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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已为九秩老翁的林风眠在东京西武百货店举办其一生最后的画展时，依旧不忘1930年日本之行的情景：“在东京遇到了横山大观先生以及石井柏亭先生为首的日本艺术家及友人，我们之间进行了非常亲切的交流。”[1]时光荏苒，自林风眠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至今已90余年。2021年是林风眠逝世30周年。1930年，林风眠率团赴日进行艺术教育视察，并在东京举办“中华民国国立西湖艺展”（以下简称“西湖艺展”），这非同凡响的一页如今已到了被翻开完整呈现的时候了。笔者竭力追寻蛛丝马迹，汇集点点滴滴，聚焦模糊地带和曾经风光，特作此文以纪念中国现代绘画的先驱——林风眠先生。
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如何吸收消化西洋文化的课题。自江户时代末期开始，经过明治维新改革，日本艺术迅速西洋化。日本艺术界在汲取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当时的中国艺术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很多留学生在这一时期东渡扶桑求学，中日两国共同举办联合画展等一系列交流活动，构筑了中日艺术界紧密的关系。
下列这些代表性事件，足见一斑：
1906年3月，李叔同、曾延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
1911年，丰子恺游学日本。何香凝从东京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科毕业。
1913年，陈抱一留学东京美术学校。
1917年5月，徐悲鸿、蒋碧薇渡日。
1919年，陈之佛入学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4月，石井柏亭访问上海图画美术学校。
1922年，吴昌硕在大阪府高岛屋百货店举办画展。金城、陈师曾赴日办日中联合画展。
1924年4月至5月，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第三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渡边晨亩、荒木十亩、小室翠云、平福百穗等50名日本画家展出了200余幅画作。
1927年，刘海粟在东京朝日新闻社举办个展。[2]
据查，这段时期，中国赴日考察团体增多，特别是各地名牌大学的教育视察团。考察团访问日本的目的主要还是观摩与取经。
交流总是双向的。国民政府计划于192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兼具美育功能和接轨世界的全国性美展，并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欢迎日本艺术家来华参展。日本外务省命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米内山庸夫，对美展进行可行性考察。不日，米内山庸夫便亲自前往设在西湖边的国立艺术院（不久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展览会筹备处了解情况，而美展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正是林风眠。
林风眠 《羽禽四帧》 26cm×44.5cm×4 绢本设色 1930年 蔡元培家族旧藏
米内山庸夫完成考察后，1928年10月12日在给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报告中提到：此展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届国立展览会，网罗了全国（中国）一批有影响力的美术家及相关专家参加。[3]在报告中，米内山庸夫还特别提到林风眠将在此美展中展出自己的作品。十天后的10月21日，展览会秘书、宣传组委员兼审查委员会委员林文铮与审查委员王悦之二人来到石函路1号的日本领事馆，见到了米内山庸夫，为日后招聘斋藤佳三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杭州艺专”）图案系主任、教授与赴日考察办展埋下了伏笔。[4]
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字里行间充满对藤野先生沉郁的感恩之情，而当时的美术界也有一位“藤野式”的先生——斋藤佳三。
根据现存的史料，可考察国立杭州艺专招聘斋藤佳三的详尽始末。
1929年8月12日，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米内山庸夫上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从日方高校聘请教授的申请。
8月23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联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
9月3日，米内山庸夫收悉外务省关于东京美术学校推荐本校图案专业讲师斋藤佳三的指示。[5]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方既完成了对推荐对象教育背景与学术水平的查认，又落实了薪金、住房、教学、课时与假期等待遇条件，并确定斋藤佳三于10月份赴任。此过程中中日双方态度之诚恳、配合之密切，可以说是跨国招聘艺术人才的一个成功案例。
1929年10月1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还特地为此做了专题报道，刊登斋藤佳三的肖像。报道称，从日本领事馆到外务省，都对此次国民政府委托推荐教师极其慎重。由此，东京美术学校新锐工艺美术家斋藤佳三便成为民国政府教育系统中的第一位日本教授。
1930年，东京高等工艺学校大门
斋藤佳三（1887—1955），日本秋田县人，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曾两度赴德国学习与考察，以追求“综合艺术”为目标，在舞台美术与美术评论、策展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享有日本“设计之父”的美誉。斋藤佳三不负众望，在上任后為国立杭州艺专的现代图案教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30年2月回国休假时，他不仅主持了由东京都电台举办的一场题为“已经觉醒了的中国美术界——别具一格的西湖国立艺术院”的趣味讲座，[6]还为国立杭州艺专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申请到一笔经费，用于购买日本出版的图案学相关参考书。[7]这些书籍无论对师生开阔视野，还是作为教学与创作的重要参考，都发挥了良好作用。斋藤佳三还成了之后中国代表团赴日考察与办展的倡议者，其间的每个环节都倾注着的他的努力。
遗憾的是，金价高涨，日方文化事业部要求增加斋藤佳三俸薪。由于中方教育部备案在先，无法临时变动，迫于无奈，斋藤佳三聘期未到便离开了国立杭州艺专。保存完好的林风眠署名文章《愿艺术在两国交流》，开篇就言及1930年新年同乐会上斋藤佳三谈到的“艺术无国界”，林风眠对此极为认同，他认为：“在佳三先生连带的说明，是说我们待他完全同待自家兄弟一样，不但一点没有歧视，并且敬爱有加。这，在佳三先生以此自慰，甚而致于感谢，当然是他个人的谦德；在我们，我们国立艺专的同事们，则以为这是分所当然的事了。我所感动的是更大的一点，那就是艺术不但在消极方面要竭力消灭国界种族以及人与人间的一切界限，在积极的方面要互相感染互相提携互相容纳。”[8]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林风眠的胸襟与情怀，他与佳三的友谊就同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一样。 日本应该是除法国之外林风眠一生结缘最深的国家。这次赴日“西湖艺展”及考察活动，交流与画展并举，形式多样，方法灵活，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不分内外、不分朝野、不分个人与团体的沟通氛围，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日艺术的交流。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了其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并在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二传手”。国立杭州艺专的教授们从西洋取经回来后又东渡交流，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或许正是此次林风眠一行的访日活动震动了整个日本艺术界、教育界、政治界的原因之一。日方也认为，“西湖艺展”已不是以往观念中的中国画展，而是以国立杭州艺专教授为中心，汲取西方现代绘画精华，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新兴绘画的展览，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与里程碑意义。
林风眠一行此次赴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考察日本高校的艺术教育。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对口交流高校。关于选择这两所学校的原因，笔者认为与斋藤佳三有较大关系，东京美术学校正是斋藤佳三的母校和东家。东京高等工艺学校于1921年12月设立，在1945年5月25日的东京空袭中，校舍几乎全部被烧毁。东京高等工艺学校的工艺图案科尤具特色。考察团专门前往这两所高校，说明当时国立杭州艺专虽然深受法国教育思想模式影响，但并没一味囿于法国模式，而是以真诚开放的姿态选择赴日考察学习日本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体现了林风眠“兼容并包”的艺术教育思想。
1930年正值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彼时各派力量激烈角逐，但社会基本稳定，思想自由，文化多元。林风眠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投入到艺术教育的洪流中。东瀛之行正是其艺术教育事业中夺目耀眼的一幕，同时也是历史夹缝里的一线曙光。象征中国现代艺术萌芽的国立杭州艺专成立不久，林风眠就果断及时地跨出了国门，完成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行动。能以中华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年轻校长身份率团赴日视察与办展，不能不说此时的林风眠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如今回望这段历史，仍令人感怀万千，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正是一代又一代先贤不断求索尝试的成果，这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徐宗帅/自由撰稿人，孙孺/日本东洋美术学校）
注释
[1]西武百货店有限公司，编.现代中国绘画之巨匠——林风眠作品展[M].西武百货店有限公司， 1990.
[2]陆伟荣.中国近代美术和日本[M].日本冈山：日本大学教育出版社， 2007：262-264.
[3]文中引用的日语文献资料均由笔者自行翻译。
[4]鹤田武良.关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日本洋画[J].近百年中国绘画史研究， 2005，（10）：259-280.
[5]日本外务省.杭州国立艺术院图案科教授斋藤佳三应聘关系[R].1929.
[6]东京都新闻[N].1930年2月7日.
[7]日本外务省.杭州国立艺术院图案参考书寄赠关系[R].1930.
[8]吉田千鹤子.斋藤佳三和林风眠所不被人知的交友[C]//泷本博之，詹晓梅，编.近代中国美术的萌芽. 东京：勉诚出版， 2013：207.
[9]同注[8]，210页。
[10]此为旧币值。
[11]傅怡静.国立杭州艺专赴日办“西湖艺展”考论[J].美术研究， 2010，（01）：54-59.
[12]郑重.画未了——林风眠传[M].北京：中华书局， 2016：250.
[13]日本外务省.国立杭州美术学校林校长外六名[R].1930.
[14]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第4卷）[M].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 1964.
[15]同注[14]。
[16]汪荣宝于1901年赴日留学，曾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京师译学馆教员。1911年任协纂宪法大臣，还被指派为《法令全书》总纂。1922年至1931年长期担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以上录自王晓秋所作中华书局出版的《汪荣宝日记》前言）
[17]同注[13]。
[18]国立杭州艺术專科学校周刊[N].1930-09.
一、近走东洋
20世纪初期，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如何吸收消化西洋文化的课题。自江户时代末期开始，经过明治维新改革，日本艺术迅速西洋化。日本艺术界在汲取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当时的中国艺术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很多留学生在这一时期东渡扶桑求学，中日两国共同举办联合画展等一系列交流活动，构筑了中日艺术界紧密的关系。
下列这些代表性事件，足见一斑：
1906年3月，李叔同、曾延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
1911年，丰子恺游学日本。何香凝从东京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科毕业。
1913年，陈抱一留学东京美术学校。
1917年5月，徐悲鸿、蒋碧薇渡日。
1919年，陈之佛入学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4月，石井柏亭访问上海图画美术学校。
1922年，吴昌硕在大阪府高岛屋百货店举办画展。金城、陈师曾赴日办日中联合画展。
1924年4月至5月，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第三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渡边晨亩、荒木十亩、小室翠云、平福百穗等50名日本画家展出了200余幅画作。
1927年，刘海粟在东京朝日新闻社举办个展。[2]
据查，这段时期，中国赴日考察团体增多，特别是各地名牌大学的教育视察团。考察团访问日本的目的主要还是观摩与取经。
交流总是双向的。国民政府计划于192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兼具美育功能和接轨世界的全国性美展，并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欢迎日本艺术家来华参展。日本外务省命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米内山庸夫，对美展进行可行性考察。不日，米内山庸夫便亲自前往设在西湖边的国立艺术院（不久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展览会筹备处了解情况，而美展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正是林风眠。
米内山庸夫完成考察后，1928年10月12日在给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报告中提到：此展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届国立展览会，网罗了全国（中国）一批有影响力的美术家及相关专家参加。[3]在报告中，米内山庸夫还特别提到林风眠将在此美展中展出自己的作品。十天后的10月21日，展览会秘书、宣传组委员兼审查委员会委员林文铮与审查委员王悦之二人来到石函路1号的日本领事馆，见到了米内山庸夫，为日后招聘斋藤佳三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杭州艺专”）图案系主任、教授与赴日考察办展埋下了伏笔。[4]
二、斋藤佳三
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字里行间充满对藤野先生沉郁的感恩之情，而当时的美术界也有一位“藤野式”的先生——斋藤佳三。
根据现存的史料，可考察国立杭州艺专招聘斋藤佳三的详尽始末。
1929年8月12日，日本驻杭州领事代理米内山庸夫上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从日方高校聘请教授的申请。
8月23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联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
9月3日，米内山庸夫收悉外务省关于东京美术学校推荐本校图案专业讲师斋藤佳三的指示。[5]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方既完成了对推荐对象教育背景与学术水平的查认，又落实了薪金、住房、教学、课时与假期等待遇条件，并确定斋藤佳三于10月份赴任。此过程中中日双方态度之诚恳、配合之密切，可以说是跨国招聘艺术人才的一个成功案例。
1929年10月1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还特地为此做了专题报道，刊登斋藤佳三的肖像。报道称，从日本领事馆到外务省，都对此次国民政府委托推荐教师极其慎重。由此，东京美术学校新锐工艺美术家斋藤佳三便成为民国政府教育系统中的第一位日本教授。
斋藤佳三（1887—1955），日本秋田县人，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曾两度赴德国学习与考察，以追求“综合艺术”为目标，在舞台美术与美术评论、策展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享有日本“设计之父”的美誉。斋藤佳三不负众望，在上任后為国立杭州艺专的现代图案教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30年2月回国休假时，他不仅主持了由东京都电台举办的一场题为“已经觉醒了的中国美术界——别具一格的西湖国立艺术院”的趣味讲座，[6]还为国立杭州艺专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申请到一笔经费，用于购买日本出版的图案学相关参考书。[7]这些书籍无论对师生开阔视野，还是作为教学与创作的重要参考，都发挥了良好作用。斋藤佳三还成了之后中国代表团赴日考察与办展的倡议者，其间的每个环节都倾注着的他的努力。
遗憾的是，金价高涨，日方文化事业部要求增加斋藤佳三俸薪。由于中方教育部备案在先，无法临时变动，迫于无奈，斋藤佳三聘期未到便离开了国立杭州艺专。保存完好的林风眠署名文章《愿艺术在两国交流》，开篇就言及1930年新年同乐会上斋藤佳三谈到的“艺术无国界”，林风眠对此极为认同，他认为：“在佳三先生连带的说明，是说我们待他完全同待自家兄弟一样，不但一点没有歧视，并且敬爱有加。这，在佳三先生以此自慰，甚而致于感谢，当然是他个人的谦德；在我们，我们国立艺专的同事们，则以为这是分所当然的事了。我所感动的是更大的一点，那就是艺术不但在消极方面要竭力消灭国界种族以及人与人间的一切界限，在积极的方面要互相感染互相提携互相容纳。”[8]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林风眠的胸襟与情怀，他与佳三的友谊就同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一样。 日本应该是除法国之外林风眠一生结缘最深的国家。这次赴日“西湖艺展”及考察活动，交流与画展并举，形式多样，方法灵活，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不分内外、不分朝野、不分个人与团体的沟通氛围，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日艺术的交流。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了其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并在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二传手”。国立杭州艺专的教授们从西洋取经回来后又东渡交流，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或许正是此次林风眠一行的访日活动震动了整个日本艺术界、教育界、政治界的原因之一。日方也认为，“西湖艺展”已不是以往观念中的中国画展，而是以国立杭州艺专教授为中心，汲取西方现代绘画精华，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新兴绘画的展览，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与里程碑意义。
林风眠一行此次赴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考察日本高校的艺术教育。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对口交流高校。关于选择这两所学校的原因，笔者认为与斋藤佳三有较大关系，东京美术学校正是斋藤佳三的母校和东家。东京高等工艺学校于1921年12月设立，在1945年5月25日的东京空袭中，校舍几乎全部被烧毁。东京高等工艺学校的工艺图案科尤具特色。考察团专门前往这两所高校，说明当时国立杭州艺专虽然深受法国教育思想模式影响，但并没一味囿于法国模式，而是以真诚开放的姿态选择赴日考察学习日本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体现了林风眠“兼容并包”的艺术教育思想。
1930年正值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彼时各派力量激烈角逐，但社会基本稳定，思想自由，文化多元。林风眠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投入到艺术教育的洪流中。东瀛之行正是其艺术教育事业中夺目耀眼的一幕，同时也是历史夹缝里的一线曙光。象征中国现代艺术萌芽的国立杭州艺专成立不久，林风眠就果断及时地跨出了国门，完成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行动。能以中华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年轻校长身份率团赴日视察与办展，不能不说此时的林风眠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如今回望这段历史，仍令人感怀万千，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正是一代又一代先贤不断求索尝试的成果，这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徐宗帅/自由撰稿人，孙孺/日本东洋美术学校）
注释
[1]西武百货店有限公司，编.现代中国绘画之巨匠——林风眠作品展[M].西武百货店有限公司， 1990.
[2]陆伟荣.中国近代美术和日本[M].日本冈山：日本大学教育出版社， 2007：262-264.
[3]文中引用的日语文献资料均由笔者自行翻译。
[4]鹤田武良.关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日本洋画[J].近百年中国绘画史研究， 2005，（10）：259-280.
[5]日本外务省.杭州国立艺术院图案科教授斋藤佳三应聘关系[R].1929.
[6]东京都新闻[N].1930年2月7日.
[7]日本外务省.杭州国立艺术院图案参考书寄赠关系[R].1930.
[8]吉田千鹤子.斋藤佳三和林风眠所不被人知的交友[C]//泷本博之，詹晓梅，编.近代中国美术的萌芽. 东京：勉诚出版， 2013：207.
[9]同注[8]，210页。
[10]此为旧币值。
[11]傅怡静.国立杭州艺专赴日办“西湖艺展”考论[J].美术研究， 2010，（01）：54-59.
[12]郑重.画未了——林风眠传[M].北京：中华书局， 2016：250.
[13]日本外务省.国立杭州美术学校林校长外六名[R].1930.
[14]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第4卷）[M].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 1964.
[15]同注[14]。
[16]汪荣宝于1901年赴日留学，曾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京师译学馆教员。1911年任协纂宪法大臣，还被指派为《法令全书》总纂。1922年至1931年长期担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以上录自王晓秋所作中华书局出版的《汪荣宝日记》前言）
[17]同注[13]。
[18]国立杭州艺术專科学校周刊[N].19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