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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必武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然而他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爆发，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那么，作为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者之一，董必武的思想是如何趋近于革命的？同时，作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代表，他又是怎样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对辛亥革命前后董必武的这两次思想转变，本文拟作些探讨。a
关键词：辛亥革命；董必武；思想转变
一、从封建门生到辛亥革命者
封建王朝时代，入仕做官是读书人一生追求的目标。1903年董必武参加了清王朝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这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封建爪牙对普通读书人的欺压，看透了晚晴的腐败至极。在与封建礼教的对抗过程中，社会存在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直面而来，即使像董家这样有些家底的家庭，克勤克俭，每天也只能吃两餐。因此可以肯定，董必武参加革命只是早晚与时机的问题，在他的思想深处已燃起了反抗与革命的火苗。
从打破传统的角度来看，董必武意识到清王朝的无可救药证明他已经迈进了革命者的队伍。然而革命如何操作，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怎样落实到细节还有待董必武去探索。革命意味着冒险与流血，思想上迈进革命者队伍还必须用行动去实践。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有其沿袭的规律，想要打破这一规律去创造崭新的中国谈何容易。毕竟在稚嫩的进步力量面前，20世纪初垂垂老矣的清王朝还是貌似强大难以战胜的。一些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仁人志士在最初也都企图利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让国家付出最小的代价走向富强。1905年，董必武在日知会刘静庵的推荐下，接触到了康梁君主立宪的阵地——《新民丛报》，为董必武最初的朴素民主思想中添加了改良民主思想。然而不久，董必武在1906年4月28日《民报》第三号刊发的号外中，品读领悟出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不同。最终在“思想上接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以，当1911年辛亥首义第一枪打响之后，头脑中民主革命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董必武迅速离开家乡黄安，到武昌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
二、从民主革命者到共产主义者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董必武既看到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软弱的一面，又看到了起义领导人后来“因无政治目标”而互相争权夺利的残酷现实。但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初期，董必武并没有马上放弃，他仍然是坚定的三民主义者。在日本，董必武参加了孙中山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当孙中山众多的革命伙伴怀疑他是否又突出个人主义的因素时，董必武完全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给了孙中山最有力的支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让董必武丧失革命的信心。在没有更好的救国办法出现之前，跟随孙先生进行革命事业，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带着孙中山的鼓励，董必武回国响应了护法战争，参加了湖北利川蔡济民的鄂西靖国军。然而，革命环境下暗藏的危机使董必武对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思想产生了怀疑。董必武等国民党员推举的湖北省议会长詹大悲由于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阻挠不得上任，在湖北上演了一出有议会而无议长的滑稽闹剧。此外蔡济民被伪革命者方化南杀害，而孙中山迫于军阀的军事力量却显得对凶手无能为力。国民党内的混乱与思想目标不统一，革命陷入迷茫。就在此时，中国革命环境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十月革命胜利的凯歌传到了中华大地，为中国革命者的思想又开了一扇窗。因此在辛亥革命六年后，董必武的思想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1919年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蔡案”时结识了刚从日本归国的湖北人李汉俊，这位后来被董必武称为“马克思主义老师”的人。在此期间，李汉俊为董必武推荐了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与他分析长期以来孙中山革命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最终得出是由于单纯利用军阀而“缺乏广大的基础”的原因。董必武对俄国革命的高度肯定，主要缘于俄革命是群众性的胜利。晚年的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任何人如果脱离了工人和农民群众，不去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他就不能推进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革命运动”。因此“以俄为师”、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慢慢地被包括孙中山、董必武在内的革命者重视与牢记。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中国，学生与工人连同社会各界登上了历史舞台，董必武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上海的他迅速让湖北省善后公会致电湖北各界响应五四运动。五四新青年是国共两党共同争取的革命力量，在这场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通过革命方针与政策的对比，像董必武一样无数的知识分子完成了由三民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确立了共产主义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正如董必武后来解读的“我党开始是在五四群众运动以后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萌芽起来的”。
三、董必武辛亥革命前后两次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1.保持革命的先进性
纵观董必武的这两次思想转变，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清王朝的堕落，辛亥革命后中国前途的迷雾重重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不断追求理想国的思想空间。从封建门生到辛亥革命者这一步的迈出，是任何想救国于水火的知识分子与爱国人士所追求的，因为晚清的社会无比黑暗。而辛亥革命后再继续探索革命成功的道路，却不能被许多人理解。此时，有多少人能像董必武一样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浑噩的状态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呢？1915年6月，董必武衔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武汉后，联合张国恩给四川武胜县知事、故友姚汝婴的信中写道：“入民国以来……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犹觉不切。而衮衮诸公，方以小民不能出痛苦之声，遂谓天下以呈太平之象。”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继承了封建势力衣钵的北洋军阀窃取，他们披着民主的外衣继续压迫人民。像董必武一样的革命者在冷静客观地分析社会现实之后依然感到压抑困惑和迷惘，“但是，董必武并没有被迷惑，被吓倒，而是在继续思考着，探索着，顺着历史发展的潮流前进”。 2.善于学习，与时俱进
思想转变的原因中环境因素固然重要，但董必武自身的因素才是转变发生的根本。当时复杂的社会思潮冲击着社会文化，如果革命者不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思考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很快就会被淘汰，成为“保守”的一方。在这点上，董必武在革命中始终坚持学习，阅读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书籍，将自己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较好的结合，从中找到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法。辛亥革命前，他在君主立宪的呼声中选择了废封建，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奔波；辛亥革命后，他又在成熟的国民党外选择了在中国相对弱小与幼稚的共产主义。董必武所做的每一步选择，经过历史的证明，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这不正是他不断学习追求进步的结果吗？可以说，正是有了众多像董必武这样善于学习与思考的进步分子，通过学习接受新的思想，与时俱进，铸就了“党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进步的”品格。因此，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的革命者最终选择进步的党，也就不足为怪了。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振荡激变的中国近代社会，经历着社会转型的曲折与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各种社会思潮通过不同的方式途径影响着中国人。马克思主义让董必武看到了通过民众，运用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作为被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头脑的革命者，决心同旧民主主义思想决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是有深刻原因的——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经过在欧洲工人运动中长期的锤炼和俄国革命的有力论证，其理论体系已逐步完善。它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提供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方法。相比较而言，“中山先生的著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伟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地逝世，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内没有继续被完善，反而被曲解。相反，共产党吸收并发扬了三民主义的精髓，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重任。董必武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后，一直遵循孙中山的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
综上所述，董必武的思想转变是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或者说是转折点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完成的，这其中有自己的努力，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巨大的吸引力起作用。转眼春秋数十载，董必武先生90岁高龄时，还写下了“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诗句。遥想当年那个对弊政不满、追随马克思主义一生的青年为革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一生，不得不佩服董必武的坚强意志和铁一般的革命毅力！
关键词：辛亥革命；董必武；思想转变
一、从封建门生到辛亥革命者
封建王朝时代，入仕做官是读书人一生追求的目标。1903年董必武参加了清王朝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这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封建爪牙对普通读书人的欺压，看透了晚晴的腐败至极。在与封建礼教的对抗过程中，社会存在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直面而来，即使像董家这样有些家底的家庭，克勤克俭，每天也只能吃两餐。因此可以肯定，董必武参加革命只是早晚与时机的问题，在他的思想深处已燃起了反抗与革命的火苗。
从打破传统的角度来看，董必武意识到清王朝的无可救药证明他已经迈进了革命者的队伍。然而革命如何操作，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怎样落实到细节还有待董必武去探索。革命意味着冒险与流血，思想上迈进革命者队伍还必须用行动去实践。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有其沿袭的规律，想要打破这一规律去创造崭新的中国谈何容易。毕竟在稚嫩的进步力量面前，20世纪初垂垂老矣的清王朝还是貌似强大难以战胜的。一些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仁人志士在最初也都企图利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让国家付出最小的代价走向富强。1905年，董必武在日知会刘静庵的推荐下，接触到了康梁君主立宪的阵地——《新民丛报》，为董必武最初的朴素民主思想中添加了改良民主思想。然而不久，董必武在1906年4月28日《民报》第三号刊发的号外中，品读领悟出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不同。最终在“思想上接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以，当1911年辛亥首义第一枪打响之后，头脑中民主革命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董必武迅速离开家乡黄安，到武昌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
二、从民主革命者到共产主义者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董必武既看到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软弱的一面，又看到了起义领导人后来“因无政治目标”而互相争权夺利的残酷现实。但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初期，董必武并没有马上放弃，他仍然是坚定的三民主义者。在日本，董必武参加了孙中山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当孙中山众多的革命伙伴怀疑他是否又突出个人主义的因素时，董必武完全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给了孙中山最有力的支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让董必武丧失革命的信心。在没有更好的救国办法出现之前，跟随孙先生进行革命事业，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带着孙中山的鼓励，董必武回国响应了护法战争，参加了湖北利川蔡济民的鄂西靖国军。然而，革命环境下暗藏的危机使董必武对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思想产生了怀疑。董必武等国民党员推举的湖北省议会长詹大悲由于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阻挠不得上任，在湖北上演了一出有议会而无议长的滑稽闹剧。此外蔡济民被伪革命者方化南杀害，而孙中山迫于军阀的军事力量却显得对凶手无能为力。国民党内的混乱与思想目标不统一，革命陷入迷茫。就在此时，中国革命环境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十月革命胜利的凯歌传到了中华大地，为中国革命者的思想又开了一扇窗。因此在辛亥革命六年后，董必武的思想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1919年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蔡案”时结识了刚从日本归国的湖北人李汉俊，这位后来被董必武称为“马克思主义老师”的人。在此期间，李汉俊为董必武推荐了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与他分析长期以来孙中山革命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最终得出是由于单纯利用军阀而“缺乏广大的基础”的原因。董必武对俄国革命的高度肯定，主要缘于俄革命是群众性的胜利。晚年的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任何人如果脱离了工人和农民群众，不去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他就不能推进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革命运动”。因此“以俄为师”、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慢慢地被包括孙中山、董必武在内的革命者重视与牢记。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中国，学生与工人连同社会各界登上了历史舞台，董必武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上海的他迅速让湖北省善后公会致电湖北各界响应五四运动。五四新青年是国共两党共同争取的革命力量，在这场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通过革命方针与政策的对比，像董必武一样无数的知识分子完成了由三民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确立了共产主义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正如董必武后来解读的“我党开始是在五四群众运动以后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萌芽起来的”。
三、董必武辛亥革命前后两次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1.保持革命的先进性
纵观董必武的这两次思想转变，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清王朝的堕落，辛亥革命后中国前途的迷雾重重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不断追求理想国的思想空间。从封建门生到辛亥革命者这一步的迈出，是任何想救国于水火的知识分子与爱国人士所追求的，因为晚清的社会无比黑暗。而辛亥革命后再继续探索革命成功的道路，却不能被许多人理解。此时，有多少人能像董必武一样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浑噩的状态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呢？1915年6月，董必武衔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武汉后，联合张国恩给四川武胜县知事、故友姚汝婴的信中写道：“入民国以来……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犹觉不切。而衮衮诸公，方以小民不能出痛苦之声，遂谓天下以呈太平之象。”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继承了封建势力衣钵的北洋军阀窃取，他们披着民主的外衣继续压迫人民。像董必武一样的革命者在冷静客观地分析社会现实之后依然感到压抑困惑和迷惘，“但是，董必武并没有被迷惑，被吓倒，而是在继续思考着，探索着，顺着历史发展的潮流前进”。 2.善于学习，与时俱进
思想转变的原因中环境因素固然重要，但董必武自身的因素才是转变发生的根本。当时复杂的社会思潮冲击着社会文化，如果革命者不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思考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很快就会被淘汰，成为“保守”的一方。在这点上，董必武在革命中始终坚持学习，阅读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书籍，将自己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较好的结合，从中找到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法。辛亥革命前，他在君主立宪的呼声中选择了废封建，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奔波；辛亥革命后，他又在成熟的国民党外选择了在中国相对弱小与幼稚的共产主义。董必武所做的每一步选择，经过历史的证明，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这不正是他不断学习追求进步的结果吗？可以说，正是有了众多像董必武这样善于学习与思考的进步分子，通过学习接受新的思想，与时俱进，铸就了“党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进步的”品格。因此，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的革命者最终选择进步的党，也就不足为怪了。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振荡激变的中国近代社会，经历着社会转型的曲折与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各种社会思潮通过不同的方式途径影响着中国人。马克思主义让董必武看到了通过民众，运用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作为被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头脑的革命者，决心同旧民主主义思想决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是有深刻原因的——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经过在欧洲工人运动中长期的锤炼和俄国革命的有力论证，其理论体系已逐步完善。它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提供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方法。相比较而言，“中山先生的著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伟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地逝世，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内没有继续被完善，反而被曲解。相反，共产党吸收并发扬了三民主义的精髓，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重任。董必武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后，一直遵循孙中山的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
综上所述，董必武的思想转变是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或者说是转折点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完成的，这其中有自己的努力，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巨大的吸引力起作用。转眼春秋数十载，董必武先生90岁高龄时，还写下了“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诗句。遥想当年那个对弊政不满、追随马克思主义一生的青年为革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一生，不得不佩服董必武的坚强意志和铁一般的革命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