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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影印的争论，并进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基于不同立场，社会各界充分表达了自身的诉求，其论题也超出了专业性的范围，进而扩展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教育的普及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深入探究这场论争，不仅力图完整地还原这场对当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论争，更期待以此来考察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国难，四库全书，论争，南北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43－08
自从有清一代修成《四库全书》以来，民国时期关于影印《四库全书》的倡议就不曾止息①。而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的举措，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各大主要报刊都有相关的报道与评论，正如时论所言：“自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选印《四库全书》事起，一时议论，甚嚣尘上，二十二年之中国学术界，得不寂寞。”[1]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其关注并不充分②，系统梳理与探究这场文化论争，可以发现一些以往不为人所关注的历史面向，对于今日也不无裨益。
一、论争的语境和展开
1930年代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时局可谓内外交困，外有日本的步步进逼，内有与共产党及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为应对这种局面，国民政府在文化上的举措就是加强思想统一，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文溯阁《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人之手，此时国民政府即有选印《四库全书》的主张。1933年春，热河失守，日军进逼长城，“平津震动，所储文献，多运至南方，文渊阁书亦在其列。教育部于是年二月，派蒋复璁赴平调查全书内容”[2] （p.252）。1933年4月，教育部派蒋复璁赴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影印《四库全书》事宜，4月24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行政院呈文拟将《四库全书》进行选印，并获得行政院会议的通过。随后，继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派蒋复璁继续与商务印书馆进行协商，6月17日双方签订了《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合同》，随后，教育部根据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所提供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决定选取《四库全书》的一部分进行影印，根据这个“草目”，共选印图书366种[3] （p.95）。
影印《四库全书》，也是商务印书馆长久以来欲实现的愿望。正如王云五所言：“《四库全书》的影印，十余年来经高梦旦等的擘画，功败垂成者两次。”虽然商务当时也面临不少困难，“但以此事计划多年，功亏可惜，而且鉴于《四库全书》因东省之沦亡又已丧失一部，及今而不速将孤本先行影印，将来文献散佚，与文化至有关系。故不愿困难，遂与订约印行”[4] （p.413）。可见，商务印书馆此举，既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保存文化的目的在。在《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一文中，就再次表达了这一愿望：“窃以典章文物，尽在图书，其存与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妇亦与有责，此敝馆被难之际，所谓不揣棉薄，必欲成斯巨制也。”[5] （p.484）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加之政界与商界的共同配合与推动，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才得以推行。岂知，这一计划刚欲落实，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首先表达反对意见的是袁同礼及其背后的北平图书馆。6月24日，袁氏即亲赴南京，欲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其临行前接受北平记者的访谈中，表达了如下观点：影印四库罕传本虽为一好事，但不能照原样影印，因四库本被窜改甚多，而近年来发现远胜四库本的孤本秘笈甚多，所以“应以此项最古之本，影印流传，以存古书面目”。如果对于学界的新发现视而不见，“匪特有‘开倒车’之嫌，而尤贻误后人，真所谓‘刻书而书亡’”。因此对于四库罕传本“应尽量采用旧刻或旧钞，最古或最足之本，以代替之”[6]。7月5日，时任北平图书馆正、副馆长的蔡元培、袁同礼又专门致函教育部，更明确主张“以善本代替库本”，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四库全书》虽间有采自稿本，然大多数固有刊本，今兹选印，标以“未刊”二字于名称上，似觉未妥；凡有旧刻或旧抄足本，胜于库本可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之面目；拟请延聘通人或组织委员会，详为审查，严定去取，藉收集思广益之效[7] （p.800）。
对此质疑，教育部长王世杰进行了答复：定名“四库全书未刊珍本”是由于“《四库全书》虽多刊本，而未刊者确有三百余种，或虽见著录刊于宋元，而流传已少，有同未刊。此次付印，即重在此项秘籍”。对于蔡、袁二氏提出的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建议，王世杰虽承认四库确非都为善本，并且有删削讹误之处，“但版本追求无穷，采访尤费时日”，“若于四库中再以价值定其去取，则观点有不同，主张恐难统一。而于未刊本中重加选择，则未当选之未刊本，永沦于未刊，及今不印，散佚堪虞”。最后，王氏认为“印行四库底本亦属要举，不妨并行”，并建议北平图书馆承担此事[7] （p.801）。教育部的回信，实则拒绝了蔡元培、袁同礼的建议。
8月14日，袁同礼、向达在《大公报》发表《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一文，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作者首先肯定影印《四库全书》的合理性，不过对于阁本的选择，作者认为既然为抽印，则应当 “唯善是从，不仅文渊、文津两阁书，应加辜校，即文澜阁书，如有可取，亦不应弃之不顾”。而对于教育部影印善本“恐致稽延时日，甚或使此次工作中途停顿之虞”的托词，作者主张“应尽量采用最古之本，而废除库本，在理论上虽至当不易，但文化事业，似不应因事实上之困难，而抛弃学术上之主张”[8]。
与此同时，学术界与商务印书馆的论争也在进行。6月26日，傅增湘致信张元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得报知馆中承印四库书已成定局，其目俟寄到当细核，总期切得实用，不必尽以未刻为限”，而“目中之书如有旧本胜库本者，似宜该用，亦望公主持之。四库馆所录多有非足本者，若能多得善本，则声价愈增矣”[9] （p.298）。对于傅氏的主张，张元济在回信中首先为商务辩护：“本馆承印《四库全书》事不料如许纠葛……不知此次承印与馆前两次由馆主动者绝不相同。初由蒋某（按：指蒋复璁）来商，即百里之侄，持其书之信来见，弟甚无意于此，令其见王君岫庐（按：指王云五），岫庐乃谓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计却不能不做，乃与商定合同。……本馆全在被动地位，且含有义务性质。”由此可见，对于影印《四库全书》，张氏并非十分积极，实有不得已的苦衷，而起关键作用的是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然而，对于傅氏以善本代替库本影印的建议，张氏仍坚持自己的主张：“来示谓有旧本胜于库本者宜改用，弟意与尊旨微有不同，鄙意四库还他四库，善本尽可别行，此时公私各家倘能慨出所藏，畀以影印，弟必劝馆中竭力为之。”[9] （p.300）其与教育部站在一致立场。
7月13日，张元济在回复袁同礼等人的信中再一次阐发了自己的观点。针对袁同礼、赵万里二人用善本代替库本的主张，张氏首先承认四库本的局限，“但其间颇有未经刊行，或虽已刊行而原本不易购求者，如能及早影印，俾得流传，当亦大雅之所许”。张氏虽也赞同影印善本，不过仍主张“至以善本代库本，则鄙见窃以为不必，且于事势亦有所不能”[12] （p.802），认为访求善本缓不济急，在当时的局势下，如此则影印四库的事业没有成功之日了。
对于张元济的来信，袁同礼也进行了答复。首先，袁氏认为影印《四库全书》一事影响重大：“诚以当局如有贻误，匪特在学术上为致命伤，于国家颜面，尤不能不顾到也。”况且，随着学术的发展，学术界已经完全能够选择善本：“近年来中国学术上之进步，已迥非十年前所可比拟；而目录之学，则已蔚为大观，駸駸乎司群学之枢键，而司其营养焉。‘善本难致’，似已无庸过虑。”而对张氏所担忧的时局不允许影印善本的顾虑，袁氏以为：“吾人为国家办文化事业，亟应屏除敷衍苟且之陋习，而万不宜草率将事也。”[7] （p.802）
除此之外，还有北平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的纷争，其起因是在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所签订的合同中，第12条直接规定《四库全书》的“版权概归图书馆所有”[10]，而置故宫博物院于不顾，这引起了故宫博物院方面的强烈不满。8月9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江瀚发表谈话：“文渊阁四库全书，向归本院保管，春间随第一批古物运至沪上……旋即由中央图书馆以影印名义，将此书版权归诸该馆。事前未与本馆接洽，遽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会议照案通过。是次影印动机，已不纯洁，而非单简的学术问题也。本馆为国家文化机关，影印本馆保存之书，自当由本院主办”[11]。明确反对合同条款，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也“于七月十五日在京开会，佥以合同原文有修改必要。经决议将原合同第一、十、十二、十三、十四各条分别修正”[7] （p.806）。这才使得这场以版权归属为中心的纷争平息下来。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做法，各界即有不同的看法。袁同礼和向达对于故宫博物院表示支持，认为该合同使故宫博物院不能得到丝毫利益，并且版权也属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揆之法律情理，宁得为平？虽四库书为国家所有，非一院所得而私，然此例一开，如故宫有保管之责何？如谓为国家所有，遂可置主管者于不顾，将来纷竞争夺，俱将于此启其端倪，此则防微杜渐，不可不谨也”[8]。
与袁氏等人不同，郑鹤声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对于江瀚所发表的谈话，郑氏认为：“江氏此言，殊觉偏狭。夫《四库全书》者，国家之公物也，当供全国之人观察，而不宜作某一机关保藏品，其理甚明。……而北平既有文津阁书，则文渊阁书，另贮南京，亦无不可。况首都所在，人文荟萃，殊为需要。”[12]不仅驳斥故宫博物院的要求，甚至欲借机使文渊阁《四库全书》保存在南京。
二、论争的主题与深化
对于影印《四库全书》问题，不仅局限于学术界，也引发了舆论界相当大的关注，当时全国各大报纸杂志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与评论，讨论的话题范围也逐渐扩大，至此影印《四库全书》问题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件文化大事。
版本的选择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正如论者所言：“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主张用库本影印，北平图书馆与津沪名流主张有善本者‘以善本代替库本’此为今日影印《四库全书》问题之唯一争点，亦此次影印事件中一极堪注意之事。”[13]《益世报》的社论认定：“影印《四库全书》这件事，如今已成南北学界讨论得十分热闹的一个问题。各方意见不同之处，集中在版本一点。”[14]鲁迅也持相同观点：“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15] （p.283）
对此一问题，不少学者从版本学的角度论证《四库全书》之无价值。刘节认为：“学术界之进步，已非往昔可比。以吾人今日之版本知识而视当时之四库馆臣，相去奚不啻霄壤。”与之相对的是，“四库之书屡经删改，尤以史部集部为最”，因此“凡有刻本者，自当以刻本为据”。随后，作者选取《论语全解》《钱通》《野菜博录》《密庵集》四本书作为例证，以四库本与善本相对校，发现四库本错误之处甚多，因此作者主张：“吾人当以学术为前提，则四库之书，除大多数通行之名著外，直可束之高阁。必欲流传之，亦当尽先选取善本印行，除必不可得者，则取之四库。”[16]
孙楷第则选取缮校问题来评估《四库全书》的价值。作者把四库馆臣的编辑工作分为三类：辑佚、校补和重抄。并从这三方面对《四库全书》进行审视。通过比较细致的考察，孙氏得出结论：“（四库全书的编辑）辑佚则近取大典，远遗古书，且多有应辑而不辑者。于辑佚本身，固未尝尽其职责。校补则有可补而未补，可校而未校，亦有虽校而不补。重抄则因陋就简，虽所据者善本亦讹夺满纸文篇。”据此，作者认定《四库全书》的价值有限，并表达了对教育部之不满：“此次教育部不取已往全部影印之议而取选印办法，用意固善。然不尊重国内学者之建议则当局在学术上之致命伤也。”[17]
目录问题为另一聚讼焦点。针对《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学者们发表了不同意见。早在6月，北平图书馆就以赵万里为主编制了《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从《四库全书》中选出260种，印成单行本，并分寄海内外专家征求意见。袁同礼在序中认为：四库本的编校“远在一百七十年前，或辑自《永乐大典》残帙，或著录各省采进之本，有原书未亡而馆臣未及搜讨者，有据残本入录而全帙至今尚存者。且当时馆臣于原书面目，任注窜该，脱简遗文，指不胜屈”，因此，袁氏主张：“今兹景印，凡有旧本流传，应废库本，否则贻误后学，于心实有未安。”[18]表明北平图书馆对影印及选目的主张。
王和在《谈谈所谓“四库珍本”的选目》一文中对选目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蒋复璁所发表的谈话，作者认为：“蒋君是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长，大概是一位图书馆的‘专家’吧？不过他对于《四库全书》的历史似乎不很明白”，因此，“我觉得像蒋君那样对于《四库全书》的普通常识还没有完备，由他来选择所谓‘四库珍本’的目录，实在有点侮辱当代的学者”。与蒋氏相对，王氏则表达了对袁同礼及北平图书馆的支持，不过作者希望：“袁君与其带了那选目东奔西走到处请教，何不把他刊在日报上，公开征求意见？袁君选择不得当，贻误后学，心有不安。但袁君如一朝把这选目公开发表，供大家讨论，则自可不负‘贻误后学’之责了。”[19]
8月16日，董康、傅增湘、叶恭绰等人又联名致书教育部，对“草目”表达质疑。他们主要表达了两点意见：第一，四库书有他本可用以替代者，应该采用他本，因“考四库成书时，馆臣任意窜改”，因此“今兹选印，似应先向海内外公私藏书家及专门名家，广征意见，严定去取”；第二，“未刊本”的名称及范围应该重新考量，对于名称，董康等人建议“不如以北平馆近编之罕传本目，以‘罕传’为名，较合于逻辑”。最后董氏等人建议教育部“似应即日延聘通儒，从长考量，否则徒令外人齿冷”[20]。
署名“冷庐主人”的作者首先认定“此次重在选印，则《四库全书》中应选印何书，当为唯一而最大最切要之问题”。但对于中央图书馆所拟定的草目，作者通过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相对照，又发现有64种已有新刊本，5种已刊未印，5种四库未著录。因此，作者认为“中央馆所拟草目之无常识，稍博洽者一阅即能知之，余不欲多言，但又不能已于言”[21]，表达了对草目的不满。
在一些相对具体的问题上，如对于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及定价等问题，社会各界也持异议。针对所签合同中不出单行本一款，各界表达了质疑。如《北平晨报》社论所言：“试问全书影印不许零售，谁能有购买能力？……故所谓影印者，不过满足一部人士之古董欲，以为非此不足以点缀其书斋之美观。推其结果，必至真欲研究者无力购买，而力能购买者仅视为装饰品，是与广为流传之旨，不亦背道而驰乎？”因此，该社论主张：“当允其零售，否则所谓传布学术者，等于掩饰。”[22]
鲁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设，而‘善本’却不过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绝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亦可知。”[15] （p.283）表达了对影印《四库全书》实用性的质疑，以为其最终结局只是富人的装饰品，与普通读书人无关。
《北平晨报》一篇署名“闲人”的文章则发出了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近来因为《四库全书》的影印，引起了各关系方面的注意，争吵，调节……我对于这些方面，都不是我所要说的话。本来现在的读书，必需备具的是：有钱有人有势三条件，至于那些寒酸之士，有志之人，也只好跑跑图书馆，看看三等以下的书，因为没有钱，买不到善本；没有人，借不到善本；没有势，更弄不到善本了。四库的书，本不是人们全部需要的书，这次影印的办法，似乎也是有钱有人有势的做一种装饰品，所以我站在寒酸的立场上，希望它能发卖些任人采用的单行本，以便我们节衣缩食来买上几本人间未见书。”[23]
随着时间的推移，论争的话题已不局限于版本的优劣、目录的选择等具体性的问题，而是超出了是否影印本身，扩展到了学术与时代、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系等一系列更为重大的问题。
首先是对于《四库全书》的现代价值，有学者表示了质疑。王庸认为：“我们应当知道，这部书（按：《四库全书》）无论怎样伟大，亦不过对于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有相当的用处，和其他学术上的关系，并不重大，所以，它在学术文化上的价值有很大的限制的。难道说，一切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飞机大炮，机械工程等等，都可以靠这部《四库全书》来兴发不成？”[24]从现代学术的眼光指出《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有限。
《北平晨报》的社论则以现代性的角度，对于《四库全书》的价值表示疑问：“一部《四库全书》之中，究有几许适合现代性之著作，而其内容又有几分可以促进我所需要之学术，实抱绝大怀疑。吾人不愿一笔抹杀先贤心血之作，但亦不愿闭目瞎认为有绝对价值之书。”该社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现代学术之特性，为实际化、普遍化，唯实际乃能普遍，唯普遍乃能收效”，而《四库全书》之刊行 “是为贵族化、古董化，于普及学术有何贡献，固无待识者而后知也”。最后，该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进一步言，今日与其影印无裨实用之《四库全书》，曷若选择外国重要书籍翻印，其有造于我学术界前途，岂可以道里计？”[22]该社论已经不仅局限于影印《四库全书》问题本身，而是深入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系问题，并主张应把重心放在引进西学以丰富与改造中国传统学术。
《益世报》的社论认为政府影印《四库全书》的举措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一个二十世纪的国家，国民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举国的强迫教育还没有兴办，全国的大学大多数的课目，找不到完善的本国文的课本，国家在现代知识上，在欧美人看来，是落伍，甚而是半开化”，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商界却急于影印《四库全书》，“这不是急其所应缓，缓其所应急，是什么？”[14]其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当时的国民教育普及等问题，表达了深切的社会关怀。
三、论战中的南北之争及背后
在蒋复璁的回忆录中，对于袁同礼等人为什么要反对其主张，蒋氏认为：“因为他也要出这个风头，觉得让我办成此事很没面子，乃在北平找了许多人来反对此事，使我骑虎难下，而南方中央大学的一批人就帮助我，结果南北双方打起笔墨官司。”[25] （p.52）限于材料，袁氏反对影印《四库全书》的动机我们已无法确知，然而蒋氏的叙述却提示了我们解读这场论争的另一种思路，即南北学者之间的论争，而这场论争的鲜明特点之一即为南北方学者之间的尖锐对立。笔者选取北方的《独立评论》与南方的《国风》和《时代公论》之争为例，以检视双方的思想冲突。
针对学术界与舆论界对于影印《四库全书》的一片反对之声，南方的学者进行了反击，他们以《时代公论》《国风》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为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进行辩护，田炯锦首先发表《名流与影印四库珍本》一文，对于以袁同礼为代表的所谓“名流”进行抨击。在文中，田氏为此前几次影印《四库全书》未果表示遗憾，而对于教育部与商务订立的合同，作者以为：“这样不费一文而与文化有功的事情，我想就让教育部多作几千百件，别人安有置喙的理由？”表达了对于学界的不满。而对于北平学术界为何要反对影印《四库全书》，作者认为其原因是学界存在的三个弊端所致：（一）文人相轻；（二）徒求理想而不求其实行；（三）封建气味到处弥漫[26]。
面对田氏的发难，袁同礼专门致信《时代公论》以为回应。在信中袁氏重申其对于教育部影印《四库全书》的举动表示赞成，但“唯选印之办法及标准，不无可议，学者指摘，亦忠于学术者应有之举，而不能认为‘吹毛求疵，意存阻挠’”。袁氏并且指出：以往商务印书馆所影印书籍尚且能认真不苟，何况这次由政府出面主持影印，“岂商家能为者而堂堂政府竟不能为乎？”[27]
随后，田炯锦又刊出《再论名流与景印四库珍本》一文，对于袁氏所言政府所为反不如商家的批评，田氏指出：“任何世界文明国家，都有许多事项，商家能为，而政府不能为，印书之事，更无例外。”而对于袁氏所认为的“忠于学术者应有之主张”，田氏认为，反对影印《四库全书》的“名流”，其学术观点歧异，使人无所适从。田氏又生发出两个感想：一是学者对于政府的行为过于苛责，第二是对有价值的事情反而加以批评[28]。
对于田炯锦的上述两篇文章，署名“圣羽”的读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旁观者言》一文，对田氏的观点进行质疑。作者首先肯定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能发生这样一场论争：“不能不算是一个意外——不带政治臭味的一个论战，这是‘革命成功（？）以后破天荒的一次（？）’。”然而田氏的文章却再次把政治的意味置于论战之上，作者认为田氏实际是站在政界的立场，其文字通篇充满了官方的语气，“活像一位政府发言人的口吻”。而学界不过是表达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而已，田氏这种论调实际是“把学术上的批评牵扯到政治上去”，偏离了论争的主旨[29]。
以柳诒徵为社长的《国风》杂志则出版了“选印《四库全书》问题专号”进行讨论，以系统阐述其对于影印《四库全书》问题的主张。在南方学者中，以郑鹤声的表现为积极。针对当时各大报刊所发表的各种言论，郑氏在《国风》杂志发表《对于影印〈四库全书〉舆论之评议》一文，对舆论界的主张进行评价。总体言之，郑氏认为当时的舆论“不言则已，言则意气相尚，以讥弹为能事，不免流于浮薄，转为识者所不取”。随后，郑氏选取“其有理致者”，把当时舆论界的观点归纳为五个方面：主张不必影印者；主张改用善本并变更承印办法者；主张委曲求全，共促实现者；主张各行其是，不必争辩者；主张印行全书不用原本易以他本者。随后，郑氏对各种主张一一进行了分析，如其对《北平晨报》社论中认为的《四库全书》的现代学术价值有限，因此不应该影印的主张，郑氏以为：“库书之价值，虽以不合时代之关系，降至极低限度，然终不失为东方典籍结集之中心，自有相当之功用。”又如其对于《大公报》社论所主张的影印《四库全书》应以“善本代替库本”，否则“足令世界学者齿冷”的警告，郑氏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文化事业，当以有无正当理由为依据，既非一国之体面问题，更不必乞灵于外人。”其最终主张为教育部与北平图书馆各行其是：“若教部能以政府地位，影印国家所有四库真本，平馆以学术团体地位，影印藏家所有之善本古本，则读者两受其益。”[30]郑氏的言论表面是居于中立的立场，实际其支持政府的用意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
针对郑鹤声在《国风》上发表的言论，署名“君羽”的作者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郑鹤声先生〈对于影印四库全书舆论之评议〉的读后感》一文，批驳了郑氏的主张。君羽首先认为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库本与善本问题之争，以此分成两个派别，郑氏实际是站在库本说的一面。而对于郑氏所认为的不用原本则失去四库之名的议论，作者并不以为然，并举翁方纲和阮元为例，以证明“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做法早在清朝修《四库全书》时已有之。作者认为，既然要选印《四库全书》，“因为这是文化事业，这是学术上千载一时的机会，不应草率了事”，而“善本代替库本”正是忠于学术的表现，“现在‘善本代替库本’之主张，经过公共意识的批判，已成为今日强有力之‘时代公论’”[31]。
之后，郑鹤声则发表《答君羽先生〈对于四库全书舆论之评议的读后感〉》一文为自己辩护。郑氏重申“库本与善本，各有其本身之价值，影印之举，亦当各行其是”，并坚持认定：“影印库本对于学术界之价值，虽或不如善本之多，至少可藉以明库书之面目，而求得清代改窜书籍之真相，而获校勘之方便。”对于君羽所坚持的“以善本代替库本”一说，郑氏以为：“至于教部主张影印‘未刊珍本’，所谓‘未刊’，即谓并无其他刊本，则平馆‘以善本代替库本’之说，根本不能成立。”至于“四库”之名，郑氏认为“四库”二字在一般人士的认知中即为《四库全书》的简称，因此“其实平馆所拟印者虽以四库著录者为标准，实与《四库全书》本身，毫不相干”[32]。二人的主张针锋相对，几乎没有调和余地。
如果说南北之争为这场文化论争的重要表征，蒋复璁的回忆录更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对于影印《四库全书》的动机，蒋氏有如下的叙述：1933年4月8日，蒋氏被任命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而“时在一二八以后，库空如洗。朱兼部长以兼任交通部长（按：指朱家骅），由交部每月补助经费二千元，无房屋，无图书馆，无人员，一切开支，皆须从此二千元内支出，实为艰苦万分之事，尤其是外国图书昂贵，更无法采购”。情急之下，蒋氏“于是想到《四库全书》著称国内外，四次影印不成，颇失海内外之望，影印四库，既可餍国内外之望，纪念国立中央图书馆之成立，更可藉版权所得，与国外图书馆交换，减省外汇之采购”[33] （p.224）。而根据合同条款规定，商务印书馆所印图书的十分之一分赠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中央图书馆据此可以不费一毫而净得100部。由此可见，最初影印《四库全书》的动机并不单纯，实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私利在其中。
至于袁同礼反对未果的原因，蒋氏认为“袁之所以失败实由他反对教育部”[25] （p.53）。而这次影印的成功，“实朱兼部长骝先先生提倡于前，王前部长雪艇先生始终支持，力排众议”[33] （p.225）。尤其是在以袁同礼为首的学术界反对最力之际，蒋氏坦承：“这时政府发表王世杰（1891—1981年）为教育部长，王先生很支持我，他告诉我‘不要说话，所有的话由教育部来讲，而实际上由你来作文章’。后来教育部回答他们的信都是我写的，这些信现在还保存在中央图书馆。”[25] （p.53）由此可见，政府力量的支持为这次影印《四库全书》提供了护航的作用，是蒋氏能够实现其愿望的关键因素。
依今人的后见之明，蒋氏把如此重要的论争化约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北平图书馆以及蒋、袁个人之争似乎有简化之嫌，但如果我们把这场论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就会有新一些的解读。
众所周知，1928年国都南迁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想要重建政治与文化中心于南京，而当时的北平实占据文化中心位置，因此必须通盘考虑，才能取而代之。已有学者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欲使其取代北京大学成为最高学府，与国民政府建立南京为新的文化中心的政策密切相关[34] （p.125）。而建立中央图书馆可以说也是其建立文化中心策略的一部分，况且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因为“中央图书馆的创建不像北平图书馆基础扎实，北平图书馆有京师图书馆做为背景，又搜藏了一套热河行宫所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央图书馆可以说是白手起家”[25] （p.51）。因此，其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壮大，而正是政府的支持才保障了影印《四库全书》的最终成功。可以说，这次影印《四库全书》的过程与南京国民政府重建文化中心的政策相表里。蒋氏的这份“自供状”，为我们揭示了这场文化论争的另一侧面。
四、余论
这场论争的结局，也应验了鲁迅的判断：“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15] （p.283）事实上，教育部并没有理会学术界的反对之声，坚持影印《四库全书》，最终以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实现愿望而告终。难怪蒋氏不无得意地说：“《四库全书》最后受到世界各国注意。袁同礼等人反对我，没想到却帮了我的忙，增加了我的知名度……一直到今天，中央图书馆中还有我用四库珍本与别人交换来的书。”[25] （p.53）以此可见，影印《四库全书》能够最终实现，最终的主导力量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这也体现出在近代中国，政治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政治与文化的力量实际上处于不均衡的地位。
综观这场发生于1930年代的文化论争，体现出在“国难”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的文化主张，“国难”的语境是各派力量进行论证的或显或隐的背景，而这场论争牵涉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舆论界，触动了全社会的神经，各派力量基于各自的立场，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具体言之，政界的目的有保存文化之意，但不可否认私利亦掺杂其中；商界虽注目于经济效益，但保存文化的初衷也不能忽略；学界则立足学术的立场，希望这次由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能对学术研究产生最大的推动；而舆论界则不仅关注于影印本身，更超出了论题，关注学术的现代化以及社会教育的发展等问题。可以说，这场论争犹如一面镜子，从中不仅可以照见各派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可以看出在“国难”的历史背景下各界的文化选择。时至今日，对于《四库全书》的现代价值以及是否应该影印《四库全书》，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仍有不同的声音，重新审视这场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对于现实也不无启示。
【作者简介】姜文，男，1981年生，辽宁大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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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难，四库全书，论争，南北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43－08
自从有清一代修成《四库全书》以来，民国时期关于影印《四库全书》的倡议就不曾止息①。而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的举措，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各大主要报刊都有相关的报道与评论，正如时论所言：“自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选印《四库全书》事起，一时议论，甚嚣尘上，二十二年之中国学术界，得不寂寞。”[1]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其关注并不充分②，系统梳理与探究这场文化论争，可以发现一些以往不为人所关注的历史面向，对于今日也不无裨益。
一、论争的语境和展开
1930年代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时局可谓内外交困，外有日本的步步进逼，内有与共产党及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为应对这种局面，国民政府在文化上的举措就是加强思想统一，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文溯阁《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人之手，此时国民政府即有选印《四库全书》的主张。1933年春，热河失守，日军进逼长城，“平津震动，所储文献，多运至南方，文渊阁书亦在其列。教育部于是年二月，派蒋复璁赴平调查全书内容”[2] （p.252）。1933年4月，教育部派蒋复璁赴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影印《四库全书》事宜，4月24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行政院呈文拟将《四库全书》进行选印，并获得行政院会议的通过。随后，继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派蒋复璁继续与商务印书馆进行协商，6月17日双方签订了《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合同》，随后，教育部根据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所提供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决定选取《四库全书》的一部分进行影印，根据这个“草目”，共选印图书366种[3] （p.95）。
影印《四库全书》，也是商务印书馆长久以来欲实现的愿望。正如王云五所言：“《四库全书》的影印，十余年来经高梦旦等的擘画，功败垂成者两次。”虽然商务当时也面临不少困难，“但以此事计划多年，功亏可惜，而且鉴于《四库全书》因东省之沦亡又已丧失一部，及今而不速将孤本先行影印，将来文献散佚，与文化至有关系。故不愿困难，遂与订约印行”[4] （p.413）。可见，商务印书馆此举，既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保存文化的目的在。在《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一文中，就再次表达了这一愿望：“窃以典章文物，尽在图书，其存与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妇亦与有责，此敝馆被难之际，所谓不揣棉薄，必欲成斯巨制也。”[5] （p.484）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加之政界与商界的共同配合与推动，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才得以推行。岂知，这一计划刚欲落实，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首先表达反对意见的是袁同礼及其背后的北平图书馆。6月24日，袁氏即亲赴南京，欲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其临行前接受北平记者的访谈中，表达了如下观点：影印四库罕传本虽为一好事，但不能照原样影印，因四库本被窜改甚多，而近年来发现远胜四库本的孤本秘笈甚多，所以“应以此项最古之本，影印流传，以存古书面目”。如果对于学界的新发现视而不见，“匪特有‘开倒车’之嫌，而尤贻误后人，真所谓‘刻书而书亡’”。因此对于四库罕传本“应尽量采用旧刻或旧钞，最古或最足之本，以代替之”[6]。7月5日，时任北平图书馆正、副馆长的蔡元培、袁同礼又专门致函教育部，更明确主张“以善本代替库本”，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四库全书》虽间有采自稿本，然大多数固有刊本，今兹选印，标以“未刊”二字于名称上，似觉未妥；凡有旧刻或旧抄足本，胜于库本可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之面目；拟请延聘通人或组织委员会，详为审查，严定去取，藉收集思广益之效[7] （p.800）。
对此质疑，教育部长王世杰进行了答复：定名“四库全书未刊珍本”是由于“《四库全书》虽多刊本，而未刊者确有三百余种，或虽见著录刊于宋元，而流传已少，有同未刊。此次付印，即重在此项秘籍”。对于蔡、袁二氏提出的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建议，王世杰虽承认四库确非都为善本，并且有删削讹误之处，“但版本追求无穷，采访尤费时日”，“若于四库中再以价值定其去取，则观点有不同，主张恐难统一。而于未刊本中重加选择，则未当选之未刊本，永沦于未刊，及今不印，散佚堪虞”。最后，王氏认为“印行四库底本亦属要举，不妨并行”，并建议北平图书馆承担此事[7] （p.801）。教育部的回信，实则拒绝了蔡元培、袁同礼的建议。
8月14日，袁同礼、向达在《大公报》发表《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一文，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作者首先肯定影印《四库全书》的合理性，不过对于阁本的选择，作者认为既然为抽印，则应当 “唯善是从，不仅文渊、文津两阁书，应加辜校，即文澜阁书，如有可取，亦不应弃之不顾”。而对于教育部影印善本“恐致稽延时日，甚或使此次工作中途停顿之虞”的托词，作者主张“应尽量采用最古之本，而废除库本，在理论上虽至当不易，但文化事业，似不应因事实上之困难，而抛弃学术上之主张”[8]。
与此同时，学术界与商务印书馆的论争也在进行。6月26日，傅增湘致信张元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得报知馆中承印四库书已成定局，其目俟寄到当细核，总期切得实用，不必尽以未刻为限”，而“目中之书如有旧本胜库本者，似宜该用，亦望公主持之。四库馆所录多有非足本者，若能多得善本，则声价愈增矣”[9] （p.298）。对于傅氏的主张，张元济在回信中首先为商务辩护：“本馆承印《四库全书》事不料如许纠葛……不知此次承印与馆前两次由馆主动者绝不相同。初由蒋某（按：指蒋复璁）来商，即百里之侄，持其书之信来见，弟甚无意于此，令其见王君岫庐（按：指王云五），岫庐乃谓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计却不能不做，乃与商定合同。……本馆全在被动地位，且含有义务性质。”由此可见，对于影印《四库全书》，张氏并非十分积极，实有不得已的苦衷，而起关键作用的是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然而，对于傅氏以善本代替库本影印的建议，张氏仍坚持自己的主张：“来示谓有旧本胜于库本者宜改用，弟意与尊旨微有不同，鄙意四库还他四库，善本尽可别行，此时公私各家倘能慨出所藏，畀以影印，弟必劝馆中竭力为之。”[9] （p.300）其与教育部站在一致立场。
7月13日，张元济在回复袁同礼等人的信中再一次阐发了自己的观点。针对袁同礼、赵万里二人用善本代替库本的主张，张氏首先承认四库本的局限，“但其间颇有未经刊行，或虽已刊行而原本不易购求者，如能及早影印，俾得流传，当亦大雅之所许”。张氏虽也赞同影印善本，不过仍主张“至以善本代库本，则鄙见窃以为不必，且于事势亦有所不能”[12] （p.802），认为访求善本缓不济急，在当时的局势下，如此则影印四库的事业没有成功之日了。
对于张元济的来信，袁同礼也进行了答复。首先，袁氏认为影印《四库全书》一事影响重大：“诚以当局如有贻误，匪特在学术上为致命伤，于国家颜面，尤不能不顾到也。”况且，随着学术的发展，学术界已经完全能够选择善本：“近年来中国学术上之进步，已迥非十年前所可比拟；而目录之学，则已蔚为大观，駸駸乎司群学之枢键，而司其营养焉。‘善本难致’，似已无庸过虑。”而对张氏所担忧的时局不允许影印善本的顾虑，袁氏以为：“吾人为国家办文化事业，亟应屏除敷衍苟且之陋习，而万不宜草率将事也。”[7] （p.802）
除此之外，还有北平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的纷争，其起因是在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所签订的合同中，第12条直接规定《四库全书》的“版权概归图书馆所有”[10]，而置故宫博物院于不顾，这引起了故宫博物院方面的强烈不满。8月9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江瀚发表谈话：“文渊阁四库全书，向归本院保管，春间随第一批古物运至沪上……旋即由中央图书馆以影印名义，将此书版权归诸该馆。事前未与本馆接洽，遽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会议照案通过。是次影印动机，已不纯洁，而非单简的学术问题也。本馆为国家文化机关，影印本馆保存之书，自当由本院主办”[11]。明确反对合同条款，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也“于七月十五日在京开会，佥以合同原文有修改必要。经决议将原合同第一、十、十二、十三、十四各条分别修正”[7] （p.806）。这才使得这场以版权归属为中心的纷争平息下来。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做法，各界即有不同的看法。袁同礼和向达对于故宫博物院表示支持，认为该合同使故宫博物院不能得到丝毫利益，并且版权也属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揆之法律情理，宁得为平？虽四库书为国家所有，非一院所得而私，然此例一开，如故宫有保管之责何？如谓为国家所有，遂可置主管者于不顾，将来纷竞争夺，俱将于此启其端倪，此则防微杜渐，不可不谨也”[8]。
与袁氏等人不同，郑鹤声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对于江瀚所发表的谈话，郑氏认为：“江氏此言，殊觉偏狭。夫《四库全书》者，国家之公物也，当供全国之人观察，而不宜作某一机关保藏品，其理甚明。……而北平既有文津阁书，则文渊阁书，另贮南京，亦无不可。况首都所在，人文荟萃，殊为需要。”[12]不仅驳斥故宫博物院的要求，甚至欲借机使文渊阁《四库全书》保存在南京。
二、论争的主题与深化
对于影印《四库全书》问题，不仅局限于学术界，也引发了舆论界相当大的关注，当时全国各大报纸杂志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与评论，讨论的话题范围也逐渐扩大，至此影印《四库全书》问题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件文化大事。
版本的选择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正如论者所言：“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主张用库本影印，北平图书馆与津沪名流主张有善本者‘以善本代替库本’此为今日影印《四库全书》问题之唯一争点，亦此次影印事件中一极堪注意之事。”[13]《益世报》的社论认定：“影印《四库全书》这件事，如今已成南北学界讨论得十分热闹的一个问题。各方意见不同之处，集中在版本一点。”[14]鲁迅也持相同观点：“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15] （p.283）
对此一问题，不少学者从版本学的角度论证《四库全书》之无价值。刘节认为：“学术界之进步，已非往昔可比。以吾人今日之版本知识而视当时之四库馆臣，相去奚不啻霄壤。”与之相对的是，“四库之书屡经删改，尤以史部集部为最”，因此“凡有刻本者，自当以刻本为据”。随后，作者选取《论语全解》《钱通》《野菜博录》《密庵集》四本书作为例证，以四库本与善本相对校，发现四库本错误之处甚多，因此作者主张：“吾人当以学术为前提，则四库之书，除大多数通行之名著外，直可束之高阁。必欲流传之，亦当尽先选取善本印行，除必不可得者，则取之四库。”[16]
孙楷第则选取缮校问题来评估《四库全书》的价值。作者把四库馆臣的编辑工作分为三类：辑佚、校补和重抄。并从这三方面对《四库全书》进行审视。通过比较细致的考察，孙氏得出结论：“（四库全书的编辑）辑佚则近取大典，远遗古书，且多有应辑而不辑者。于辑佚本身，固未尝尽其职责。校补则有可补而未补，可校而未校，亦有虽校而不补。重抄则因陋就简，虽所据者善本亦讹夺满纸文篇。”据此，作者认定《四库全书》的价值有限，并表达了对教育部之不满：“此次教育部不取已往全部影印之议而取选印办法，用意固善。然不尊重国内学者之建议则当局在学术上之致命伤也。”[17]
目录问题为另一聚讼焦点。针对《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学者们发表了不同意见。早在6月，北平图书馆就以赵万里为主编制了《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从《四库全书》中选出260种，印成单行本，并分寄海内外专家征求意见。袁同礼在序中认为：四库本的编校“远在一百七十年前，或辑自《永乐大典》残帙，或著录各省采进之本，有原书未亡而馆臣未及搜讨者，有据残本入录而全帙至今尚存者。且当时馆臣于原书面目，任注窜该，脱简遗文，指不胜屈”，因此，袁氏主张：“今兹景印，凡有旧本流传，应废库本，否则贻误后学，于心实有未安。”[18]表明北平图书馆对影印及选目的主张。
王和在《谈谈所谓“四库珍本”的选目》一文中对选目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蒋复璁所发表的谈话，作者认为：“蒋君是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长，大概是一位图书馆的‘专家’吧？不过他对于《四库全书》的历史似乎不很明白”，因此，“我觉得像蒋君那样对于《四库全书》的普通常识还没有完备，由他来选择所谓‘四库珍本’的目录，实在有点侮辱当代的学者”。与蒋氏相对，王氏则表达了对袁同礼及北平图书馆的支持，不过作者希望：“袁君与其带了那选目东奔西走到处请教，何不把他刊在日报上，公开征求意见？袁君选择不得当，贻误后学，心有不安。但袁君如一朝把这选目公开发表，供大家讨论，则自可不负‘贻误后学’之责了。”[19]
8月16日，董康、傅增湘、叶恭绰等人又联名致书教育部，对“草目”表达质疑。他们主要表达了两点意见：第一，四库书有他本可用以替代者，应该采用他本，因“考四库成书时，馆臣任意窜改”，因此“今兹选印，似应先向海内外公私藏书家及专门名家，广征意见，严定去取”；第二，“未刊本”的名称及范围应该重新考量，对于名称，董康等人建议“不如以北平馆近编之罕传本目，以‘罕传’为名，较合于逻辑”。最后董氏等人建议教育部“似应即日延聘通儒，从长考量，否则徒令外人齿冷”[20]。
署名“冷庐主人”的作者首先认定“此次重在选印，则《四库全书》中应选印何书，当为唯一而最大最切要之问题”。但对于中央图书馆所拟定的草目，作者通过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相对照，又发现有64种已有新刊本，5种已刊未印，5种四库未著录。因此，作者认为“中央馆所拟草目之无常识，稍博洽者一阅即能知之，余不欲多言，但又不能已于言”[21]，表达了对草目的不满。
在一些相对具体的问题上，如对于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及定价等问题，社会各界也持异议。针对所签合同中不出单行本一款，各界表达了质疑。如《北平晨报》社论所言：“试问全书影印不许零售，谁能有购买能力？……故所谓影印者，不过满足一部人士之古董欲，以为非此不足以点缀其书斋之美观。推其结果，必至真欲研究者无力购买，而力能购买者仅视为装饰品，是与广为流传之旨，不亦背道而驰乎？”因此，该社论主张：“当允其零售，否则所谓传布学术者，等于掩饰。”[22]
鲁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设，而‘善本’却不过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绝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亦可知。”[15] （p.283）表达了对影印《四库全书》实用性的质疑，以为其最终结局只是富人的装饰品，与普通读书人无关。
《北平晨报》一篇署名“闲人”的文章则发出了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近来因为《四库全书》的影印，引起了各关系方面的注意，争吵，调节……我对于这些方面，都不是我所要说的话。本来现在的读书，必需备具的是：有钱有人有势三条件，至于那些寒酸之士，有志之人，也只好跑跑图书馆，看看三等以下的书，因为没有钱，买不到善本；没有人，借不到善本；没有势，更弄不到善本了。四库的书，本不是人们全部需要的书，这次影印的办法，似乎也是有钱有人有势的做一种装饰品，所以我站在寒酸的立场上，希望它能发卖些任人采用的单行本，以便我们节衣缩食来买上几本人间未见书。”[23]
随着时间的推移，论争的话题已不局限于版本的优劣、目录的选择等具体性的问题，而是超出了是否影印本身，扩展到了学术与时代、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系等一系列更为重大的问题。
首先是对于《四库全书》的现代价值，有学者表示了质疑。王庸认为：“我们应当知道，这部书（按：《四库全书》）无论怎样伟大，亦不过对于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有相当的用处，和其他学术上的关系，并不重大，所以，它在学术文化上的价值有很大的限制的。难道说，一切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飞机大炮，机械工程等等，都可以靠这部《四库全书》来兴发不成？”[24]从现代学术的眼光指出《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有限。
《北平晨报》的社论则以现代性的角度，对于《四库全书》的价值表示疑问：“一部《四库全书》之中，究有几许适合现代性之著作，而其内容又有几分可以促进我所需要之学术，实抱绝大怀疑。吾人不愿一笔抹杀先贤心血之作，但亦不愿闭目瞎认为有绝对价值之书。”该社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现代学术之特性，为实际化、普遍化，唯实际乃能普遍，唯普遍乃能收效”，而《四库全书》之刊行 “是为贵族化、古董化，于普及学术有何贡献，固无待识者而后知也”。最后，该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进一步言，今日与其影印无裨实用之《四库全书》，曷若选择外国重要书籍翻印，其有造于我学术界前途，岂可以道里计？”[22]该社论已经不仅局限于影印《四库全书》问题本身，而是深入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系问题，并主张应把重心放在引进西学以丰富与改造中国传统学术。
《益世报》的社论认为政府影印《四库全书》的举措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一个二十世纪的国家，国民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举国的强迫教育还没有兴办，全国的大学大多数的课目，找不到完善的本国文的课本，国家在现代知识上，在欧美人看来，是落伍，甚而是半开化”，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商界却急于影印《四库全书》，“这不是急其所应缓，缓其所应急，是什么？”[14]其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当时的国民教育普及等问题，表达了深切的社会关怀。
三、论战中的南北之争及背后
在蒋复璁的回忆录中，对于袁同礼等人为什么要反对其主张，蒋氏认为：“因为他也要出这个风头，觉得让我办成此事很没面子，乃在北平找了许多人来反对此事，使我骑虎难下，而南方中央大学的一批人就帮助我，结果南北双方打起笔墨官司。”[25] （p.52）限于材料，袁氏反对影印《四库全书》的动机我们已无法确知，然而蒋氏的叙述却提示了我们解读这场论争的另一种思路，即南北学者之间的论争，而这场论争的鲜明特点之一即为南北方学者之间的尖锐对立。笔者选取北方的《独立评论》与南方的《国风》和《时代公论》之争为例，以检视双方的思想冲突。
针对学术界与舆论界对于影印《四库全书》的一片反对之声，南方的学者进行了反击，他们以《时代公论》《国风》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为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进行辩护，田炯锦首先发表《名流与影印四库珍本》一文，对于以袁同礼为代表的所谓“名流”进行抨击。在文中，田氏为此前几次影印《四库全书》未果表示遗憾，而对于教育部与商务订立的合同，作者以为：“这样不费一文而与文化有功的事情，我想就让教育部多作几千百件，别人安有置喙的理由？”表达了对于学界的不满。而对于北平学术界为何要反对影印《四库全书》，作者认为其原因是学界存在的三个弊端所致：（一）文人相轻；（二）徒求理想而不求其实行；（三）封建气味到处弥漫[26]。
面对田氏的发难，袁同礼专门致信《时代公论》以为回应。在信中袁氏重申其对于教育部影印《四库全书》的举动表示赞成，但“唯选印之办法及标准，不无可议，学者指摘，亦忠于学术者应有之举，而不能认为‘吹毛求疵，意存阻挠’”。袁氏并且指出：以往商务印书馆所影印书籍尚且能认真不苟，何况这次由政府出面主持影印，“岂商家能为者而堂堂政府竟不能为乎？”[27]
随后，田炯锦又刊出《再论名流与景印四库珍本》一文，对于袁氏所言政府所为反不如商家的批评，田氏指出：“任何世界文明国家，都有许多事项，商家能为，而政府不能为，印书之事，更无例外。”而对于袁氏所认为的“忠于学术者应有之主张”，田氏认为，反对影印《四库全书》的“名流”，其学术观点歧异，使人无所适从。田氏又生发出两个感想：一是学者对于政府的行为过于苛责，第二是对有价值的事情反而加以批评[28]。
对于田炯锦的上述两篇文章，署名“圣羽”的读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旁观者言》一文，对田氏的观点进行质疑。作者首先肯定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能发生这样一场论争：“不能不算是一个意外——不带政治臭味的一个论战，这是‘革命成功（？）以后破天荒的一次（？）’。”然而田氏的文章却再次把政治的意味置于论战之上，作者认为田氏实际是站在政界的立场，其文字通篇充满了官方的语气，“活像一位政府发言人的口吻”。而学界不过是表达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而已，田氏这种论调实际是“把学术上的批评牵扯到政治上去”，偏离了论争的主旨[29]。
以柳诒徵为社长的《国风》杂志则出版了“选印《四库全书》问题专号”进行讨论，以系统阐述其对于影印《四库全书》问题的主张。在南方学者中，以郑鹤声的表现为积极。针对当时各大报刊所发表的各种言论，郑氏在《国风》杂志发表《对于影印〈四库全书〉舆论之评议》一文，对舆论界的主张进行评价。总体言之，郑氏认为当时的舆论“不言则已，言则意气相尚，以讥弹为能事，不免流于浮薄，转为识者所不取”。随后，郑氏选取“其有理致者”，把当时舆论界的观点归纳为五个方面：主张不必影印者；主张改用善本并变更承印办法者；主张委曲求全，共促实现者；主张各行其是，不必争辩者；主张印行全书不用原本易以他本者。随后，郑氏对各种主张一一进行了分析，如其对《北平晨报》社论中认为的《四库全书》的现代学术价值有限，因此不应该影印的主张，郑氏以为：“库书之价值，虽以不合时代之关系，降至极低限度，然终不失为东方典籍结集之中心，自有相当之功用。”又如其对于《大公报》社论所主张的影印《四库全书》应以“善本代替库本”，否则“足令世界学者齿冷”的警告，郑氏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文化事业，当以有无正当理由为依据，既非一国之体面问题，更不必乞灵于外人。”其最终主张为教育部与北平图书馆各行其是：“若教部能以政府地位，影印国家所有四库真本，平馆以学术团体地位，影印藏家所有之善本古本，则读者两受其益。”[30]郑氏的言论表面是居于中立的立场，实际其支持政府的用意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
针对郑鹤声在《国风》上发表的言论，署名“君羽”的作者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郑鹤声先生〈对于影印四库全书舆论之评议〉的读后感》一文，批驳了郑氏的主张。君羽首先认为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库本与善本问题之争，以此分成两个派别，郑氏实际是站在库本说的一面。而对于郑氏所认为的不用原本则失去四库之名的议论，作者并不以为然，并举翁方纲和阮元为例，以证明“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做法早在清朝修《四库全书》时已有之。作者认为，既然要选印《四库全书》，“因为这是文化事业，这是学术上千载一时的机会，不应草率了事”，而“善本代替库本”正是忠于学术的表现，“现在‘善本代替库本’之主张，经过公共意识的批判，已成为今日强有力之‘时代公论’”[31]。
之后，郑鹤声则发表《答君羽先生〈对于四库全书舆论之评议的读后感〉》一文为自己辩护。郑氏重申“库本与善本，各有其本身之价值，影印之举，亦当各行其是”，并坚持认定：“影印库本对于学术界之价值，虽或不如善本之多，至少可藉以明库书之面目，而求得清代改窜书籍之真相，而获校勘之方便。”对于君羽所坚持的“以善本代替库本”一说，郑氏以为：“至于教部主张影印‘未刊珍本’，所谓‘未刊’，即谓并无其他刊本，则平馆‘以善本代替库本’之说，根本不能成立。”至于“四库”之名，郑氏认为“四库”二字在一般人士的认知中即为《四库全书》的简称，因此“其实平馆所拟印者虽以四库著录者为标准，实与《四库全书》本身，毫不相干”[32]。二人的主张针锋相对，几乎没有调和余地。
如果说南北之争为这场文化论争的重要表征，蒋复璁的回忆录更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对于影印《四库全书》的动机，蒋氏有如下的叙述：1933年4月8日，蒋氏被任命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而“时在一二八以后，库空如洗。朱兼部长以兼任交通部长（按：指朱家骅），由交部每月补助经费二千元，无房屋，无图书馆，无人员，一切开支，皆须从此二千元内支出，实为艰苦万分之事，尤其是外国图书昂贵，更无法采购”。情急之下，蒋氏“于是想到《四库全书》著称国内外，四次影印不成，颇失海内外之望，影印四库，既可餍国内外之望，纪念国立中央图书馆之成立，更可藉版权所得，与国外图书馆交换，减省外汇之采购”[33] （p.224）。而根据合同条款规定，商务印书馆所印图书的十分之一分赠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中央图书馆据此可以不费一毫而净得100部。由此可见，最初影印《四库全书》的动机并不单纯，实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私利在其中。
至于袁同礼反对未果的原因，蒋氏认为“袁之所以失败实由他反对教育部”[25] （p.53）。而这次影印的成功，“实朱兼部长骝先先生提倡于前，王前部长雪艇先生始终支持，力排众议”[33] （p.225）。尤其是在以袁同礼为首的学术界反对最力之际，蒋氏坦承：“这时政府发表王世杰（1891—1981年）为教育部长，王先生很支持我，他告诉我‘不要说话，所有的话由教育部来讲，而实际上由你来作文章’。后来教育部回答他们的信都是我写的，这些信现在还保存在中央图书馆。”[25] （p.53）由此可见，政府力量的支持为这次影印《四库全书》提供了护航的作用，是蒋氏能够实现其愿望的关键因素。
依今人的后见之明，蒋氏把如此重要的论争化约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北平图书馆以及蒋、袁个人之争似乎有简化之嫌，但如果我们把这场论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就会有新一些的解读。
众所周知，1928年国都南迁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想要重建政治与文化中心于南京，而当时的北平实占据文化中心位置，因此必须通盘考虑，才能取而代之。已有学者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欲使其取代北京大学成为最高学府，与国民政府建立南京为新的文化中心的政策密切相关[34] （p.125）。而建立中央图书馆可以说也是其建立文化中心策略的一部分，况且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因为“中央图书馆的创建不像北平图书馆基础扎实，北平图书馆有京师图书馆做为背景，又搜藏了一套热河行宫所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央图书馆可以说是白手起家”[25] （p.51）。因此，其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壮大，而正是政府的支持才保障了影印《四库全书》的最终成功。可以说，这次影印《四库全书》的过程与南京国民政府重建文化中心的政策相表里。蒋氏的这份“自供状”，为我们揭示了这场文化论争的另一侧面。
四、余论
这场论争的结局，也应验了鲁迅的判断：“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15] （p.283）事实上，教育部并没有理会学术界的反对之声，坚持影印《四库全书》，最终以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实现愿望而告终。难怪蒋氏不无得意地说：“《四库全书》最后受到世界各国注意。袁同礼等人反对我，没想到却帮了我的忙，增加了我的知名度……一直到今天，中央图书馆中还有我用四库珍本与别人交换来的书。”[25] （p.53）以此可见，影印《四库全书》能够最终实现，最终的主导力量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这也体现出在近代中国，政治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政治与文化的力量实际上处于不均衡的地位。
综观这场发生于1930年代的文化论争，体现出在“国难”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的文化主张，“国难”的语境是各派力量进行论证的或显或隐的背景，而这场论争牵涉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舆论界，触动了全社会的神经，各派力量基于各自的立场，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具体言之，政界的目的有保存文化之意，但不可否认私利亦掺杂其中；商界虽注目于经济效益，但保存文化的初衷也不能忽略；学界则立足学术的立场，希望这次由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能对学术研究产生最大的推动；而舆论界则不仅关注于影印本身，更超出了论题，关注学术的现代化以及社会教育的发展等问题。可以说，这场论争犹如一面镜子，从中不仅可以照见各派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可以看出在“国难”的历史背景下各界的文化选择。时至今日，对于《四库全书》的现代价值以及是否应该影印《四库全书》，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仍有不同的声音，重新审视这场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对于现实也不无启示。
【作者简介】姜文，男，1981年生，辽宁大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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