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北京发生过轰动一时的高校爆炸案。在同一天的中午，有人辗转清华和北大的食堂，用自制黑火药实施了两次爆炸，一共造成9人轻伤。
　　在事发地海淀区，圆明园的周围共环绕着三所大学：正南的北京大学、东南的清华大学，以及东北方向的我的母校—北京体育大学。后者未能入选本次案发现场。
　　在得知案犯的爆炸路线图之后，我和同学们都很不开心，感觉受到了歧视。
　　那是2003年春，北京申奥成功还不满两年，正是往熊熊燃烧的奥运虚火中大把添柴的时候。常年受到两所顶尖学府的光辉逼压，大家的失心疯在所难免。
　　未几案犯被抓，警察问其动机，答：在名校搞爆炸可以出名。我们孱弱的内心于是又被他补上一枪。
　　随后细节公布，该犯从海口携带爆竹来京，从中拆出黑火药，赴朝阳区买了水暖管件，在海淀区买了蓄电池，唯独不愿意再坐两站公共汽车，带它们从清华顺道来趟我校。奥运备战期的北京体育大学，论影响力，还是未能得其待见。
　　彼时，整个国家都跟我和同学一样，无限抬高着奥运的意义。从2001到2008，言不离奥运。开幕式后，我们更坚信北京的场面工夫在未来数届奥运会里，都将无人可敌。所有人差点忘了，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几乎是现代奥运会创立100多年来，最落后的举办国。
　　如今，见识过三次奥运会的伦敦正在照常罢工，照常游行，照常组织工作不靠谱。相隔四年的两场奥运会开幕式，搭配出了一次完整的艺术创作教育：看看伦敦，你知道了什么叫源于生活；想想北京，你又知道了什么叫高于生活。
　　王石说，伟大的企业都没有什么故事，只有不够伟大的企业才有故事。我们的奥运故事何其多，原因可能恰恰在于我们的平常心在奥运这件事上用得太少了。
　　这是“零的突破”诞生第28年，而一名银牌选手的惨烈哭号，还是一下子把人赶回到20多年前：“我有愧于祖国，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对不起大家！”
　　奥运会仍在光宗耀祖和丧权辱国之间游走。可是，既然一个国家在举办奥运会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无关平常心，你要求这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时拿出平常心，会不会心头一虚？
　　伦敦奥运会开幕次日，我来到广渠门铁路桥下。此前一天恰是7·21暴雨夜溺亡司机的头七，在拍摄群众的自发哀悼时，我的一位同行朋友被市民迎头泼了一身水。对方气愤至极，说：“净照好的，坏的都不照。”
　　我警觉地站在桥下，没有看到鲜花，也没看到伺机而动的水桶，倒是来了许多警察。回家再上网找前一天的头七照片，都失去了有效链接。一周前，这里淹没了五辆车和一个人，一周后，中国代表团在伦敦首个比赛日拿到四枚金牌，其中，游泳两枚。
　　北京奥运会前，我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一个离广渠门桥不远的地方，采访一位官员。训练局是举国体制的核心产物，锻造了半数以上的中国奥运冠军。采访机会难得，我的提问没有客气，当尝到奥运金牌榜首的滋味之后，举国体制，包括在它全力保障之下的训练局，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他的回答后来没有被原文照登。大意是，举国之力发展体育，以往是宣示国家强大，以后则是维护社会稳定。作用不同而已，仍将长期需要。“国内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多，而竞技体育，无论以前还是以后，都拥有提高国民凝聚力的作用。”
　　烧钱每四年，俏丽十来天。一场奥运烟花，深藏着时代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