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我在飞往巴黎的途中，看到了杨显惠老师的《夹边沟纪事》一书，触动很深。后来，我开始与杨老师交往，并成为无话不谈的知交。
　　《甘南纪事》，是杨老师继《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后，第三本被他冠以“纪事”之名的作品。3本书，都是以短篇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同一个题材。一般而言，这些题材都是所谓主流文学的作家们不愿涉及、刻意回避的。面对这样的题材，作家不仅需要面对旁人的误解和冷遇，忍受孤寂的折磨，同时也必须承受题材本身所带来的痛苦。几年以来，我在和杨老师的接触中，谈到他写作的一些故事，常常发现他在为自己所写的人物而悄悄流泪。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苍老……
　　写这样的题材，对杨老师而言，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上世纪90代初，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处在一种迷惘当中。其中一些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审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贫瘠的物质生活，以及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所经历的人生苦难。这批人成了那个时期最富于远见、最有智慧和最有良知的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批人所作的贡献，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因此，杨老师在其创作中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甘南纪事》叙述的内容，发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境内。迭部，古称叠州，距所谓人文三皇——伏曦、神农、轩辕活动的地区，并不遥远。如今，则是与卫藏、康巴鼎足而三的安多藏区。自2006年开始，杨老师只身一人，来到这片平静而又古老的土地，眼望着一个个生活在这青松白草、冰峰四立的草原上和峡谷里的人影，心潮汹涌。他出入于牧场的毡房，辗转于村里的沓屋，感受他们的呼吸，触摸他们的血脉，由陌生而熟悉，由朦胧而清晰，历时3年，终于写出书中的12个故事。
　　头3个故事，是一位古道热肠、名叫达让的安多汉子讲述的。这3个故事，充满了杀人与被杀的情节，似乎有一点血腥，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故事的主角——恩贝、白玛和道吉吉这几个妇女，哪怕是一点芝麻小事，若是不符合她们所认定的事理，就会不计后果、誓死抗争的性格。安多藏区的居民所认定的事理，大体来自他们古老的习俗。比如恩贝，怂恿儿子们报仇，所依据的事理就是：杀人偿命，不偿命赔命价，先人们都是这样做的。而她的悲剧，正在于处理她丈夫被杀的机构不是传统的“日瓦”而是法院。按照“日瓦”的处理，杀害她丈夫的凶手闹柔家赔了命价，其后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可按照法院的处理，闹柔既没有偿命，也没有赔“命价”，这才酿成后来的恶果。白玛和道吉吉的故事，也经过了“日瓦”的调解。白玛的情人括地因为伤口感染，不治身亡，一命抵一命完事；道吉吉因为一条牵牛的绳子，催迫丈夫前去索要，以致丈夫被杀，结果是两村“日瓦”判决杀死她丈夫的东珠扎西，赔偿她15万元人民币。
　　“日瓦”，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村民自治性质的民间组织。过去，这组织由各“帐圈”推选出一些公正无私、有智慧和有威信的老人组成，专事调解邻里和部落间的纠纷与矛盾，同时，还负责处理部落的重大事件；如今，这组织则由各自然村村长、行政村村长、党支部书记和寺院的僧人共同组成，名称也改为“村民调解委员会”。关于“日瓦”的活动，杨老师在《连手》、《尕干果村》等故事中，也有着详尽、具体而又生动的描述。
　　《措美峰》，可以读到一个自年轻时就有勇有谋、有仁有义的总管的故事；《娘乃节》、《小妹的婚事》和《沉默的柴垛》，又可以看到安多藏民对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态度。《狼狗》所叙述的故事，大概是有关村民组织“寺管会”的故事，而那看似寻常，却能够令人陷入沉思的故事——《给奶奶的礼物》所讲述的，是万考的儿子更堆群佩给奶奶达娃买了一套保暖内衣，最后却因为不舒服的缘故，被奶奶脱了。更堆群佩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孝心而强迫奶奶重新穿上，他于是不再言语。
　　要详细了解本书的内容，最好还是去读杨老师的原著。读杨老师的原著，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即使是被他称作“苦难文学”的《夹边沟纪事》以及《定西孤儿院纪事》，也同样如此。朴实无华的文字，平易冷静的描写，所述的内容却又是那么动人心魄，不可思议！
　　杨老师所写的这些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是不加引号的，对话成为正文的一部分，也成为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我觉得，杨老师写作的这个特点，是对小说创作的一个贡献。但是，杨老师的贡献，岂止是文字！从创作上看，《甘南纪事》的厚重，是不言而喻的；而它的文字之美，也是可触摸的。更震撼我们的，却是它的人物和故事。杨老师所讲述的安多藏区，以及这里的人物和故事，让我们想到了远古，想到了未来，更想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