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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西方文明中去寻找一位哲学、教育与文艺的集大成者，我们无论给予柏拉图多么耀眼的光环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整个近代的欧洲文明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是梭伦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青年时代曾师从苏格拉底。苏氏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阿加德米（Academy）体育馆附近设立学院，执教40年直至逝世。柏拉图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忠实于其师苏格拉底思想的，柏拉图早期的著作大都符合苏格拉底当时与人论辩的实际情况，是可以代表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的。很多以对话者名字命名的作品，都是柏拉图为纪念苏格拉底而作的，比如，《格黎东篇》写的是苏格拉底被投入监狱后，他的挚友、雅典巨富格黎东去监狱，再三劝说苏格拉底越狱逃生，却被苏格拉底坚决拒绝；有些是通过对话这种形式，不断追问关于某个问题的普遍意义，比如《卡尔弥德篇》讨论的品德是“明智”，《拉刻篇》讨论的品德是“勇敢”，《吕锡篇》讨论的品德是“友情”。另一类主要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表达，但柏拉图往往习惯于把自己的观念藏匿于苏格拉底的形象之中，比如《理想国》（也称《治国篇》），表面上是苏格拉底与学生们的对话，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柏拉图本人的政治诉求。这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还身兼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教育哲学经典文本的双重身份。
古希腊关于教育的话题，要从前苏格拉底时代说起。西方世界最早的教育，其实是古希腊的一个叫做“智者”（sophist）的人群所从事的活动，他们以教授人们有用的东西为生。慢慢地，“智者”就作为一个职业开始出现在古希腊各个城市中。何为有用的东西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在雅典时代，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管理，大部分法官通过抽签选定，原告与被告都亲自辩论。在大家都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说话的技巧，取悦民众的能力，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智者”作为一类职业人，最初主要帮助公民在法庭审判中获胜。慢慢地，“智者”的工作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向民众传授讲话的艺术、演说的技巧，或者直接替当事人出庭辩护，这些在后来逐渐被城邦立法机构以法律形式承认其有效性。随着“智者”业务范围的扩展，修辞术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孩子们被送到“智者”那里学习如何令人信服地去陈述自己的主张，以便日后能在公民大会或其他政治活动中获胜。
但严格意义上讲，“智者”传授修辞术的这种教育活动仅仅是一种服务——以提供自己的知识来收取佣金的服务。当他们不得不为谋生而传授知识之时，也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诡辩之路。“智者”在听命于雇主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活动受到约束。苏格拉底却不同，我们从柏拉图记载的各种对话的场景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真正是一只从事自由讨论的“牛虻”，他从不受论题所限，在集市上，在广场上，在神殿前，见人便叮，并且经常在与别人的讨论中揭露对方的无知，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取悦公民大会或陪审团。慢慢地，在自由论辩中，人们被激起一种求知的愿望，这便是最早的“为知识而知识”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是身体力行地在践行这种最纯粹的教育。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些对话：
当然，这种以哲学追问的形式研究问题的态度一定不会出现在“智者”身上。接受“智者”教育的人，时时刻刻都以获取成功为目的，显然，那是一种“为实用而知识”的教育。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或实用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对立，原来早已有之。苏格拉底追寻的是人在精神上的自由，这种教育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而存在的；而智者们所提供的教育无疑是以实用见长的，但过分依赖于技巧或现成知识的教育往往会疏于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如何处理实用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关系，这真正是一个重要且严肃的教育问题，顾此失彼或非此必彼，显然都不应该，我们应该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列举三种基本类型的教育模式。一为“经院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唯一的关注点在于对传统的继承。教师在其中只扮演传声筒的角色，知识被固定于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图景之中，以便于所有时代的人们随时取用；而学生也使自己听命于那些能给他们提供保护的思想体系，并且他们只想知道结果，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般只想把白纸黑字的结果带回家去。[2]毫无疑问，这种教育模式在今天的教育世界还在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连雅斯贝尔斯本人也嗟叹，这种中世纪的教育理念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第二种类型的教育模式为“学徒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的基础建立于一种对个性力量的崇拜之上，具体反映在学生对教师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敬重与爱戴，它被归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上的悬隔所造成，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对学徒施加着绝对的影响”[3]。这种教育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绝对权威，或许人们需要这种权威的庇护，但这种教育仍然不能带给民众精神生活的享受。
雅斯贝尔斯真正赞同的是第三种教育模式，即“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旨在使人获得精神的超越，这也是自由教育的本性。雅斯贝尔斯说：“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会抵制来自学生企图把他看做是权威和大师的迫切愿望。这里头暗藏着来自学生的巨大诱惑。他把学生们从自己身边赶走，让他们回到自身上面来。他带着自相矛盾的假面，从而使自己变得变幻莫测，不可捉摸。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那种，而是相互之间为真理而切磋琢磨的那种。老师明白他不过是个凡人，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们明确地区分凡人与神灵。”[4]在他看来，教育的本质即等同于“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够破除盲从于个人权威的诡秘，使人们摆脱对僵化知识的依附。所以，苏格拉底对民众的理性启蒙实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开端，这种教育有别于仅以传授知识为宗旨的教学技巧，它是一种真正以学生思维训练为目的的精神活动——这正是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体现。
苏格拉底“唤醒”雅典民众的这种教育使人们获得了哲学的视野和方法，逐步形成了对个体生活意义的思考与探寻。哲学既是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也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手段，在他以对话与思辨的形式向青年们施行哲学教育的一生中，既不具备一处像模像样的教育场所，也没有形成任何理论上完整的教育理念，但这种似乎永无止境的追问与论辩却为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启示：去认识正义，反思自己与身处的这个社会。 如果说苏格拉底穷尽一生都在追寻何为正义，何为正义的城邦，何为至善的美好生活，那么柏拉图则更进一步，对政治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洞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立一个新的“理想国”的政治主张，以对抗葬送苏格拉底性命的雅典民主暴政。为实现这个理想，柏拉图重新回到了对“教育”的讨论上去。
这样一个“教化”的过程，孕育了西方文明中最重要也最为理想化的教育理念——自由教育。我们可以把“理想国”理解为一个中间载体，用以承载柏拉图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在《理想国》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关于城邦政治的对话，而且是一种穷其本质的对善好生活的构想、一种哲学式的生活方式。这正好是对话体擅长表现的。“辩证法”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即为“对话”或“谈话”，用对话的形式去追问重大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
朱光潜先生曾对柏拉图的对话体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在柏拉图的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向来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深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6]之前柏拉图已为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做了太多的对话录，这次自己搭建的“理想国”当然也得借老师之口，所以我们看到的《理想国》就是柏拉图本人的宏大规划。据说，柏拉图在给西西里岛叙古拉霸主戴奥尼素二世当老师时，真的坚信哲学家能兼为政治家，能治理世界。
然而，在柏拉图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没有将重心放在对理想国现实可行性的讨论上，而是转而着力解决教育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教育能使人得到理性的训练、脱离感官层面的认识，使城邦能够建立在和谐的灵魂之上等等之外，柏拉图的真正意图在于以教育去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为了达到对最佳政治制度的追求，柏拉图将公民教育与哲学教育结合在一起，通过对教育中各学科的有秩序的安排给学生以知性启发：在儿童时期使用音乐和文学作为教育的起点[7]；在青年时期使用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迫使灵魂以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8]；在成人阶段使用辩证法去研究人们学习到的分散的课程内容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从而转到哲学方面的教育[9]。这份蓝图在其后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自由教育”理念的基本原则。所以，柏拉图的教育主张当然也是他的政治诉求，他毕生的理想就是借教育之手医治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之肿瘤，希望通过个人的知性教育来形成一个正义、合理的公民社会。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真正理解过自由教育。事实上，很多经典的教育理想，不论从其来源还是其演化过程来看，都是西方哲学家与思想家们为了使其设想的种种最佳的政治目标成为可能而提出的教育主张。所以，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教育理念背后所传达的价值观一定不可能是中立的，或多或少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除此之外，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古希腊教育始终没有能够从对神圣自然之物的单纯的哲学研究中脱离出来。而《理想国》对于教育尤其是古典自由教育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将人在教育中得到的提升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归并为同一条途径，主张在教育中去实现人的德性，而德性的获得又是实现城邦公共利益的根本前提。之所以找到这样一条途径来解决希腊的社会问题，还要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雅典的衰败。一方面，城邦的领导者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而选择了背弃公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公民大会所表达的人民意愿也背离了公共利益。雅典的衰败在苏格拉底时期便已初现端倪。
哲学教育一直以来都被希腊人视为最高层级的教育，柏拉图则为公民在哲学教育中的上升之路赋以道德属性，关注在政治社会背景下的人类何以达至正义与良善。他以“知识”来代替“意见”，欲图建立起一种善好或公正的标准使人们对政治事务做出判断。
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曾依据教育活动的两种不同功能，把教育价值划分为内在的价值与外在的价值两大类。其中，教育活动的内在价值是指教育本身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价值，因而被视为教育的本体价值；而教育活动的外在价值则通常被视为一种工具价值，这类价值依赖于它们达到另一种价值时所产生的后果而存在。[10]前者主要表现为教育的育人功能，而后者主要侧重于教育之于社会的功能，两者并不总是相伴而生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罗伯斯庇尔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宣称教育的使命更在于它是一种以关注变革意识为主的政治使命；而教育公民做出自我批评，乃是改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最有效途径。[11]
在柏拉图时代，在古典自由教育发祥之始，古代哲学思考便与最早的公民教育合二为一，使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在民主政治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这也是自由教育历经千年仍然生机盎然的根本原因。当自由教育徐徐步入哲人们的教育理想中时，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是沿着将哲学教育与公民教育统二为一的思路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这两个层次的教育不仅为西方大学精神提供了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一条可以融合教育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完美途径。
【参考文献】
[1][5][7][8][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30-232.
[2][3][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9.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0.
[10][美]布鲁巴克.现代教育哲学[M].纽约：麦格劳-霍尔公司，1962：101-102.
[11][美]保罗·埃尔默·摩尔.柏拉图十讲[M].苏隆编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83.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是梭伦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青年时代曾师从苏格拉底。苏氏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阿加德米（Academy）体育馆附近设立学院，执教40年直至逝世。柏拉图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忠实于其师苏格拉底思想的，柏拉图早期的著作大都符合苏格拉底当时与人论辩的实际情况，是可以代表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的。很多以对话者名字命名的作品，都是柏拉图为纪念苏格拉底而作的，比如，《格黎东篇》写的是苏格拉底被投入监狱后，他的挚友、雅典巨富格黎东去监狱，再三劝说苏格拉底越狱逃生，却被苏格拉底坚决拒绝；有些是通过对话这种形式，不断追问关于某个问题的普遍意义，比如《卡尔弥德篇》讨论的品德是“明智”，《拉刻篇》讨论的品德是“勇敢”，《吕锡篇》讨论的品德是“友情”。另一类主要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表达，但柏拉图往往习惯于把自己的观念藏匿于苏格拉底的形象之中，比如《理想国》（也称《治国篇》），表面上是苏格拉底与学生们的对话，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柏拉图本人的政治诉求。这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还身兼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教育哲学经典文本的双重身份。
古希腊关于教育的话题，要从前苏格拉底时代说起。西方世界最早的教育，其实是古希腊的一个叫做“智者”（sophist）的人群所从事的活动，他们以教授人们有用的东西为生。慢慢地，“智者”就作为一个职业开始出现在古希腊各个城市中。何为有用的东西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在雅典时代，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管理，大部分法官通过抽签选定，原告与被告都亲自辩论。在大家都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说话的技巧，取悦民众的能力，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智者”作为一类职业人，最初主要帮助公民在法庭审判中获胜。慢慢地，“智者”的工作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向民众传授讲话的艺术、演说的技巧，或者直接替当事人出庭辩护，这些在后来逐渐被城邦立法机构以法律形式承认其有效性。随着“智者”业务范围的扩展，修辞术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孩子们被送到“智者”那里学习如何令人信服地去陈述自己的主张，以便日后能在公民大会或其他政治活动中获胜。
但严格意义上讲，“智者”传授修辞术的这种教育活动仅仅是一种服务——以提供自己的知识来收取佣金的服务。当他们不得不为谋生而传授知识之时，也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诡辩之路。“智者”在听命于雇主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活动受到约束。苏格拉底却不同，我们从柏拉图记载的各种对话的场景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真正是一只从事自由讨论的“牛虻”，他从不受论题所限，在集市上，在广场上，在神殿前，见人便叮，并且经常在与别人的讨论中揭露对方的无知，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取悦公民大会或陪审团。慢慢地，在自由论辩中，人们被激起一种求知的愿望，这便是最早的“为知识而知识”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是身体力行地在践行这种最纯粹的教育。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些对话：
当然，这种以哲学追问的形式研究问题的态度一定不会出现在“智者”身上。接受“智者”教育的人，时时刻刻都以获取成功为目的，显然，那是一种“为实用而知识”的教育。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或实用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对立，原来早已有之。苏格拉底追寻的是人在精神上的自由，这种教育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而存在的；而智者们所提供的教育无疑是以实用见长的，但过分依赖于技巧或现成知识的教育往往会疏于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如何处理实用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关系，这真正是一个重要且严肃的教育问题，顾此失彼或非此必彼，显然都不应该，我们应该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列举三种基本类型的教育模式。一为“经院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唯一的关注点在于对传统的继承。教师在其中只扮演传声筒的角色，知识被固定于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图景之中，以便于所有时代的人们随时取用；而学生也使自己听命于那些能给他们提供保护的思想体系，并且他们只想知道结果，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般只想把白纸黑字的结果带回家去。[2]毫无疑问，这种教育模式在今天的教育世界还在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连雅斯贝尔斯本人也嗟叹，这种中世纪的教育理念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第二种类型的教育模式为“学徒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的基础建立于一种对个性力量的崇拜之上，具体反映在学生对教师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敬重与爱戴，它被归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上的悬隔所造成，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对学徒施加着绝对的影响”[3]。这种教育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绝对权威，或许人们需要这种权威的庇护，但这种教育仍然不能带给民众精神生活的享受。
雅斯贝尔斯真正赞同的是第三种教育模式，即“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旨在使人获得精神的超越，这也是自由教育的本性。雅斯贝尔斯说：“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会抵制来自学生企图把他看做是权威和大师的迫切愿望。这里头暗藏着来自学生的巨大诱惑。他把学生们从自己身边赶走，让他们回到自身上面来。他带着自相矛盾的假面，从而使自己变得变幻莫测，不可捉摸。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那种，而是相互之间为真理而切磋琢磨的那种。老师明白他不过是个凡人，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们明确地区分凡人与神灵。”[4]在他看来，教育的本质即等同于“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够破除盲从于个人权威的诡秘，使人们摆脱对僵化知识的依附。所以，苏格拉底对民众的理性启蒙实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开端，这种教育有别于仅以传授知识为宗旨的教学技巧，它是一种真正以学生思维训练为目的的精神活动——这正是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体现。
苏格拉底“唤醒”雅典民众的这种教育使人们获得了哲学的视野和方法，逐步形成了对个体生活意义的思考与探寻。哲学既是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也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手段，在他以对话与思辨的形式向青年们施行哲学教育的一生中，既不具备一处像模像样的教育场所，也没有形成任何理论上完整的教育理念，但这种似乎永无止境的追问与论辩却为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启示：去认识正义，反思自己与身处的这个社会。 如果说苏格拉底穷尽一生都在追寻何为正义，何为正义的城邦，何为至善的美好生活，那么柏拉图则更进一步，对政治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洞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立一个新的“理想国”的政治主张，以对抗葬送苏格拉底性命的雅典民主暴政。为实现这个理想，柏拉图重新回到了对“教育”的讨论上去。
这样一个“教化”的过程，孕育了西方文明中最重要也最为理想化的教育理念——自由教育。我们可以把“理想国”理解为一个中间载体，用以承载柏拉图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在《理想国》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关于城邦政治的对话，而且是一种穷其本质的对善好生活的构想、一种哲学式的生活方式。这正好是对话体擅长表现的。“辩证法”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即为“对话”或“谈话”，用对话的形式去追问重大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
朱光潜先生曾对柏拉图的对话体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在柏拉图的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向来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深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6]之前柏拉图已为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做了太多的对话录，这次自己搭建的“理想国”当然也得借老师之口，所以我们看到的《理想国》就是柏拉图本人的宏大规划。据说，柏拉图在给西西里岛叙古拉霸主戴奥尼素二世当老师时，真的坚信哲学家能兼为政治家，能治理世界。
然而，在柏拉图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没有将重心放在对理想国现实可行性的讨论上，而是转而着力解决教育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教育能使人得到理性的训练、脱离感官层面的认识，使城邦能够建立在和谐的灵魂之上等等之外，柏拉图的真正意图在于以教育去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为了达到对最佳政治制度的追求，柏拉图将公民教育与哲学教育结合在一起，通过对教育中各学科的有秩序的安排给学生以知性启发：在儿童时期使用音乐和文学作为教育的起点[7]；在青年时期使用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迫使灵魂以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8]；在成人阶段使用辩证法去研究人们学习到的分散的课程内容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从而转到哲学方面的教育[9]。这份蓝图在其后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自由教育”理念的基本原则。所以，柏拉图的教育主张当然也是他的政治诉求，他毕生的理想就是借教育之手医治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之肿瘤，希望通过个人的知性教育来形成一个正义、合理的公民社会。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真正理解过自由教育。事实上，很多经典的教育理想，不论从其来源还是其演化过程来看，都是西方哲学家与思想家们为了使其设想的种种最佳的政治目标成为可能而提出的教育主张。所以，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教育理念背后所传达的价值观一定不可能是中立的，或多或少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除此之外，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古希腊教育始终没有能够从对神圣自然之物的单纯的哲学研究中脱离出来。而《理想国》对于教育尤其是古典自由教育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将人在教育中得到的提升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归并为同一条途径，主张在教育中去实现人的德性，而德性的获得又是实现城邦公共利益的根本前提。之所以找到这样一条途径来解决希腊的社会问题，还要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雅典的衰败。一方面，城邦的领导者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而选择了背弃公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公民大会所表达的人民意愿也背离了公共利益。雅典的衰败在苏格拉底时期便已初现端倪。
哲学教育一直以来都被希腊人视为最高层级的教育，柏拉图则为公民在哲学教育中的上升之路赋以道德属性，关注在政治社会背景下的人类何以达至正义与良善。他以“知识”来代替“意见”，欲图建立起一种善好或公正的标准使人们对政治事务做出判断。
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曾依据教育活动的两种不同功能，把教育价值划分为内在的价值与外在的价值两大类。其中，教育活动的内在价值是指教育本身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价值，因而被视为教育的本体价值；而教育活动的外在价值则通常被视为一种工具价值，这类价值依赖于它们达到另一种价值时所产生的后果而存在。[10]前者主要表现为教育的育人功能，而后者主要侧重于教育之于社会的功能，两者并不总是相伴而生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罗伯斯庇尔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宣称教育的使命更在于它是一种以关注变革意识为主的政治使命；而教育公民做出自我批评，乃是改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最有效途径。[11]
在柏拉图时代，在古典自由教育发祥之始，古代哲学思考便与最早的公民教育合二为一，使古典自由教育精神在民主政治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这也是自由教育历经千年仍然生机盎然的根本原因。当自由教育徐徐步入哲人们的教育理想中时，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是沿着将哲学教育与公民教育统二为一的思路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这两个层次的教育不仅为西方大学精神提供了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一条可以融合教育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完美途径。
【参考文献】
[1][5][7][8][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30-232.
[2][3][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9.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0.
[10][美]布鲁巴克.现代教育哲学[M].纽约：麦格劳-霍尔公司，1962：101-102.
[11][美]保罗·埃尔默·摩尔.柏拉图十讲[M].苏隆编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83.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