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宜兰，罗东文化工场以高18公尺的架空棚架包容了自由伸展的市民活动；在河北秦皇岛，歌华营地体验中心则用开合自如的内部空间实现了灵动的教育体验。一南一北，一静一动，尽管性质与尺度差异巨大，“开放”却成为两个建筑共有的姿态。
　　在刚刚落幕的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上，它们同获“最佳建筑奖”的肯定。
　　建筑既是现实的投射，也是对现实的回应。入围居住建筑特别奖的华裔建筑师林君翰（John Lin）认为，所谓中国建筑，并不只是用哪些材料、设计什么形式，而是关注并回应哪些问题。而中国建筑传媒奖设立的愿景，也正是为了鼓励那些直面社会现实、寻求解决之道的本土建造实践。从今年遍布海峡两岸三地的获奖与入围作品中，我们既可以一窥当下城乡社会的复杂图景，也可以体察建筑界乃至社会大众的表情与心态。在无言的墙院与窗扇间，有心人自可以读出一个建筑里的中国。

回应“真实的逆境”

　　今年的入围作品中，农村建筑数量为近年之最。西柏坡华润希望小镇、“四季：一所房子”、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和休宁双龙小学等作品，花费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忧患密布的乡土中国。在广袤山野间，本土力量日渐流逝，延续与发展的工作已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外来者的帮扶。产业链缺失、留守人群日益庞大、教育设施落后、手工艺传统流失等诸多问题，在这些项目中展露无遗。
　　面对这“真实的逆境”（熊培云语），这些建筑既发挥着项目本身的既定功能，也意图逐步让更多的资源回流乡村，挽救城乡失衡的局面。
　　在皖南，休宁双龙小学介入“撤点并校”的大潮，通过对场地的修复与校舍的重建，将原本废弃在即的校园保留了下来，更设置留守儿童周末据点，成为了村中仅有的公共活动空间；在西柏坡老区，华润希望小镇不仅以新农村住房建设提升农民的居住质量，更意在通过“农超对接”等经济手段，为守业田间的农民提供系统而长期的扶持；在云南，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选择了艺术带动产业发展，通过保护和推广当地造纸技艺，寻求手工艺的传承之道。
　　在农村建筑集体发声的同时，一些项目则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生长迅猛但品质粗糙的城市中国。
　　获得本届“居住建筑特别奖”的人才公寓项目，位于宁波市南部的鄞州新区。大尺度的道路系统、乏善可陈的住区规划，单一的区块产业定位......这些城市新区急速扩张带来的弊病，在全国的城镇化浪潮中随处可见；歌华营地体验中心所处的北戴河区，是历史悠久的度假胜地，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城市肌理纷杂无章，建筑环境单调平庸；错失“最佳建筑奖”的深圳南山婚姻登记中心，同样位于老城区的街道之中，它面对的则是居住区密布但缺少高质量公共空间的周遭。
　　身处这样的背景，建筑首先用质量说话，以较高的控制度和精准的细节为各自所在区域的空间品质设立了新标杆。在此之上，他们从各自的功能出发，从设计和后续管理等角度最大限度地开放空间享有权，“让空间先公正起来”。在人才公寓，人们看不到传统小区的围墙与保安亭，球场、商店和花园都向四周街道和高教园区开放。在歌华营地，青少年可以体验着内外界限模糊的剧场、院落甚至屋顶，低廉的费用也迎来了各类教育甚至政府组织，为素质教育与终身学习提供了一种精彩可能。在婚姻登记中心，附近居民来到建筑退让至尽端后留出的小广场上自由活动，更可以自由进出中心内部，见证民政机构回归服务本质。
　　诚然，正如专家评审们所言，这些作品都还存在着各自的问题，或在局部材料耐候性上存在缺陷，或在后续运营方式上被迫改变初衷。然而，它们坦诚面对问题的恳切态度，让公众在新闻故事和统计数据之外，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复杂现实，同时也看到其中多元的努力与尝试。

焦虑与期许

　　一个聚焦各界目光的平台，必然也将映射出观者自身的种种表情。回顾大奖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建筑界乃至整个社会共同的焦虑与期许。
　　在过往，建筑学界可以说既缺乏高质量的设计奖项，也缺少对社会效应应有的重视和衡量标准。事实上，中国建筑传媒奖的设立，正是源自学界一批有识之士的集体焦虑感。他们意识到，对于当下建设量举世瞩目的中国建筑来说，一个严肃而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奖必不可少。正如获得青年建筑师奖的华黎在获奖演说中指出，“我们处在一个意义不断被符号、权威与利益绑架的时代”。当这种绑架发生在这样的高速生产中，后果无疑是致命的。主持人梁文道在颁奖现场提及“五十年不落伍”这种“吓死人”的要求，事实上在各级甲方中相当普及，也成为学界乃至公众焦虑和困惑的源头。
　　从大奖的评审过程来看，从初评再到终评，对项目设计水准与社会意义两方面的考量可谓并驾齐驱，与其设立初衷一致。然而，衡量二者的标尺难免显得不够清晰。好设计与好效应究竟是先后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如果是后者，两面标准所占比例如何分配？在决定两个作品高下时，面对局部设计有问题的项目和社会意义打了折扣的项目，如何选择才能避免顾此失彼？换而言之，这实际上是一个单线程思维与多元标准的选择。从大奖追求的社会意义来看，效应决定设计好坏，好的设计改变人和社区的状态，这种将建筑作为社会实践的观点，可以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评判标准。但大奖目前选择的是多元的思维方式，这份兼顾的期许，应该同样来自学术和社会的迫切需要。在大奖设立6年后的今天，能够做到申报开放、流程严谨、实地考察的奖项，国内缘何仍然仅此一例，这值得业界和媒体共同反思。

　　专注发掘“社会性设计”的美国柯里·史东奖（Curry Stone Award），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它以社会效益评判设计，每年举办一届。类似“平民窟亮灯”项目（日间以屋顶水瓶吸收阳光、夜间为缺电地区提供安全廉价照明）这样巧妙而有效地解决实际需求的作品，都会获得肯定，并通过论坛、讲座等形式向更多地区推广。这个奖项价值取向清晰而视野广泛，成为专业设计奖的有力补充。
　　另一方面，大奖在既定的道路上逐年成熟，参与和评论不断增加，也反映了公众对于环境和建筑话题的日趋关注。今年，颁奖典礼现场涌入超过1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其中既有建筑和规划从业者，也有普通民众。在先前结束的网络投票中，各入围项目录得创纪录的五万余张有效选票。在微博、豆瓣等平台上，网友们各抒己见，从各自的视角分享对“中国好建筑”的种种期许。即使是建筑这样专业性较强的领域，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加入讨论，表达个体的意志，发出个体的声音；“走向公民建筑”固然在宣传上先声夺人，口号背后的参与度却更能清晰无误地传递出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

“不缺席，不放弃”

　　在经典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筑正处在这一结构中微妙的中部，既极度受限于两端，却又同时充满了可能性。
　　二战结束后的欧洲，西方建筑学界思潮涌动，紧密回应着当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剧变。包括英国建筑师史密斯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建筑人成立了“十人组（Team 10）”，在社会急速现代化的阶段，探索了居住和公共空间的许多可能，通过大胆而清晰的结构和形象，表达了建筑师在场的态度和远见。他们从现实主义的姿态出发，接受现状所提出的种种挑战，然后向空间中寻求答案和线索，从而以乐观主义的姿态面对未来。
　　通过建筑传媒奖这扇窗口，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秉持着与此一脉相承的务实与乐观，通过在建筑项目中贡献微小但持续的力量，推动着空间正义、资源共享，寻找着保护传统、帮扶弱势群体或改良社会环境的更多可能。
　　在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颁奖典礼上，建筑师黄声远代表罗东文化工场团队接过了“最佳建筑奖”的奖杯。他感谢了参与这个项目的许多人，包括“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秉着自己同是居民的心情，坚守各自工作位置”的公务人员，也包括一批批“在地蹲点”的研究者、企业家和志愿者。他更用对工作和生活状态的生动描述，介绍了田中央（他所创立的事务所名）的青年同事们，坦言他们没有一意孤行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所做的“只是从不缺席，也从不放弃”。这句话让现场许多人深为动容。

　　正如歌华项目的设计师黄文菁所感慨的那样，“没有一个好建筑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的”。除建筑师以外，“不缺席，不放弃”这六个字，也概括了身处开发商、公益组织、科研和政府机构中一批有担当、有坚持的实践者。
　　全票获颁杰出成就奖的陈志华教授，退休二十余年来，为保护乡土建筑和村落，不辞辛劳地奔走在华夏各地。当晚因病无法来到现场，他仍然通过视频表达了对“中国乡土建筑历史已经写不出来”的痛心。
　　人才公寓项目的开发商，同时也是今年获普利茨克奖的建筑师王澍在宁波数个项目的合作方。面对商业地产的迅猛发展态势，他们选择将对建筑品质和技术创新的追求放在首位。为了最大限度完成建筑师的设想，去各地寻找相应的施工技术参考，“甚至亲自去各个拆迁现场寻找有价值的一砖一瓦”。
　　陕西妇联不仅协助了四季项目从捐资、调研到建造使用的全过程，更在当地积极组织妇女手工作坊，让建筑实实在在地成为落寞村庄里一股崭新的凝聚力。同样在这个项目中，香港某基金会不仅资助项目建造，负责人也设计了麦梗编制的工艺图样并亲自教授当地村民，更帮助联系买家，为留守妇女创造更多增收的机会。
　　甚至作为大奖主办方的《南方都市报》本身，为了突破了专业媒体和官方机构在评选流程上的封闭与影响力的局限，也做出了许多勇敢的尝试，并在争议和质疑中坚持了下来。
　　不缺席、不放弃的背后，是属于实干者的从容不迫和平衡资源、寻求开放的共同理想。
　　在食指写下《相信未来》数年后，北岛却说《我不相信》。北岛师承食指，但两位诗人却发出了属于两个时代的声音。今天，在质疑几乎成为某些领域的惯性反应时，我们仍然看到，有更多的人正选择再次相信，并付诸实践。他们相信个体坚持的价值，相信建筑改良的力量，相信微观的努力终将汇成洪流——
　　正如黄声远所说，“自由的青年，一棒接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