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妈妈在柏林生下了我，她是一名和善的拉丁语教师，也是我的百科全书。而她那严肃古板的丈夫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皮革商人，不停地在各个城市间奔波。
　　我们的邻居是欧利文一家，他们从波兰来。小镇上的人们都有一头鲜亮光泽的金色秀发，可欧利文夫妇和小欧利文却长着像褐藻般浓密的棕色卷发。一天，我和小欧利文一起在庭院除草，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你的头发不是金色的呢？”小欧利文转了转那双黑眼珠，俯身拔起一把小草，佯装严肃地说：“小草啊，你的叶片为什么不是棕色的呢？”把我逗得“咯咯”地笑个不停。
　　当我5岁的时候，我的国家迎来了新总理。爸爸兴奋地告诉我和妈妈，新总理给德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他简直是个天才！”爸爸这样评价他。爸爸开始时不时地提起这位天才式的人物，甚至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本总理自传《我的奋斗》。只可惜我还太小，不怎么识字，况且满是字母的传记远没有香甜的巧克力令人着迷。不过封面上那个威严男人的胡子倒是格外引人注目，小小的、毛茸茸的一个梯形紧贴在鼻尖的下边，这实在是太可爱了！
　　当我还在天真烂漫地胡思乱想的时候，胡子总理却残忍地驱逐了欧利文一家。那天夜里，小欧利文敲响了我家的门，他小心翼翼地护着一个纸盒，衣服早已被雨水淋透了，帽子也不知被风刮到了哪儿去。他哭着告诉我，他要离开柏林。“你为什么要走？我不要你走！”我紧紧地抱着他，害怕下一秒小欧利文就会溜走。他的脑袋埋在我的肩膀上，抽泣着说：“因为你们的总理不喜欢波兰人，他说我们是劣等民族。”我开始号啕大哭，我简直无法想象我最好的玩伴就要离开我了。“可是我想你留在这里！欧利文，求求你别离开！”这时，爸爸来了，他把欧利文从我怀里扯开，粗暴地推了出去，那个纸盒也在顷刻间被他踩得破败不堪，掉出了一只断翼。
　　爸爸的脸涨得通红，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告诉我，如果再让他看见我和波兰小孩儿混在一块儿，他就要打断我的腿。然后他狠狠给了我一巴掌，气冲冲地走开了。我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脑子一片空白。妈妈悄悄走出来，紧紧地抱住了我，我的耳边落下了滚烫的泪。“我恨希特……”我大声地说，然后妈妈迅速捂住了我的嘴。
　　我12岁那年，英勇的政府军站在柏林广场上向人们宣布波兰已经被划入德国版图。男士们兴奋地将帽子扔向天空，女士们齐声唱起了军歌，士兵们在欢聲鼓舞中比着向纳粹尽忠的手势。当一辆辆载着战俘的囚车行至广场时，人群沸腾了。“阿道夫万岁！纳粹万岁！伟大的日耳曼万岁！”人们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着那个名字。我知道，那些伤痕累累的人们来自波兰；可我不知道，也不敢想，在那人群里会不会有我的欧利文。
　　后来，我们和意大利、日本结了盟，波兰之后又有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被载到广场。我跟着人群站在柏林广场上，目送一批又一批和我们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被送进牢笼。爸爸对战争、胜利的迷恋和狂热日益壮大，最后抛下我和妈妈加入了政府军的队伍，而妈妈却一天比一天憔悴，她告诉我，我们早晚要对我们所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
　　我不知道爸爸所在的战场是什么模样，但在我就读的中学里，处处都能看到模仿士兵训练、满怀一腔热血的学生；我不懂得那些棕色瞳孔里倒映的哀伤，但我看见手中的世界地图在不断变化，听见牢笼里的哭喊声在一天天增加。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金色比棕色高贵？为什么天上总有炮弹在飞？为什么工厂里的犹太工人拿不到工资还要工作？为什么街边会有填不饱肚子的孩子？
　　终于有一天，钢铁制成的飞鸟也来到了我们自己的天空上，天边浮现了无数瑰丽的蘑菇云，妈妈带着我仓皇躲进潮湿的防空洞，一声声巨响在我们身后炸裂。数万的民众挤在一个空间里，争夺着食物和水，没有人会在乎防空洞外无处躲藏的战俘，所有人都只是想着快一点熬过去。轰炸过了一轮又一轮，可当我们走出去时，迎来的却是战败的消息。
　　“胡子总理自杀了，我们的帝国时代没了。”人们一片哀伤，但更多的是迷茫。
　　妈妈牵着我，茫然地站在废墟上，四处远望，我们却找不到自己的家。“妈妈，我们还会再有一个家吗？”我抬头问，妈妈却只是执着地看向南方，南方的鸟儿还没有归巢。
　　冬天到了，我却还没等来答案，不知道春天的时候，欧利文会不会和鸽子一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