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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于丹等在央视《百家讲坛》做客开讲，“品三国”，解读汉代人物、《论语》和《庄子》等古代经典，因观点的标新立异、语言的通俗流行以及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从默默无闻的学者变成“明星学者”，从普通的教授变成“超级教授”，学者走上电视，学术结缘传媒，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易中天于丹”现象。观众中有坚定的拥趸者，也有表示不屑和质疑的，不同的心态和声音反映了问题的各个方面。“品”、“解读”、“心得”就是一种解释，本文试从解释学角度来分析“易中天于丹”现象在社会中的传播与反响，以期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说明问题。
解释学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认识论问题，它本身就是由对经典《圣经》的诠释而来。解释学经历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漫长的时间后，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的方法论。解释学领域可以分为两大派——古典派和现代派。两大派别所持理论和主张迥然有异却各领风骚，可以解释面对当下“易中天于丹”现象受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赞同和反对。
古典派之于质疑者
解释学古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文论家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们认为，历史的意义是客观的，所以理解也应该是客观的。主张摆脱个人的偏见，纯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认为文本意义是先在的，即文本意义是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已然赋予和确定的，强调解释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摆脱主观性，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达到文本意义上的“再现”。他们认为，史家、解释者的主观性是不能抹杀历史客观性的，因为对于经典的历史的解释就是通过理解史家来把握历史这个文本的原意的。古典解释学派坚持理解、解释的客观性原则，要求史家即解读历史、经典的人把意义说成是文本自身固有的，不能以解释者的理解为转移，要清楚解释者自己的各种偏见，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这是古典解释学派的理想。
《百家讲坛》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学者们带着自己对这些经典作品个人化的理解，在央视传播自己的观点。易中天在品评三国时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欣赏曹操，易中天不是第一人，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毛泽东也对曹操有好的评价。但关键是在具体的事情上，他表现了鲜明的个人倾向，颠覆了曹操在人们心中最基本的历史价值观。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易中天认为：“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小人与伪君子的差别就在于做事是否无所顾忌，这一观点引来诸多学者的“板砖”。于丹在《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着“《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似乎读懂了《论语》，就会获得快乐。但是，孔子不是“快乐论”的主张者，他自己一生过得并不快乐：“道之不行，已知之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辈子的理想主张并没有实现，否则孔子就不会欣赏曾点的“暮春之游”了。所谓的“孔颜乐处”是宋儒周敦颐提示二程去探究的，而不是孔子本人所主张的，是指孔子、颜回在研究学者、探索真理过程中感受到的愉悦，是一种心理满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心情愉悦。易中天、于丹习惯性地将现代人的思维移植到理解古人时使用，在讲解经典、历史时加上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引起学者的质疑，尤其是通过央视这么一个影响力大的媒体。传播学上有一个“议程设置”理论，媒体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吸引民众的注意，从而给民众制定一个“议事日程”。鉴于此，向易中天、于丹抛去板砖的大多是一些学者。如新华网2007年4月16日的新闻“《解毒于丹》面世，十博士联手反于丹现象”，《解毒于丹》是李其、李零、费振刚、陈明、廖名春反对于丹而写的一本书。徐晋如博士认为，于丹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反对的是日益严重的篡改和歪曲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原旨的“于丹现象”。文化名人、哲学家周国平更是言辞犀利：“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是励志，不能与国学画等号，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只是迎合流行语言的说书。”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等都认为易中天的历史观有问题；对历史的态度不严肃；是在将历史内容娱乐化，是纯粹的文字游戏，是品位低下的媚俗之作，是对历史的定位不清，是对三国的歪品。
这些学者们质疑易中天、于丹等带着主观色彩、个人见解品读经典历史，属于解释学中的古典派，他们从传统的学术角度出发，维护经典历史解读的严谨与纯正。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客观的，解释者只能是不断地接近、再接近历史的客观真相，而没有权利利用电视这个大众媒体把自己的一家之见传播开来，“谬种流传”，误导众多的接受者。他们认为，对于历史、经典中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经验推测出多种可能，但不能以偏概全。历史上的曹操、孔子、庄子，我们今天接触到的“他们”，只不过是后人记载下来的“物化”的东西，这书本中“物化”的一切和真正的人物、处于当时历史空间中的形象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这是质疑者的理由。
现代派之于支持者
解释学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子伽达默尔。他们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效果历史”，即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其中同时存在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解释者没有必要克服因历史性造成的主观性，因为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无法消除的，古典派认为的走出解释者内心世界而达到纯客观的解释，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现代派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它的主体性是绝对存在的，因此不会有绝对客观的认识。因为解释者的主体因素参与了解释活动的能动的创造性过程，因此文本的意义不能单纯从对象或者被解释者这方面去了解和确定，而且要从主体方面去了解和确定。现代派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效果”，历史的“实在性”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出来。
除少数学生觉得易中天、于丹的讲述“有问题”“比较浮躁”“有哗众取宠之嫌”外，大多数青少年接受者喜欢并支持易中天、于丹式的解读，认为如果以此种方式给他们上课，他们会更有兴趣并不逃课。因为他们认为能力有限，阅读大部头的著作不太可能，传统文化又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易中天、于丹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晦涩难懂的经典；让他们有所收获。北京出版社举行了一次网上投票活动，共184人投票，认为经典通读也需要“于丹式”解读的121票，认为“于丹式”解读会伤害经典的42票。①可见，大多数人喜欢这种解读方式。易中天对三国、汉代人物的品读和于丹对孔子、庄子的解释无疑具有主观性，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以现代的流行语言转换古代的语言现象。2.以个人的观点阐释经典历史。前者如易中天在讲“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说，“诸侯们都在那里唱卡拉0K、打电子游戏”，用现代人不思进取的行径来说明诸侯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
有一些学者、评论家对易中天、于丹也持赞成态度，如李泽厚说：“把学术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他们能做这种学术兼及娱乐的工作，很不容易。”著名的媒体评论员王石川、陈斌都给予易中天以高度评价，认为易中天揭下了历史的遮羞布，撕破历史的伪善面目，很好地传承了民族文化精神。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也认为易中天做了一件好事。北大校长许智宏认为：“只要能够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就像卡拉OK和超女一样，于丹的存在无可争议。”②
传统文化的内容本身具备了现代性，如古代典籍中的“民本”思想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策略，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作用，如何更好地传播、继承传统文化，满足现代人们对于人文精神消费的需求非常关键。文化传播是一件长期复杂的工程，易中天、于丹们借助今天的大众主流媒体解读经典文本，迎合了时下的潮流，也满足了一部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渴求文化的心理。但是主流媒体往往赋予他们一种“明星地位”，所以在传播过程中不能不特别谨慎。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说，文化传播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争鸣是很正常的事情。合理的文化传播环境中，应该既有为数不多的学者从事着严密和严肃的研究及论证，以引领文化前沿，也有更多通俗的传播者，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拉近权威学术与广大民众的距离。③解释学中对立的两派——古典派与现代派，正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易中天于丹”现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提供一个学术的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燕赵都市报》，2008年1月27日。
②《北京晚报》，新华网，2007年3月16日。
③《于丹式解读：传播文化经典引起学界的关注》，新华网，2007年3月19日。
(作者单位：冯瑞珍，河北大学新闻学院；刘景，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施 宇
解释学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认识论问题，它本身就是由对经典《圣经》的诠释而来。解释学经历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漫长的时间后，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的方法论。解释学领域可以分为两大派——古典派和现代派。两大派别所持理论和主张迥然有异却各领风骚，可以解释面对当下“易中天于丹”现象受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赞同和反对。
古典派之于质疑者
解释学古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文论家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们认为，历史的意义是客观的，所以理解也应该是客观的。主张摆脱个人的偏见，纯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认为文本意义是先在的，即文本意义是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已然赋予和确定的，强调解释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摆脱主观性，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达到文本意义上的“再现”。他们认为，史家、解释者的主观性是不能抹杀历史客观性的，因为对于经典的历史的解释就是通过理解史家来把握历史这个文本的原意的。古典解释学派坚持理解、解释的客观性原则，要求史家即解读历史、经典的人把意义说成是文本自身固有的，不能以解释者的理解为转移，要清楚解释者自己的各种偏见，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这是古典解释学派的理想。
《百家讲坛》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学者们带着自己对这些经典作品个人化的理解，在央视传播自己的观点。易中天在品评三国时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欣赏曹操，易中天不是第一人，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毛泽东也对曹操有好的评价。但关键是在具体的事情上，他表现了鲜明的个人倾向，颠覆了曹操在人们心中最基本的历史价值观。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易中天认为：“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小人与伪君子的差别就在于做事是否无所顾忌，这一观点引来诸多学者的“板砖”。于丹在《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着“《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似乎读懂了《论语》，就会获得快乐。但是，孔子不是“快乐论”的主张者，他自己一生过得并不快乐：“道之不行，已知之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辈子的理想主张并没有实现，否则孔子就不会欣赏曾点的“暮春之游”了。所谓的“孔颜乐处”是宋儒周敦颐提示二程去探究的，而不是孔子本人所主张的，是指孔子、颜回在研究学者、探索真理过程中感受到的愉悦，是一种心理满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心情愉悦。易中天、于丹习惯性地将现代人的思维移植到理解古人时使用，在讲解经典、历史时加上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引起学者的质疑，尤其是通过央视这么一个影响力大的媒体。传播学上有一个“议程设置”理论，媒体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吸引民众的注意，从而给民众制定一个“议事日程”。鉴于此，向易中天、于丹抛去板砖的大多是一些学者。如新华网2007年4月16日的新闻“《解毒于丹》面世，十博士联手反于丹现象”，《解毒于丹》是李其、李零、费振刚、陈明、廖名春反对于丹而写的一本书。徐晋如博士认为，于丹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反对的是日益严重的篡改和歪曲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原旨的“于丹现象”。文化名人、哲学家周国平更是言辞犀利：“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是励志，不能与国学画等号，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只是迎合流行语言的说书。”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等都认为易中天的历史观有问题；对历史的态度不严肃；是在将历史内容娱乐化，是纯粹的文字游戏，是品位低下的媚俗之作，是对历史的定位不清，是对三国的歪品。
这些学者们质疑易中天、于丹等带着主观色彩、个人见解品读经典历史，属于解释学中的古典派，他们从传统的学术角度出发，维护经典历史解读的严谨与纯正。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客观的，解释者只能是不断地接近、再接近历史的客观真相，而没有权利利用电视这个大众媒体把自己的一家之见传播开来，“谬种流传”，误导众多的接受者。他们认为，对于历史、经典中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经验推测出多种可能，但不能以偏概全。历史上的曹操、孔子、庄子，我们今天接触到的“他们”，只不过是后人记载下来的“物化”的东西，这书本中“物化”的一切和真正的人物、处于当时历史空间中的形象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这是质疑者的理由。
现代派之于支持者
解释学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子伽达默尔。他们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效果历史”，即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其中同时存在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解释者没有必要克服因历史性造成的主观性，因为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无法消除的，古典派认为的走出解释者内心世界而达到纯客观的解释，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现代派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它的主体性是绝对存在的，因此不会有绝对客观的认识。因为解释者的主体因素参与了解释活动的能动的创造性过程，因此文本的意义不能单纯从对象或者被解释者这方面去了解和确定，而且要从主体方面去了解和确定。现代派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效果”，历史的“实在性”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出来。
除少数学生觉得易中天、于丹的讲述“有问题”“比较浮躁”“有哗众取宠之嫌”外，大多数青少年接受者喜欢并支持易中天、于丹式的解读，认为如果以此种方式给他们上课，他们会更有兴趣并不逃课。因为他们认为能力有限，阅读大部头的著作不太可能，传统文化又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易中天、于丹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晦涩难懂的经典；让他们有所收获。北京出版社举行了一次网上投票活动，共184人投票，认为经典通读也需要“于丹式”解读的121票，认为“于丹式”解读会伤害经典的42票。①可见，大多数人喜欢这种解读方式。易中天对三国、汉代人物的品读和于丹对孔子、庄子的解释无疑具有主观性，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以现代的流行语言转换古代的语言现象。2.以个人的观点阐释经典历史。前者如易中天在讲“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说，“诸侯们都在那里唱卡拉0K、打电子游戏”，用现代人不思进取的行径来说明诸侯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
有一些学者、评论家对易中天、于丹也持赞成态度，如李泽厚说：“把学术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他们能做这种学术兼及娱乐的工作，很不容易。”著名的媒体评论员王石川、陈斌都给予易中天以高度评价，认为易中天揭下了历史的遮羞布，撕破历史的伪善面目，很好地传承了民族文化精神。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也认为易中天做了一件好事。北大校长许智宏认为：“只要能够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就像卡拉OK和超女一样，于丹的存在无可争议。”②
传统文化的内容本身具备了现代性，如古代典籍中的“民本”思想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策略，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作用，如何更好地传播、继承传统文化，满足现代人们对于人文精神消费的需求非常关键。文化传播是一件长期复杂的工程，易中天、于丹们借助今天的大众主流媒体解读经典文本，迎合了时下的潮流，也满足了一部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渴求文化的心理。但是主流媒体往往赋予他们一种“明星地位”，所以在传播过程中不能不特别谨慎。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说，文化传播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争鸣是很正常的事情。合理的文化传播环境中，应该既有为数不多的学者从事着严密和严肃的研究及论证，以引领文化前沿，也有更多通俗的传播者，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拉近权威学术与广大民众的距离。③解释学中对立的两派——古典派与现代派，正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易中天于丹”现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提供一个学术的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燕赵都市报》，2008年1月27日。
②《北京晚报》，新华网，2007年3月16日。
③《于丹式解读：传播文化经典引起学界的关注》，新华网，2007年3月19日。
(作者单位：冯瑞珍，河北大学新闻学院；刘景，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