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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历时50多年的经济社会建设，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曾经历过重大挫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回顾这一历程，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将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心。
一、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一次严重失误。党领导了对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满目疮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形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斗争，精心领导和组织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政，安定了人民生活，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同时，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正确政策，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的方针。由于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着力治理影响人民生活的通货膨胀等，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3年（1950—1952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2%。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国民经济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为26.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4%上升为35.5%。
我国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党又领导全国人民适时地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我国工业化程度低，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毛泽东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间的综合平衡。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等方针政策。在文化建设方面，党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科学技术方面，提出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团结科学家，着力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等方针。在文艺工作方面，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方针。在医药卫生方面，党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一五计划”坚持科学发展，把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相协调，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发展速度和实际国情的关系，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5年间（1953年至1957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重工业生产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全国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1/3强，其中，职工年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增长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增长27.4%。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欣欣向荣之际，党内滋生了骄傲自满、急躁冒进情绪，盲目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挫折。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在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2500亿公斤提高到3500亿公斤。高指标带来高估产，高估产引起“浮夸风”。农业战线竞放高产“卫星”，小麦“卫星”亩产最高达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达130434斤。在工业方面，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然而，1958年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左右，为了完成当年1070万吨的任务，便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9000多万人齐上阵，建起上百万个小高炉、土高炉，土法炼钢铁。焦炭不够便砍伐树木，没有高品位的铁矿石便用低品位的铁矿石代替，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砸碎，作为炼铁的原料。当年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可合格钢只有800万吨；生铁1369万吨，只有953万吨合格。据国家统计局后来估计，1958年的土法炼钢铁亏损高达50亿元，至于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则很难用数字来估量。与此同时，“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各行各业都掀起不同程度的“全民大办”。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大跃进”高潮。“大跃进”运动虽然开辟了一些新工业基地，建立了新的工业部门，积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是，“大跃进”却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我国的农业、轻工业生产在1959年、1960年连续大幅度下降，农业比重由43.3%下降到21.85%；轻工业由31.2%下降到26.1%；重工业则由25.5%增至52.1%。人民生活出现连续3年严重困难。在“大跃进”的同时，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我国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为了适应这种机械化，要求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当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乐观地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后，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265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12690多万户，占农民总数的99.1%，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每个人民公社由5000户以至1~2万户组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所谓公，就是财产归公，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试图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的形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3年（1959年到1961年），农业连年减产。1958年丰产未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4%，生猪头数下降5.8%，大牲畜总头数降到1952年水平。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又下降12.6%，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均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更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
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日益困难的严重局面，党中央逐步认识到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1962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各条战线相继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十条》等，对农业、工业、科学、教育和文化进行了全面调整。同时，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到1963年6月底，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共减少2600万人，改善了城乡关系，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号召各条战线支援农业。将农村人民公社由社有制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1年的基建总投资比1960年减少68%，1962年又大量减少，只相当于1960年的17.6%。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积极发展轻工业，整顿经济秩序，消灭财政赤字，在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等。经过5年（1961年至1965年）的调整，工农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农业生产达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然而，党内又产生盲目乐观思想。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人民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状况，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1978年，粮食产量突破3000亿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14.3%，1978年比1977年增长28.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1977年提高5.1%。
然而，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情绪又开始抬头。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在没有公布下达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以上，石油产量达到2.5亿吨。实际情况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石油产量还不足1.4亿吨。1978年，我国基本积累、基本建设投资额分别比1977年增长30.6%、31%，两项指标都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增长最高的一年。同时，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在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方面，不顾国力，举借外债，过多过急地引进。在此期间（1977年和1978年），我国从国外引进22项大型技术设备，需外汇130多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的投资，总额高达600多亿元。同时，上海宝山钢铁厂工程等项目，所需资金已经大大超过当时国家的财力，被称之为“洋冒进”。这一切都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国国民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经济建设走的是“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路子，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1949至1979年，我国工业生产增长41倍，而农业生产只增长了2.1倍。工业生产中，重工业增长98倍，而轻工业只增长32倍。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缺点和弊端日益暴露。对此，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农业方面，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工业方面，确定工业增长速度按年平均6%，争取7%-8%，并在部分企业进行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同时，采取压减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减少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等措施。通过3年（1979年至1981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已基本上趋于协调，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从1978年的36.5%下降到1981年的28.5%。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趋向合理化，1981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2.5%，轻工业占34.75%,重工业占32.8%。财政赤字下降到25亿元，财政收支基本平衡。3年中，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然而，“两高、两低”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1978年到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至“十五”末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700美元左右。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全国28个省（区、市）免征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75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48401万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1%，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53%，初中毛入学率95%。国家安排资金为部分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学杂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已扩大到671县，惠及1.77亿农民。这些都为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我国在资源总量上是大国，但是在人均资源占有量上却是贫国。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1997年在世界各国排名中仅列第121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我国水资源污染严重，我国七大水系均存在污染，巢湖、太湖污染引人瞩目。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和4.5%，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贡献率是4.3%，但是我们消耗了全球30%的煤炭、21%的钢铁、25%的铝材和40%的水泥。我国每创造1美元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较慢，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第188位。整个20世纪90年代，农民人均卫生费用仅为城市居民的25%，而其中的90%还由农民自己负担。我国在科技上的投入仅占GDP 的1%，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典占到了4%，投入上的差距制约了科技的发展。就业问题相当严峻，近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保持在2400万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给1200万个岗位，年度就业岗位缺口1200万个左右。收入差距不断加大，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非农业居民收入与农业居民收入的比率全球平均为1.58，而在2003年，中国这一比率已经高达3.12。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贫困问题比较突出。这一切都凸显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我国还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富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的确，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开始的。20多年后，东西部的发展拉开了差距。东部地区面积只有91.6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的10%；人口45034万人，占全国的34.7%；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达88432亿元，占全国的54.2%；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90%，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占全国的77%。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近3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的40%，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50%左右；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3.2%，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2.9%。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还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任重而道远。
四、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从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可以看出，每当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健康发展，社会就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就会不断提高。反之，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我国的实际国情，违背了客观规律，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出现挫折，社会发展就会出现问题，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历史地看，科学发展观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问题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始终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一次严重失误。党领导了对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满目疮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形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斗争，精心领导和组织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政，安定了人民生活，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同时，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正确政策，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的方针。由于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着力治理影响人民生活的通货膨胀等，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3年（1950—1952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2%。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国民经济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为26.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4%上升为35.5%。
我国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党又领导全国人民适时地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我国工业化程度低，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毛泽东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间的综合平衡。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等方针政策。在文化建设方面，党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科学技术方面，提出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团结科学家，着力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等方针。在文艺工作方面，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方针。在医药卫生方面，党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一五计划”坚持科学发展，把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相协调，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发展速度和实际国情的关系，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5年间（1953年至1957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重工业生产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全国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1/3强，其中，职工年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增长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增长27.4%。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欣欣向荣之际，党内滋生了骄傲自满、急躁冒进情绪，盲目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挫折。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在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2500亿公斤提高到3500亿公斤。高指标带来高估产，高估产引起“浮夸风”。农业战线竞放高产“卫星”，小麦“卫星”亩产最高达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达130434斤。在工业方面，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然而，1958年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左右，为了完成当年1070万吨的任务，便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9000多万人齐上阵，建起上百万个小高炉、土高炉，土法炼钢铁。焦炭不够便砍伐树木，没有高品位的铁矿石便用低品位的铁矿石代替，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砸碎，作为炼铁的原料。当年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可合格钢只有800万吨；生铁1369万吨，只有953万吨合格。据国家统计局后来估计，1958年的土法炼钢铁亏损高达50亿元，至于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则很难用数字来估量。与此同时，“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各行各业都掀起不同程度的“全民大办”。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大跃进”高潮。“大跃进”运动虽然开辟了一些新工业基地，建立了新的工业部门，积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是，“大跃进”却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我国的农业、轻工业生产在1959年、1960年连续大幅度下降，农业比重由43.3%下降到21.85%；轻工业由31.2%下降到26.1%；重工业则由25.5%增至52.1%。人民生活出现连续3年严重困难。在“大跃进”的同时，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我国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为了适应这种机械化，要求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当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乐观地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后，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265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12690多万户，占农民总数的99.1%，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每个人民公社由5000户以至1~2万户组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所谓公，就是财产归公，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试图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的形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3年（1959年到1961年），农业连年减产。1958年丰产未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4%，生猪头数下降5.8%，大牲畜总头数降到1952年水平。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又下降12.6%，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均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更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
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日益困难的严重局面，党中央逐步认识到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1962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各条战线相继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十条》等，对农业、工业、科学、教育和文化进行了全面调整。同时，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到1963年6月底，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共减少2600万人，改善了城乡关系，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号召各条战线支援农业。将农村人民公社由社有制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1年的基建总投资比1960年减少68%，1962年又大量减少，只相当于1960年的17.6%。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积极发展轻工业，整顿经济秩序，消灭财政赤字，在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等。经过5年（1961年至1965年）的调整，工农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农业生产达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然而，党内又产生盲目乐观思想。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人民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状况，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1978年，粮食产量突破3000亿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14.3%，1978年比1977年增长28.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1977年提高5.1%。
然而，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情绪又开始抬头。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在没有公布下达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以上，石油产量达到2.5亿吨。实际情况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石油产量还不足1.4亿吨。1978年，我国基本积累、基本建设投资额分别比1977年增长30.6%、31%，两项指标都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增长最高的一年。同时，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在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方面，不顾国力，举借外债，过多过急地引进。在此期间（1977年和1978年），我国从国外引进22项大型技术设备，需外汇130多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的投资，总额高达600多亿元。同时，上海宝山钢铁厂工程等项目，所需资金已经大大超过当时国家的财力，被称之为“洋冒进”。这一切都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国国民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经济建设走的是“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路子，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1949至1979年，我国工业生产增长41倍，而农业生产只增长了2.1倍。工业生产中，重工业增长98倍，而轻工业只增长32倍。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缺点和弊端日益暴露。对此，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农业方面，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工业方面，确定工业增长速度按年平均6%，争取7%-8%，并在部分企业进行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同时，采取压减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减少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等措施。通过3年（1979年至1981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已基本上趋于协调，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从1978年的36.5%下降到1981年的28.5%。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趋向合理化，1981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2.5%，轻工业占34.75%,重工业占32.8%。财政赤字下降到25亿元，财政收支基本平衡。3年中，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然而，“两高、两低”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1978年到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至“十五”末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700美元左右。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全国28个省（区、市）免征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75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48401万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1%，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53%，初中毛入学率95%。国家安排资金为部分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学杂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已扩大到671县，惠及1.77亿农民。这些都为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我国在资源总量上是大国，但是在人均资源占有量上却是贫国。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1997年在世界各国排名中仅列第121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我国水资源污染严重，我国七大水系均存在污染，巢湖、太湖污染引人瞩目。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和4.5%，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贡献率是4.3%，但是我们消耗了全球30%的煤炭、21%的钢铁、25%的铝材和40%的水泥。我国每创造1美元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较慢，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第188位。整个20世纪90年代，农民人均卫生费用仅为城市居民的25%，而其中的90%还由农民自己负担。我国在科技上的投入仅占GDP 的1%，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典占到了4%，投入上的差距制约了科技的发展。就业问题相当严峻，近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保持在2400万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给1200万个岗位，年度就业岗位缺口1200万个左右。收入差距不断加大，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非农业居民收入与农业居民收入的比率全球平均为1.58，而在2003年，中国这一比率已经高达3.12。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贫困问题比较突出。这一切都凸显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我国还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富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的确，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开始的。20多年后，东西部的发展拉开了差距。东部地区面积只有91.6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的10%；人口45034万人，占全国的34.7%；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达88432亿元，占全国的54.2%；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90%，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占全国的77%。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近3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的40%，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50%左右；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3.2%，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2.9%。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还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任重而道远。
四、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从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可以看出，每当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健康发展，社会就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就会不断提高。反之，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我国的实际国情，违背了客观规律，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出现挫折，社会发展就会出现问题，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历史地看，科学发展观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问题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始终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