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六次重大战略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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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六次之多。
  第一次误判:
  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
  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预言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美国政府花费超过60亿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误判:
  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另一点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尽管新中国领导人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前线统帅,都认为新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和力量与美国军队作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警告”而已,并非中国“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进入朝鲜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于是,美国军队继续挺进“三八线”。麦克阿瑟声称,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
  结果,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美国上将克拉克后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第三次误判:
  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国家应该轮到中国了。
  而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和危机四伏的美国模式之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新路振兴了中国,繁荣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
  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新的错误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对苏联,还是在对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都具有优势的真正秘密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了美国和苏联两种主义的积极成分,再加上中国的好东西。中国是采世界百花之精,酿中国特色之蜜。
  中国是集中世界各种主义中的精华来振兴自己,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四次误判:
  “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国和平演变,中国将沿着市场经济之路,在与世界接轨中,进入西方轨道——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次战略误判。
  西方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中国接受了西方创造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冷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坚定地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软化和消失。但是,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实行市场化,却没有“自由化”,没有被“西化”!
  只要实行“经济市场化”,就必然走向“政治自由化”——这一西方定律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判,是由于美国人没有看到市场化和西方化的本质关系,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与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分离,经济上与西方接轨,不等于政治制度一定要与西方接轨。
  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经济市场化,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相对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市场经济。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必须建立和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西方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西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母;中国市场经济化,必然是“民主政治”化。而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只要市场经济,不要西式的“民主政治”,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的分离。   第五次误判:
  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只能做“普通大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必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崩溃。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流行于美国、误导世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的误判,是对美国战略决策的误导。
  即使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战略家,对中国崛起的误判也是惊人的。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
  2011年,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书《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纠正了自己的误判。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考虑到中国最近的表现以及历史成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突然停止的想法是草率的。回想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中间点),有几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中国到2010年会像苏联那样落入同一条可怕的阴沟,因为苏联在30年前的60年代宣称自己到了1980年就会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如今,即使疑心最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阅读这两段话,感觉就是在预测中国的问题上,布热津斯基在批评十几年前的布热津斯基。
  旁观者清。2010年,俄罗斯《专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全速前进》,该文作者强调:“错估中国是西方重大战略失误”,“没有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潜力和野心,这恐怕是西方近20年来所犯的重大战略失误。”
  第六次误判:
  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中国、包围中国。
  美国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与美国争霸;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会在全世界像美国那样称王称霸。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使得美国一些人非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定性为“第二个苏联”,非要把中美关系搞成“第二场冷战”。
  虽然,在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这样的冷战思维,例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提出,要建立中美“太平洋共同体”。但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加紧构筑“太平洋封锁线”“太平洋包围圈”。
  美国在战略误判的指导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美国今天误判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到底是谁?中国会是“第二个苏联”吗?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吗?
  其实,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
  (刘名远荐自《时代邮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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