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邓译生，是邓仲纯和方素悌的女儿。外公邓仲纯，又名邓初，他出生的邓家和方家一样，也是安徽名门。祖上最有名的人物是邓石如，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外公是他的五世孙。
　　我对外公没有多少清晰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死之前，北京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我记得西斜的阳光斑驳地洒落在院子的砖地上，很多大人在屋子里进进出出，一个病人躺在里屋的床上快要死了。他和我有关系，可我不清楚是什么关系，因为我太小，而且他几乎没有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他床前，那是我不愿意做而不得不做的。“亲亲，亲亲公公。”妈妈凑到我耳边说，同时想把我抱起来，举到适合的高度，我陡然挣脱她的手，扭身逃跑，跑出屋子，逃到明亮的西斜的阳光里。
　　外公病重后从青岛来到北京，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他的妻子也在北京。他和婆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就分开了，再也没有一起生活。他有一个女人，是个护士，李大姐，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在最后的日子李大姐没有来北京，没能陪在公公的病床前。
　　妈妈准备好了房间，铺好了床，干净柔软的枕头，新暖壶，新毛巾，脸盆，拖鞋，等待爸爸住到自己家里，让她能尽孝，贴身地看护服侍。可爸爸却没有来，不肯住进铁狮子胡同三号女儿的家。他的拒绝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都认为的原因，外公从一开始就不接受爸爸，我是说我的爸爸（曹禺），到最后他还是不情愿改变对这位女婿的态度。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却被忽略了，那就是外公不愿意回到婆身边。和外公分开后，婆一直跟着我妈妈生活，我爸妈的家就是她的家。外公不想回到婆的家里，重归婚姻的壳子，哪怕那只是一个形式，哪怕他就要死了。他要对得起另一个女人。
　　我需要简单解释一下第一个原因，我爸爸和我妈妈相遇、相爱的时候，他是有家室的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而我妈妈是外公的心肝宝贝，二十出头，还从没离开过父母身边。对他们的爱情外公竭力反对，最终彻底地失败了，因此他怀着抵触的心理，到死。这个理由亲友皆知，却掩盖了另一个理由，也许那才是外公更在乎、却不想说出口的。我姨告诉我，外公有一次和她说起婆，他结发的妻子，他说：小宛生啊，我对得起你妈了，我没有和她离婚，对得起她了。
　　人，为什么活得苦，活得那么累？以外公为例，他在感情上始终不接受我爸爸，把他视为异端，然而他自己又离开了妻子，但还给她留下妻子的名义。我爸爸呢，历经百般曲折，终于离成了婚，和我妈妈结了婚。这里有两个男人，我爸爸，外公，我不想把背叛、抛弃这样的词用在他们身上，因为如果我要是用了这样的词，就会有一万个其他的词语冒出来反驳，就会出现一个法庭，律师就会开始为各自的一方辩护，陪审团就会一分为二，争论，吵架，甚至打起来，最可笑的是、当然也很可悲，不会有判决，因为根本没有法官，没有人有资格。钱财可以判决，房产可以判决，物质可以判决，权利也可以判决。除了爱。
　　在外公患病之后我的姨曾和李大姐见了面，李大姐跟她说：我是真的爱你爸爸，我会好好照顾他。但是我的姨不同意，不答应，她不仅代表她自己，还代表着全家和全社会。当她和我谈起这段往事，她哭了，哽咽得说不出话，但我还是能听出她的嗫嚅：“我对不起，对不起他……”之所以为了数十年前自己的行为而痛心哭泣，因为她最终意识到尽管众多亲友陪在外公的病床前，外公还是感到极大的欠缺，甚至很孤独。
　　1958年的锣鼓巷，我记忆里的院子，是妈妈匆忙之中租下的。她一定很伤心，除了为父亲病重，还为她心底的愿望破碎了。父亲和丈夫，父亲和母亲永远被生死分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了。
　　时间会把一切都在阳光下摊开，我的优势是从事情发生到今天，我拥有的时间比他们多。时间意味着距离，距离意味着客观、理性，一般来说理性很难战胜感情的力量，尤其在亲人之间，理性经常处于下风。所幸，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心理上一点点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那么踌躇多虑，更趋于坦然，坦然地面对真相。
　　外公爱朋友，爱女儿，爱他的弟弟，也许还爱那位护士李大姐，也许也爱我。有一张照片，外公坐在阳光下，手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姿态很放松，眉宇间透出一丝苦涩的笑意，似乎在说，唷，好一个小寶宝哟，我的小小的安慰……
　　那个婴儿就是我。外公走的时候62岁，比我现在还要年轻。
　　（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你和我》 作者：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