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我意外收到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先生赠送的最新出版的《白桦文集四卷》，共一百七十余万字，分别为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文学剧本。
　　许久以来，我们很少能在国内的报刊、杂志、出版界见到他的作品。倒是美国、英国、台湾等地的出版商频频出版他大量的著作。于是我急忙查看《白桦文集四卷》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黑体“上海文艺出版社”七个字跳进我的眼帘。啊！他的作品终于又与国内的读者见面了。倏然间心里升起些兴奋以及隐隐的灼痛。
　　白桦正像他的同名树那样，秋天来啦，它的绿叶也会发黄、飘零、枯萎，但它一年四季、从生到死都会骄傲而孤独地挺立在大地上。他这一生，忧患、打击、灾难不断，但他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屈服。
　　我和白桦先生仅有的几次交往缘于他的作品。
　　在文学界，白桦是个冒尖而又敏感的人物。他的才华早有耳闻。1953年，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拍成同名电影。题材很新鲜，叫好又叫座。我从杨浦区的工作单位跑到大光明电影院连看两次。这部作品是白桦1952年随军去云南边陲深入生活、采风的成果。才华初露的他很快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创作员。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好景不长，1958年，白桦因为率真，仅仅说了几句真话，便被错判为右派。其实在反右之前，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他已遭到不测。因为和胡风一起工作过，通过三封信——两封仅是谈创作，一封是送给胡风一个砚台——他就被隔离审查了8个月。反右的时候，有个诗人周良沛学唱美声，而且他唱了《圣母颂》，白桦知道他是教堂里抚养长大的一个孤儿，为他辩护了几句。后来周良沛被打成右派，白桦引火烧身也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军籍、开除党籍，被逐出文学界。
　　后来，白桦终于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上海，柯庆施、张春桥仍把他当成政治贱民，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之后在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帮助下，他再次入伍。1963年白桦和郑君里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李白与杜甫》，心情刚刚放松下来，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开始了。萧华自身难保，白桦再一次经历狱炼。一次次被抄家，藏书、字画一古脑儿被洗劫一空。妻子王蓓是一位很优秀的演员，拍过《武训传》《乌鸦与麻雀》《小巷之春》《聂耳》《飞刀华》等影片，受丈夫株连也被押走了。幼小的儿子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连参加红小兵的资格都没有。白桦在牛棚里被关了整整六年。
　　终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被搁置了20多年的白桦重获自由，他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奋笔疾书。1978年至1980年，他一鼓作气创作了话剧剧本《曙光》，电影文学剧本《今夜星光灿烂》。《曙光》是文革结束后批判的第一部作品，当时只能在北京内部演出。然而，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却让白桦差一点再遭厄运。有一位领导看了内部演出的话剧后说：“这个戏写的是共产党人杀共产党人，给党抹黑。”幸而有一天，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杨得志、王平正巧来京参加三中全会，晚上到剧院看话剧《曙光》内部演出。他们看完后非常激动，上台宣布——明天登报公演，还亲笔写信让白桦带上剧本到各大军区找司令员、政委，当面读给他们听。读着读着，许多老军人眼泪就控制不住了。这才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第四次文代会在京召开，我是赴会采访记者，有幸观看了话剧《曙光》。后来《曙光》由上影厂导演沈浮改编拍成上下集电影，并获了奖。当时，我是文汇报文艺部专跑电影战线的记者，对影片《曙光》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导和评论。
　　1981年，电影《今夜星光灿烂》在上海公映。没过几天，当时的一位市领导送来他亲自撰写的评论稿件，对《今夜星光灿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记得文中列举出了影片中的两个镜头加以分析评论。第一个镜头：一个小战士腿被炸断了，在地上拖着一条腿爬行，身后留下滩滩血迹；另一个镜头是战斗结束了，有一排战士躺在担架上，约十几个，他们已经死亡，身上都盖着白布。文章批评影片宣扬了战争的残酷，散布战争恐怖论，影片为什么要展示那么多死亡的士兵？
　　某市领导的这篇批评文章登在文汇报影剧版上，但我将这部影片看了两遍，无论是感情还是理智上都实在难以接受这样严厉的批评。于是我请了几位有见地的业余影评员谈看法，他们普遍肯定了这部作为战争题材的影片，认为达到了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我硬着头皮组织他们写了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见于报端。好在领导并没有“秋后算账”。但是围绕这部影片的批评之声仍不断见于报端，甚至被说成是苏联解冻影片《一个人的遭遇》式的修正主义影片。
　　1979年，白桦创作了电影剧本《苦恋》，该剧本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十月》第三期刊物上。1980年导演彭宁将它搬上银幕。电影易名《太阳与人》。作品描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凌晨光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追捕逃到美洲，在那里，他作为画家事业有成，生活优越。新中国宣告成立，画家怀着对祖国的深深眷恋，携怀孕的妻子毅然回国。轮船驶入祖国领海，已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女儿降生了，他给女儿取名“星星”。然而，十年浩劫，凌晨光一家人遭到了迫害，女儿忍受不了种种屈辱，决定和男友出国。凌晨光不同意。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父亲无言以对。
　　导演彭宁将影片拿到上海，在译制厂放映过，我去看了。影片的结尾，画家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在雪地里滚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艺术效果很强烈，看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感到悲观消极了些，仅此而已。后来我到北京出差，听说该片在内部引起很大的争论。中国电影家协会内部放映时我又看了一遍。影片的结尾已将问号改成省略号了。
　　迅雷不及掩耳，很快，1981年4月某日，某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批判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白桦违心地给编辑部写了检讨信……
　　白桦再度跌进人生的低谷，但他的精神世界仍是那么的顽强，不屈服。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在身心俱疲的时候，白桦以他惊人的毅力奋笔疾书。这段时期创作了小说《呦呦鹿鸣》《红麻雀》《沙漠里的狼》《古老的航道》（大都在国外出版）……受到海外读者、评论家高度的好评。
　　逆境，有时也是一种发奋向上的动力，白桦没有向命运低头。
　　1991年4月，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韬在海南成立海南电影制片集团，他招兵买马，准备开拍40集古装戏《北宋传奇》，想邀请京沪两地一些作家、评论家赴郑州出席“古装影视片专题研讨会”。 张韬让我帮他请几位上海专家前往。我共邀请了6位人士，考虑到白桦这个时期心情很郁闷，而且他在这类题材上颇具见解，我邀请他一同前往。
　　会议的间隙，在郑州前往洛阳、开封的路上，我们随意聊天，我终于有机会谨慎地向白桦问起《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的创作初衷。
　　白桦谈到,他曾经在贺龙身边工作过，贺龙跟他说起一些军内、党内斗争的情形，有人往往以路线斗争的名义，把所谓的异己分子全杀掉。最触动白桦的是洪湖赤卫队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临死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话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话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子弹打敌人。我就以这个人物为主角创作了话剧《曙光》。某领导批评戏写的是“共产党杀共产党人，给党抹黑”，这样的上纲上线，太违背历史的真实，也不尊重历史的真实。反思、总结历史教训，是我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现在很多历史上的不正确结论、评价不都逐步在改正吗？这有利于党的建设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至于《今夜星光灿烂》的大批判，白桦说：“我就更难以接受了。1947年，当时十七岁的我，离开学校参加革命队伍。我参加过淮海战役，双方兵力超过100万之多，那时我们每攻进一个村庄，都要从死人堆上爬过去。银幕上出现十几个战士牺牲的镜头，怎么就成了宣扬战争残酷论。战争怎么不残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千千万万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呀！”
　　白桦庆幸历史终于翻过了那一页，现在文艺创作的气氛宽松多了。之前拍摄的《血战台儿庄》，近期完成的《大决战》，那些战士牺牲的场面是《今夜星光灿烂》的几十倍上百倍了。
　　提及最敏感的《苦恋》创作，白桦的情绪虽激动却难过，似乎不愿意再回首。“很小的时候，祖国就在日本铁蹄下沦陷了，我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活埋的，抗战胜利后，母亲倾家荡产要把我送到美国，我没有去，母亲为此很伤心。文革结束，有很多机会出去，我也从来没想过。我怎么会不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呢！《苦恋》是特定环境、历经文革的产物。十年浩劫中，无数爱国知识分子，心灵、肉体上遭受的创伤远比剧本上描写的痛心得多。在写剧本前，我采访到不少五六十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们的经历，他们的爱国情结是那么让人感动，但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听着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位老海归跟我说，本来他们全家在美国生活得很舒适，女儿马上要拿博士学位了，父亲急着想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希望女儿拿到博士学位再回国。女儿说：‘回国还要什么博士学位！’于是全家回国。然而文革中他们全家遭殃，女儿一下子得了精神病。她父亲说，在精神病院里，那个穿得最破、最脏、最疯癫的女人就是我的女儿。”
　　今天，历史已还白桦先生公道，恢复了党籍、享受离休待遇。已是80岁的老人、这些年病痛又在不断折磨着他，按说应该享享清福万事休了，但他却说：“沧桑有变心难易，依旧冰清与石坚”。他要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地伏案挥笔。相信有一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又一部不朽的宏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