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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5月起至今，著名清史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一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以及“袁崇焕”等。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缜密的讲学风格，解密历史真相，纵论明清兴亡规律，给广大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发生了上百起宫廷疑案，长期以来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猜测。阎崇年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条分缕析，翔实考证，从中探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发掘背后的事实真相。他在讲座手法上，一直坚持“正说”的风格，以百姓的语言，用评书的技巧，讲皇家的事情，亲切自然，平易中更凸显历史的魅力，为广大电视观众了解清代史实打开一扇探求知识的大门。
阎崇年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广大观众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尽管清史的“基本材料全在脑海里”，但年逾古稀的阎老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时在枕上想起讲座中的有关话题，即便是夜半更深，照样披衣而起，查史料、记笔记，力求把历史梳理得更清楚，让观众听得更明白。正因为有了阎崇年这样一批优秀学者参与其间，央视“百家讲坛”专题节目才变得更加深刻而有深度。与此同时，电视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广泛的视屏传媒，也让阎崇年这样的学术专家更有作为，成为能与影视名星相媲美的公众人物。
锲而不舍“戒旁骛”
前些年，阎崇年老师曾给笔者题写了一幅字叫“戒旁骛”，劝导我要在“专与精”上下工夫，做学问要有一种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阎崇年严谨治学的真实写照。他曾这样说过：“现在大家都喜欢叫我清史专家，我郑重地对大家说，我不是清史专家。因为清史的范围太广。一位老先生说过，清朝十二朝你能断下一朝就不错了。我是重点研究清朝开国史的，若说自己是‘天命朝11年专家’还凑合”。因为这一朝的所有材料阎崇年全看过，即使再有考古新发现也会比一般人先知道。
令阎崇年感到欣慰的是自己为满学所所做的工作。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满学学术机构的创始人，不仅为满学研究铺了第一块砖，而且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放在了满族历史方面。1989年，阎崇年看到我国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他向北京市委请示，成立了满学研究所，并担任了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首任所长，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随即又成立了北京满学会，其满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国内外满学学术界的认可。
在“专与精”的基础上，阎崇年的史学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著有《满学论集》、《燕史集》、、《燕步集》等论文集以及《明亡清兴六十年》（上）、《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北京史话》等25部专著，主编《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中国市县大辞典》等14部、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而且还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余篇和数千篇史学文章、短论、随笔等等。今年，阎崇年还将面世一本《清朝开国史》，这是他花十年时间笔耕不辍的又一部百万字大部头著作，将成为我国第一部翔实讲述“清朝开国史”的学术专著。
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朝在辽东的边事上曾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使努尔哈赤含恨起兵，另一个是袁崇焕，使得明王朝再无人能抵御八旗铁蹄。三十年来，阎崇年一直致力于忠烈之士袁崇焕的研究，宏扬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阎崇年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同时著述、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传》、《袁崇焕》、《袁崇焕学术论文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等。阎崇年所著新版的《袁崇焕传》（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全面记述了明朝爱国将领袁崇焕抵御外侵、忠烈爱国的业绩以及诗文著述，重点阐述了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十年，他敢于任事、不畏艰险的性格，以及最终功高遭忌、含冤屈死的悲剧性结局，史料翔实、图文并茂，不仅能够让读者了解和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时还能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引发积极的思考。
为什么要讲“明亡清兴六十年”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研究成果，才为他近年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等系列历史讲座及出版同名专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要讲“明亡清兴六十年”这段历史？阎崇年告诉记者，中国历史之江河，源远流长，仅就明亡清兴六十年而言，这是一个改朝易代、格局剧变的重要时期。凡是近世社会的缩影——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都在这里表演；近世社会的各种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求平等、求民权的萌芽，也都在这里交汇、碰撞与融合。而这一专题讲述的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定都北京的六十余年，从明、清两个视角，解析了明朝何以亡、而清朝何以兴的历史变迁。
他进一步解释说，有关明清交替这段历史的选题，至少可解剖为二十四个横断面做比较，可以搭建的平台至少有明朝灭亡、清朝兴起之对比，也可以是明兴与清兴之对比，或是明兴与清亡之对比，还有明亡与清亡之对比，还可有中西矛盾之比较、官民贫富之比较等，也有史学专家用万历十五年做横断面进行研究的。但不管如何进行对比研究，某一时代的重要人物和社会特征是最重要的，如张居正、戚继光、努尔哈赤、多尔衮等，都是改变历史进程及发展方向的人。而重点讲“明亡清兴”，则对我们今天巩固政权、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有着更多的历史借鉴作用。
在明末清初这个历史舞台上，明、清、蒙古、农民等各种力量的斗争，都有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明末时期固有矛盾大暴露，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封建统治者的强权在任何时候都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前进。在明亡清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明崇祯皇帝砍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其举动接近疯狂。在这场大变革中，明朝贵族都吃了大亏，有的变成了乞丐，叱咤风云的努尔哈赤，八次重要战役都败于明将袁崇焕。而袁崇焕最终功高遭忌被千刀万剐，这都是十分残酷的史实。
笔者在采访时，恰巧中国四大周刊之一的广州《新周刊（绝版中国）》杂志记者也前来采访。讲求光与自然最协调的唯美主义摄影师为拍好阎崇年的封面照，在屋子里来回摆弄背景道具，平易近人的阎崇年始终不厌其烦，积极配合，显示了这位谦恭学者的大家风范。对于公众人物，媒体上大多有褒有贬，而对于阎崇年，大小媒体都崇以敬之。认为“阎崇年有士大夫情结”的女记者想究其缘故，阎崇年说是“媒体客气”，根据记者对他的了解，应诠释为“既治学严谨，又为人谦和”更为贴切。
谈到观众为什么对“正说清史”这么感兴趣，阎崇年说：这要从近30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来看。文革过后，文艺解禁，一开始人们看到的是香港电影《三笑》，后来电视上陆续推出了大量有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剧目，但剧情多有“戏说”之嫌，与历史本来面目出入较大。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人们便有了一种探究历史真相、求索历史本来面目的社会需求。同时，电视也需要通过适当的引导来让观众正确认识历史，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从历史知识中汲取精神养分，于是便有了学者“触电”的应运而生。
历史研究与收藏鉴赏相互交融
电视一堂课，课下十年功。阎崇年渊博的历史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讲学、著书靠的就是那些长期收集积累、丰富翔实的文献史料。
在他那堪称和谐典范的四合书屋四善堂（书屋的条幅为阎崇年手迹，他解释这“四合”之意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并要求自己一生做到“四善”，即心善、目善、言善、行善。），四壁整齐地排列着放满各种历史典籍的“顶天”书柜，书柜里放不下的，就整齐地码放在地上，连过道也摆上了书。书房里还有一些高雅的工艺珍品，如锦缎画、青铜器、玉白菜等。由于书籍占据了有限的空间，他把自己的书房转移到阳台。笔者去采访时，他正在简易的书桌前用笔记本电脑写作。
当年，我上中学时是阎老师的学生，收藏了他的主要著作和不少报刊上他写的文章以及介绍他的文章，其中最早的是阎老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科学实验》杂志发表的“秦始皇与郑国渠”一文。上中学时，阎老师就送给我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和《李白与杜甫》等书籍，为的是让我这个中学生诗歌爱好者再有长进。后来，阎老师每逢有新著出版，都送给我这个忘年之交的“学谊”惠存，并且是有他秀丽与刚劲并重字体的签名本，都盖有“阎崇年”、“四善堂”、“四合书屋”这三枚印章。
今天，我作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的秘书长，心想帮助阎老师收藏一下散见于各地、各时期报刊他早年发表过的文章，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于是，我心血来潮地给他打电话讲明我的意图。令我想不到的是，阎老师早就有收藏意识，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自己在报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至今，发表刊登的文章基本都留有当时的剪报，包括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样，我的一番美意也就作罢。不过，阎老师出于研究清史和保存资料的需要，数年前曾托我去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等收藏品市场去寻找他所缺少的几期《紫禁城》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可见他对收集资料的高度重视。
谈到自己的收藏，阎崇年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1978年，阎崇年为写作一篇文章，向藏书丰富的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教授借阅一个十分罕见的明代抄本《辽东闻见录》。这件珍品在多数图书馆都没有馆藏，当时，乐于助人的谢教授惟一的条件就是要打借条、做登记，并写明借期两周。两周之后，阎崇年因诸事繁多，尚未还书。结果，谢教授随即写来一信，言明此书如需继续借看，须再打续借条。这封已经成为文物的名人信札，阎崇年一直保存着，它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的生活细节和对重要史料的珍惜程度。第二件事：1981年创刊至2007年的《紫禁城》杂志，阎崇年收集齐了全套，成为国内史学界包括收藏界在内仅有的两三位拥有《紫禁城》全套杂志者之一。第三件事是，阎崇年对清史系列和努尔哈赤系列的图书，一直倾全力收集。凡是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书，阎崇年见一本买一本，现已收集数十本之多，其中有内地版的、港台版的、日本版的，其中最早的是反映清天聪年间（1627年—1636年）史料的民国刻本。这些材料成为阎崇年撰写《努尔哈赤传》的第一手资料。
阎崇年说：“我这一辈子，从五十年代上中学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藏书了，自己认为好的就一直留了下来，积累到现在，一共有二十四个书柜、书架的书，绝大部分是自己买的，也有少量是别人送的，其中三四十年代我小时候读过的书也有。”
阎崇年觉得，读书、藏书与写作往往是分不开的。一般说来，人人对历史都得敬畏，敬之在于汲取前人经验，得到宝贵智慧；畏之在于若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智者与贤者的思维，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预测未来。
对于阎崇年的这些见解，笔者颇为感慨。这正如阎老师自己那样，如果没有那么多史书、资料垫底，没有那么多学问藏于胸中，没有那么多知识融于脑海，没有那么多的史学研究成果，何以能立足于史坛，“百家讲坛”的幸运之星何以会落到他的头上？
最近一次去拜访阎崇年，是帮朋友请阎老师在他们新购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下册）、《清宫疑案正解》、《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书上签名题字。其实，这次托办请阎老师签名题字的，有不少我都不认识，但却都是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阎崇年讲座的“粉丝”。
阎崇年众多专著均为研究满学的经典参考书，其中对满族、满文、满洲、满语、满史多有精辟论述。由于阎著治学严谨，史学价值高、行文简练、可读可鉴、印章齐全而备受世人推崇。而他那以史为鉴、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更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文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经作者同意，本文在编辑时略有删减。）
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发生了上百起宫廷疑案，长期以来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猜测。阎崇年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条分缕析，翔实考证，从中探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发掘背后的事实真相。他在讲座手法上，一直坚持“正说”的风格，以百姓的语言，用评书的技巧，讲皇家的事情，亲切自然，平易中更凸显历史的魅力，为广大电视观众了解清代史实打开一扇探求知识的大门。
阎崇年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广大观众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尽管清史的“基本材料全在脑海里”，但年逾古稀的阎老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时在枕上想起讲座中的有关话题，即便是夜半更深，照样披衣而起，查史料、记笔记，力求把历史梳理得更清楚，让观众听得更明白。正因为有了阎崇年这样一批优秀学者参与其间，央视“百家讲坛”专题节目才变得更加深刻而有深度。与此同时，电视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广泛的视屏传媒，也让阎崇年这样的学术专家更有作为，成为能与影视名星相媲美的公众人物。
锲而不舍“戒旁骛”
前些年，阎崇年老师曾给笔者题写了一幅字叫“戒旁骛”，劝导我要在“专与精”上下工夫，做学问要有一种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阎崇年严谨治学的真实写照。他曾这样说过：“现在大家都喜欢叫我清史专家，我郑重地对大家说，我不是清史专家。因为清史的范围太广。一位老先生说过，清朝十二朝你能断下一朝就不错了。我是重点研究清朝开国史的，若说自己是‘天命朝11年专家’还凑合”。因为这一朝的所有材料阎崇年全看过，即使再有考古新发现也会比一般人先知道。
令阎崇年感到欣慰的是自己为满学所所做的工作。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满学学术机构的创始人，不仅为满学研究铺了第一块砖，而且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放在了满族历史方面。1989年，阎崇年看到我国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他向北京市委请示，成立了满学研究所，并担任了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首任所长，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随即又成立了北京满学会，其满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国内外满学学术界的认可。
在“专与精”的基础上，阎崇年的史学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著有《满学论集》、《燕史集》、、《燕步集》等论文集以及《明亡清兴六十年》（上）、《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北京史话》等25部专著，主编《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中国市县大辞典》等14部、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而且还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余篇和数千篇史学文章、短论、随笔等等。今年，阎崇年还将面世一本《清朝开国史》，这是他花十年时间笔耕不辍的又一部百万字大部头著作，将成为我国第一部翔实讲述“清朝开国史”的学术专著。
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朝在辽东的边事上曾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使努尔哈赤含恨起兵，另一个是袁崇焕，使得明王朝再无人能抵御八旗铁蹄。三十年来，阎崇年一直致力于忠烈之士袁崇焕的研究，宏扬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阎崇年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同时著述、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传》、《袁崇焕》、《袁崇焕学术论文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等。阎崇年所著新版的《袁崇焕传》（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全面记述了明朝爱国将领袁崇焕抵御外侵、忠烈爱国的业绩以及诗文著述，重点阐述了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十年，他敢于任事、不畏艰险的性格，以及最终功高遭忌、含冤屈死的悲剧性结局，史料翔实、图文并茂，不仅能够让读者了解和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时还能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引发积极的思考。
为什么要讲“明亡清兴六十年”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研究成果，才为他近年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等系列历史讲座及出版同名专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要讲“明亡清兴六十年”这段历史？阎崇年告诉记者，中国历史之江河，源远流长，仅就明亡清兴六十年而言，这是一个改朝易代、格局剧变的重要时期。凡是近世社会的缩影——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都在这里表演；近世社会的各种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求平等、求民权的萌芽，也都在这里交汇、碰撞与融合。而这一专题讲述的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定都北京的六十余年，从明、清两个视角，解析了明朝何以亡、而清朝何以兴的历史变迁。
他进一步解释说，有关明清交替这段历史的选题，至少可解剖为二十四个横断面做比较，可以搭建的平台至少有明朝灭亡、清朝兴起之对比，也可以是明兴与清兴之对比，或是明兴与清亡之对比，还有明亡与清亡之对比，还可有中西矛盾之比较、官民贫富之比较等，也有史学专家用万历十五年做横断面进行研究的。但不管如何进行对比研究，某一时代的重要人物和社会特征是最重要的，如张居正、戚继光、努尔哈赤、多尔衮等，都是改变历史进程及发展方向的人。而重点讲“明亡清兴”，则对我们今天巩固政权、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有着更多的历史借鉴作用。
在明末清初这个历史舞台上，明、清、蒙古、农民等各种力量的斗争，都有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明末时期固有矛盾大暴露，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封建统治者的强权在任何时候都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前进。在明亡清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明崇祯皇帝砍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其举动接近疯狂。在这场大变革中，明朝贵族都吃了大亏，有的变成了乞丐，叱咤风云的努尔哈赤，八次重要战役都败于明将袁崇焕。而袁崇焕最终功高遭忌被千刀万剐，这都是十分残酷的史实。
笔者在采访时，恰巧中国四大周刊之一的广州《新周刊（绝版中国）》杂志记者也前来采访。讲求光与自然最协调的唯美主义摄影师为拍好阎崇年的封面照，在屋子里来回摆弄背景道具，平易近人的阎崇年始终不厌其烦，积极配合，显示了这位谦恭学者的大家风范。对于公众人物，媒体上大多有褒有贬，而对于阎崇年，大小媒体都崇以敬之。认为“阎崇年有士大夫情结”的女记者想究其缘故，阎崇年说是“媒体客气”，根据记者对他的了解，应诠释为“既治学严谨，又为人谦和”更为贴切。
谈到观众为什么对“正说清史”这么感兴趣，阎崇年说：这要从近30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来看。文革过后，文艺解禁，一开始人们看到的是香港电影《三笑》，后来电视上陆续推出了大量有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剧目，但剧情多有“戏说”之嫌，与历史本来面目出入较大。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人们便有了一种探究历史真相、求索历史本来面目的社会需求。同时，电视也需要通过适当的引导来让观众正确认识历史，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从历史知识中汲取精神养分，于是便有了学者“触电”的应运而生。
历史研究与收藏鉴赏相互交融
电视一堂课，课下十年功。阎崇年渊博的历史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讲学、著书靠的就是那些长期收集积累、丰富翔实的文献史料。
在他那堪称和谐典范的四合书屋四善堂（书屋的条幅为阎崇年手迹，他解释这“四合”之意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并要求自己一生做到“四善”，即心善、目善、言善、行善。），四壁整齐地排列着放满各种历史典籍的“顶天”书柜，书柜里放不下的，就整齐地码放在地上，连过道也摆上了书。书房里还有一些高雅的工艺珍品，如锦缎画、青铜器、玉白菜等。由于书籍占据了有限的空间，他把自己的书房转移到阳台。笔者去采访时，他正在简易的书桌前用笔记本电脑写作。
当年，我上中学时是阎老师的学生，收藏了他的主要著作和不少报刊上他写的文章以及介绍他的文章，其中最早的是阎老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科学实验》杂志发表的“秦始皇与郑国渠”一文。上中学时，阎老师就送给我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和《李白与杜甫》等书籍，为的是让我这个中学生诗歌爱好者再有长进。后来，阎老师每逢有新著出版，都送给我这个忘年之交的“学谊”惠存，并且是有他秀丽与刚劲并重字体的签名本，都盖有“阎崇年”、“四善堂”、“四合书屋”这三枚印章。
今天，我作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的秘书长，心想帮助阎老师收藏一下散见于各地、各时期报刊他早年发表过的文章，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于是，我心血来潮地给他打电话讲明我的意图。令我想不到的是，阎老师早就有收藏意识，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自己在报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至今，发表刊登的文章基本都留有当时的剪报，包括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样，我的一番美意也就作罢。不过，阎老师出于研究清史和保存资料的需要，数年前曾托我去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等收藏品市场去寻找他所缺少的几期《紫禁城》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可见他对收集资料的高度重视。
谈到自己的收藏，阎崇年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1978年，阎崇年为写作一篇文章，向藏书丰富的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教授借阅一个十分罕见的明代抄本《辽东闻见录》。这件珍品在多数图书馆都没有馆藏，当时，乐于助人的谢教授惟一的条件就是要打借条、做登记，并写明借期两周。两周之后，阎崇年因诸事繁多，尚未还书。结果，谢教授随即写来一信，言明此书如需继续借看，须再打续借条。这封已经成为文物的名人信札，阎崇年一直保存着，它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的生活细节和对重要史料的珍惜程度。第二件事：1981年创刊至2007年的《紫禁城》杂志，阎崇年收集齐了全套，成为国内史学界包括收藏界在内仅有的两三位拥有《紫禁城》全套杂志者之一。第三件事是，阎崇年对清史系列和努尔哈赤系列的图书，一直倾全力收集。凡是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书，阎崇年见一本买一本，现已收集数十本之多，其中有内地版的、港台版的、日本版的，其中最早的是反映清天聪年间（1627年—1636年）史料的民国刻本。这些材料成为阎崇年撰写《努尔哈赤传》的第一手资料。
阎崇年说：“我这一辈子，从五十年代上中学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藏书了，自己认为好的就一直留了下来，积累到现在，一共有二十四个书柜、书架的书，绝大部分是自己买的，也有少量是别人送的，其中三四十年代我小时候读过的书也有。”
阎崇年觉得，读书、藏书与写作往往是分不开的。一般说来，人人对历史都得敬畏，敬之在于汲取前人经验，得到宝贵智慧；畏之在于若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智者与贤者的思维，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预测未来。
对于阎崇年的这些见解，笔者颇为感慨。这正如阎老师自己那样，如果没有那么多史书、资料垫底，没有那么多学问藏于胸中，没有那么多知识融于脑海，没有那么多的史学研究成果，何以能立足于史坛，“百家讲坛”的幸运之星何以会落到他的头上？
最近一次去拜访阎崇年，是帮朋友请阎老师在他们新购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下册）、《清宫疑案正解》、《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书上签名题字。其实，这次托办请阎老师签名题字的，有不少我都不认识，但却都是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阎崇年讲座的“粉丝”。
阎崇年众多专著均为研究满学的经典参考书，其中对满族、满文、满洲、满语、满史多有精辟论述。由于阎著治学严谨，史学价值高、行文简练、可读可鉴、印章齐全而备受世人推崇。而他那以史为鉴、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更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文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经作者同意，本文在编辑时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