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城市主干道
　　
　　在北京市自1953年以来逐渐科学化、体系化的7次城市规划之中，政府建筑作为一个重要的讨论项目始终出现，讨论的焦点在于位置：从早期为保护古城到日前为解决城市已有问题，政府建筑位置都作为掌控城市发展方向，平衡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方法与手段而被提及，但又因为非常实际的原因而仅仅是被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并没有成为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北京城市问题而努力的方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城中的政府在最初确定位置之后就没有位移过。政府的位置依然发生了变化，证据如下：
　　民族事务委员会1950年在东华门与西单之间，2004年在长安街西侧；文化部1950年在东四北大街，2004年在东二环东侧；交通部1950年在史家胡同，2004年在长安街东侧；外交部1950年在东四北大街和外交部街交接处，2004年在朝阳门和东二环的十字处；新闻出版署1950年在西单北大街的胡同里，2004年在东四大街；公安部1950年在西交民巷，2004年在长安街；轻工业部1950年在西交民巷西侧，2004年在长安街；海关总署1950年在高弼路（台基厂），2004年在长安街；司法部1950年在绒线胡同，2004年在东二环东侧；人民银行1950年在西交民巷，2004年在长安街。
　　总结以上变化：自建国以来，政府主要部门的空间位置在向城市主干道两侧转移，主要是向长安街和东二环转移（值得一提的是，西二环让给了金融建筑，东三环让给了CBD）。从转移的目的地可以解读出位置变化的目的之一：寻找具有宽广可视距离的位置，以彰显形象，用于瞻仰，产生纪念性。
　　产生纪念性，以建筑而言，可以使用大、高、水平、垂直、漂浮等手段达到；而对于观者而言，观看距离最为重要，用距离降低人的自认，夸大建筑的存在。古今中外多有这样的例子，如紫禁城、天安门广场、金字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华盛顿纪念碑等等。
　　但在今日拥挤混乱、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以满足每一个政府建筑的被纪念要求，于是北京特有的宽大道路发挥了作用：传统通用的瞻仰距离——广场蜕变成为道路的宽度，人在道路另一侧观看政府建筑，更主要的是在疾驰的车中匆匆观看政府建筑，这也使得建筑的常用评判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在快速中无法细细审视建筑，细部可以被忽略，构件必须更大，形象也需要更加容易被人理解。这一点倒也较为符合中国目前的情况：在快速的节奏中接受事物，理解事物，进而生产事物。
　　从这个角度讲，道路也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合璧产物。
　　
　　政府建筑保护得真好
　　
　　与位置相似，政府也有足够的权力、财力选择自己中意的外形。明清时期的政府建筑是藏匿的，寻常百姓无法知道建筑的形象是怎样的，而现在的政府摆在面前，还特意出现在道路两旁，空出观看的距离，所以形象成为一个公开的评判对象，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说三道四。也因此，政府的表现意识不再仅仅是等级高低、炫耀与威严，更多了一些稳重、安全、亲近的考虑。更因此，政府的物质形象成为可以被统计分析的对象。
　　北京城中有一个奇迹：在今日北京城发生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之时，国家主要政府部门的建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证据如下：
　　1959年与2006年的人民大会堂一样；1959年与2006年的广电大楼一样；1959年与2006年的电报大楼一样；1959年与2006年的政协礼堂一样；1959年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与2006年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兵器工业局一样；1959年的水产部与2006年的国家粮食局一样；1980年与2006年的国家海洋局一样；1993年与2006年的妇联一样；1995年与2006年的交通部一样。还有一些是改造了的，如：1964年与2006年的民航大楼；1990年与2006年的海关大厦。
　　从中读出的潜台词是：作为形象出现的政府不能够被随意改动，这些物象都被尊为纪念物，缠绕着伟大的历史与民族的象征：功绩、记忆、威严、公正、亲近等种种政府希望人们联想出的比喻都表现在这些建筑之上，所以这些建筑必须被保护起来，任何针对北京的城市空间规划/构想都不得惊扰它们。
　　之所以称其为“奇迹”，是因为与同时期建设、后被广泛拆除或者明清时即有、后被更广泛拆除的建筑相比较，政府建筑（特指建国后建的主要部门建筑）被“保护”的痕迹太过明显，以至于在纵览了其他建筑的命运之后难免惊讶：这些建筑这么多年来保护得真好。政府的选择也就一览无遗：政府的形象与历史是最重要的。
　　这些不变化与先前谈及的政府位移变化共同构造出建国后北京城中政府的“奋斗图景”，即为早期争取出现在西长安街两侧，后期争取出现在东长安街两侧、东二环两侧（CCTV是新的此类操作）。一旦争取到，就要努力维持其形象，不容改变，更不容拆除。长安街便是这类“物体建筑”聚集的场所。
　　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北京政府建筑的类型经历了从“肌理建筑”到“物体建筑”，直至目前的“超级建筑”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不绝对，目前的情况是三种类型的并存，但“物体建筑”与“超级建筑”明显担负着政府形象的表现职能。
　　传统中国建筑的特点是经营多个建筑的关系，明清时期的政府建筑即属此类：紫禁城，雍王府，顺天府都是多个建筑组合的结果；民国时期的政府建筑是“肌理建筑”与“物体建筑”的过渡，建筑组合的关系已经破碎，不系统，但其中会有一两个建筑较大，出现“物体建筑”的痕迹。
　　建国后在长安街两侧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物体建筑”建造过程，建筑以单体出现，中心对称，以至于长安街两侧成为“物体城市”，被观看的城市，虽然好看但不利于生活；如今，“物体建筑”开始堆砌，甚至出现了“物体建筑”的变形金刚——超级建筑城！各种功能涵盖其中，内部空间多变，外交部就是一例。
　　
　　混杂的诸种元素
　　
　　建筑的表面终究不是一个简单抽象的表面，它由众多不同类型的元素组合而成：概念、历史符号、材料、功能构件、窗户、城市影响、装饰符号等等。那么政府在选择自己的物质形象时难免会对这些元素有所筛选，选择有利于自身形象的元素，排除不利的元素。
　　将政府建筑的表面组成元素逐一分解、提炼、分项统计，就可得知政府在物质形象处理上更为注重哪些元素。同时因为对不同层级政府（国家，市，区，街道）建筑的分开处理，使得这一统计具有反映不同层级政府对形象要求的作用。
　　笔者曾经选择了51个元素（角度），对北京市76个不同层级的政府建筑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是：政府建筑最为重视的元素并不是装饰、技术、高贵等等以往我们默认的表现权威与等级的元素，其所看重的是“临街”这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元素（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在北京“临街”对于政府而言意味着什么），而其他排名靠前的分项，如“方形窗洞”、“入口”、“砖石面材”也都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都是最一般的建筑使用元素。而在笔者的统计元素中，也有着如“斗拱”、“大台阶”、“浮雕”、“玻璃幕墙”等等充满历史与现代、装饰与记忆并存的符号，但政府都没有将它们作为最重要的元素，最重要的是普通的东西。
　　相比较于其他强调创新、炫技、姿态和形式的建筑（如商业建筑、剧场、体育馆、写字楼等等），政府建筑可谓其貌不扬，甚至是有点说不出来哪里特殊。其所看重的不是经济价值，也不是形象创新，它更在乎某种稳重的，甚至是低调的态度。但与一般认为有此态度的事物或人相比，政府的要求有点特殊：它要让这种态度昭示于人。
　　低调意象/昭示于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然而正是这一看似荒唐的悖论造就了北京城的政府建筑们，他们充满了简单体型/复杂屋顶，低廉材料/繁复装饰，各种新形象/对称、三段式等古典形式的奇异结合。从而也达到了将矛盾的两面同时呈现的目的。
　　政府建筑的形象要求是矛盾的统一：高调/低调，权威/亲近，高昂造价/其貌不扬，高科技/普通，现代/历史，等级/平易近人等等。而这些，恐怕是西方精英建筑学最不能够容忍的现象——混杂，说不清道不明。
　　从这个角度讲，北京市的政府建筑具有足够的中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