自己依赖给任何一个人，所以面对来自男性的伤害，她也总能找到正确的出口。她的自我意识使她没有成为任何不合理礼教和制度的牺牲品。 相反，她周围的男性却体现出了在心理或生活上对葡萄的依赖，似乎葡萄就是他们生活力量的来源。孙怀青的生命需要葡萄的庇护得以延续，虽然他自己试图出走，为自己谋条活路，但是面对外界严酷的斗争环境，他又必须回到葡萄的地窖里；老朴由风光一时到被打成“反党老朴”，巨大的落差使他几乎放弃了坚持下去的希望，同样也是葡萄用她乐观的人生态度感染着老朴，给予他温暖和力量，让他坚持到了平反的一天；孙少勇在两次失败的婚姻后，与葡萄之间体会到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同，葡萄鲜活的个性让她自己比其他两位知识女性更有魅力，更能体现出女人的特质，因此兜兜转转，最后年近半百的孙少勇还是回到了葡萄的身边。葡萄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与磨难，最后还是能以她宽厚的包容力接纳伤害过自己的人。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葡萄始终信奉人的哲学，信奉人间爱的哲学，就像陈思和先生在《第九个寡妇》的跋中总结的“地母”那样，这样的哲学给了她无限的生命力和包容力。作家老朴在“文革”的打压中本应失掉生的希望，然而事实却是他的“文革”生活因为葡萄这样一个女人的存在，让他觉得自己活得反倒比在城里的风光日子更加真实自在；孙怀青是本应该在小说开头就死去的“地主恶霸”，却在葡萄的息心照料下活到了新时期的到来。作者这样的安排，正是想要肯定一种生命状态的可能性，也就是王葡萄生存哲学的胜利。
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所塑造的王葡萄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英雄形象，英雄该有的不只是刚性、烈性，还有人性的光辉。无论在什么年代中，什么环境下，生命的韧性承担了苦难的宽广，从而使生命的意义得到最好的诠释。宽容的厚重和爱的完满才是女性应该有的英雄姿态，作家这样的女性书写正如一泓清泉为当代中国文坛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1} 庄园：《女性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2} 乔以钢：《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4}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第273页。
{5}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参考文献：
[1]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 乔以钢.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 女性主义
严歌苓虽然从未打起女性主义的大旗进行写作，但她在接受访问时，直言自己喜欢写女性，认为男性没什么可写。{1}围绕着这样的创作观，一系列丰满生动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笔下应运而生。严歌苓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中，突破了家族小说的模式，以女性的生存经验作为故事发展的轴心，采用一种女性理想生存方式的表达，为我们打开了看见历史的另一扇窗户，展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的维度，更让读者看到了与以往男性话语权力遮蔽下的女性不同的女性形象。
男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怎样叙述和描写，始终不能摆脱男性为女性“代言”的圈套。例如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思妇”形象，不管什么样的愁绪与哀怜，都是男性作家一厢情愿地想象之中的形象，并不能真实地表达被叙述者真实的心境与状态；再如善于刻画女性形象的苏童，他笔下的颂莲、秋怡这样的女性人物之所以动人，更多的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站在男性的角度对女性命运进行审视。这是一种带有性别差异的审视态度，其中仍然带有强烈的男性话语的色彩，而不是这些女性形象自身所传达出的生存理想，他们背后隐含的讯息还是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或是男性对女性命运的支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因为其值得“悲悯”而出彩，而不是因女性人物自身的魅力和气度以及作为当时时代的女性所表达出的时代强音而生动。真正的女性文学应该关注的是女性的命运与处境，而不是男性作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越俎代庖。在中外都曾居住过的严歌苓，一方面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中国女人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在她的写作中透露出越来越浓重的性别意识，使女性不再是作为历史中的他者出现，而是以历史主体的身份表达自己的话语。《第九个寡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小说以书写主人公王葡萄的生命经验为中心线索，传达出了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声音。
一、女性的叙事视角
历来的文学作品中，政治和革命在任何意义上讲都是男人的政治和革命，女性的出现更多的是起到结构性的作用，因此女性成为了历史的缺席者。严歌苓认为“女人好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这个观点：首先，从广义上讲，可以是指这个以葡萄为中心叙写的这个故事好看，这也是严歌苓创作的一种美学取向；其次，从字面上看，就是主人公的外貌体态具有的某种吸引力，小说主要是通过他人的视角进行叙述；再次，可以将“好看”理解为喜欢看别人，小说中的王葡萄常常在看人，事物经她的眼睛有了新的理解，作者用类似于陌生化的手法赋予葡萄另类的目光，用她的目光看周围的世界，去诠释政治人世的变迁。王葡萄正是从她的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在世界，因而她对事物的观照也自然包含着女性意识形态。{2}主人公的这种目光来源于作者想要体现的女性主义视角，这种视角正是贯穿全书的命脉所在，这样的性别意识，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传达。
在《第九个寡妇》中，作者用葡萄的眼睛看别人，也用别人的眼睛看葡萄。葡萄看周围的人和事物，目光中比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了一样与众不同的特点——没有惧怕。正是这种对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曾畏惧的心，才是真正保有人类原始的“真”的心，也正是这颗心所怀有的目光，能够穿过世俗功利等一切迷雾，看到其背后存在的本质。在整篇小说叙述中，作者经常使用陌生化的描写方法，革命中政权的更迭在葡萄眼中的反映只是人们腿上不同的穿戴罢了，有时是灰色，有时是黄色，有时不灰不黄。显然作者没有在主人公身上加入任何的政治立场，而是将更多的关怀放在了普通群众在政权更迭中的处境。只有这样的书写，才能更好地展现历史中的群众和群众的历史；这样的叙述更加贴近我们的生存状态，没有兵戈铁马的战场描写，却依然发人深省。再如，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在葡萄看来，是“毛主席弄了个接班人，这个接班人逃跑，从飞机上摔下来摔死了……死前还是好人，整天跟在毛主席屁股后头照相片，摔死了成了卖国贼”{3}。这些我们熟悉的事物，经葡萄的眼睛加工，便减弱了政治的严肃性，多了一份对革命的消解意味，这也正是一种对男性中心政治的消解。
当别人看葡萄时，她的反应也不同于常人。别人的闲言碎语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她有自己的原则，不会扭曲自己的本性来迎合别人。故事中的男性角色，如孙少勇、史春喜、史五合、老朴等，并没有显示出传统男性叙事话语中的优越性，相反，他们总是不自觉地成为王葡萄可贵人性的证明者。在他们客观理性的审视过程中，王葡萄自身都没有觉察的人格特质凸显出来：勇敢，独立，自足。在面对同样恶劣的环境时，她总能过得比别人更滋润，就像老朴在多年后见到葡萄时心中发出的感慨那样：“他（老朴）想也没想到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度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4}苦难没有可能打倒她，她和她的名字一样永远鲜嫩多汁。
二、女性的生存哲学
男性作家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集中表现了女性被征服、被鄙弃的处境。《第九个寡妇》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则是以葡萄的感官感受为中心，演绎她无限
的生命力，作者采用这样的女性视角，把女性推到历史前台，表达出不同于主流的历史看法。“中国农民在变革运动的开始，往往困于历史的惰性，趋于保守；而一旦发动起来常有趋向狂热的极端。”{5}王葡萄正是在这种狂热中保留着自己心中对爱、对情的坚守。她对各种各样的革命体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她在革命带来的变革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认同，她并没有失落，而是沿着自己对于生命的尊重，活出了自己应该有的样子。她的大胆不是她的无知，而是把“自我”的思想和行为看成生活的本位，即为自己而活，不为他人而活。葡萄没有将自己依赖给任何一个人，所以面对来自男性的伤害，她也总能找到正确的出口。她的自我意识使她没有成为任何不合理礼教和制度的牺牲品。 相反，她周围的男性却体现出了在心理或生活上对葡萄的依赖，似乎葡萄就是他们生活力量的来源。孙怀青的生命需要葡萄的庇护得以延续，虽然他自己试图出走，为自己谋条活路，但是面对外界严酷的斗争环境，他又必须回到葡萄的地窖里；老朴由风光一时到被打成“反党老朴”，巨大的落差使他几乎放弃了坚持下去的希望，同样也是葡萄用她乐观的人生态度感染着老朴，给予他温暖和力量，让他坚持到了平反的一天；孙少勇在两次失败的婚姻后，与葡萄之间体会到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同，葡萄鲜活的个性让她自己比其他两位知识女性更有魅力，更能体现出女人的特质，因此兜兜转转，最后年近半百的孙少勇还是回到了葡萄的身边。葡萄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与磨难，最后还是能以她宽厚的包容力接纳伤害过自己的人。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葡萄始终信奉人的哲学，信奉人间爱的哲学，就像陈思和先生在《第九个寡妇》的跋中总结的“地母”那样，这样的哲学给了她无限的生命力和包容力。作家老朴在“文革”的打压中本应失掉生的希望，然而事实却是他的“文革”生活因为葡萄这样一个女人的存在，让他觉得自己活得反倒比在城里的风光日子更加真实自在；孙怀青是本应该在小说开头就死去的“地主恶霸”，却在葡萄的息心照料下活到了新时期的到来。作者这样的安排，正是想要肯定一种生命状态的可能性，也就是王葡萄生存哲学的胜利。
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所塑造的王葡萄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英雄形象，英雄该有的不只是刚性、烈性，还有人性的光辉。无论在什么年代中，什么环境下，生命的韧性承担了苦难的宽广，从而使生命的意义得到最好的诠释。宽容的厚重和爱的完满才是女性应该有的英雄姿态，作家这样的女性书写正如一泓清泉为当代中国文坛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1} 庄园：《女性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2} 乔以钢：《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4}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第273页。
{5}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参考文献：
[1]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 乔以钢.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