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1日，波兰华沙，联合国气候變化会议正式召开，数千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团出席参加。CFP供图
　　不管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还是在诸多“绿色增长”主题的论坛上，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方法。但仔细审视全球能源体系就会发现，化石燃料仍是本世纪最主要的能源。这意味着，碳收集和储存技术（CCS）才是应对气候挑战的关键。
　　人们广泛关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学家茅阳一（Yoichi Kaya）1993年提出的茅阳一恒等式。茅阳一将总人口和人均GDP、能源效率（单位GDP的能源使用量）以及碳密集度（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含量）相乘，就得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针对人口管理或限制个人财富的动议，显然不可能获得支持。因此，能源效率和碳密集度就成了总排放量的决定因素。
　　但这一简易的解释与现实并不相符。事实上，二氧化碳向海洋大气排放的速度，比风化和海洋沉积等的速度快好几个数量级。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二氧化碳随时间排放量的累计值，这一观点在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最新的第五版评估报告中已有体现。
　　自250年前工业时代开始以来，大约5750亿吨化石燃料和土地中的碳——即两万多亿吨的二氧化碳排入了大气，导致全球热平衡发生变化，地表温度可能因此上升了1℃（结果分布的中位值）。按照当前速度测算，到2040年可能会排放1万亿吨碳，或将导致2℃的升温。
　　这一观点与流行的减排进展测量机制不一致，后者关注具体的年度结果目标。尽管到2050年实现每年的排放量减少是积极的进步，但这并不一定能阻止全球气温上升。
　　从气候角度看，温度随时间升高，更大程度上是化石燃料资源基础规模和给定能源价格上的开采效率的函数。随着供应链效率的增加，资源的最终开采和使用量也会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积累量也会增加。这意味着，效率可能促进而不是限制排放的增加。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仅有极少数核心能源发明是通过创新实现能源效率提高的：内燃机、电动马达、电灯泡、燃气轮机、蒸汽机以及更为晚近的电路等。所有这些例子中，效率提高的结果都是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增加。
　　类似地，各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努力也没什么成果。对于中国等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仍是遥不可及的。相反，可再生能源构成了燃料供给约束，妨碍了更快的经济增长。简言之，完全寄希望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很可能只是自欺欺人。
　　相反，决策者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限制累计排放量上。决策者需要首先认识到，尽管新能源技术最终会在实用性和经济性两方面胜过化石燃料，但能源增长的要求，将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支撑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
　　最重要的是，这凸显出部署CCS体系的重要性。CCS使用各种工业过程，捕捉化石燃料使用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然后把它们储藏在地下地质构造中，不让它们在生物圈中积累。
　　不幸的是，对CCS体系的认识仍有待加强。欧盟最新发布的2030年气候和能源政策框架，重点仍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部署可再生能源。尽管提到了CCS，但欧盟是否有决心推广它，仍有待观察。
　　怎样动员政府支持CCS，将会是2030年以后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