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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5年时,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就曾说过,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把一生奉献给实业的发展,通过实业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室町的三井本馆确是日本财阀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当我们今天再一次聚焦到日本财阀这个话题上来时,你就不难发现,不管涩泽荣一把财阀与国家的关系描绘得多么高尚,这个群体与政府都早已互为一体。无论是三井、三菱,还是住友、安田,他们的发家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财阀之首三井
财阀的一大特征是强有力的领导。这个特点使三井财团的前身三井屋经受住了维新时代的混乱,最后成为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而这一切的主导者名叫三野村利左卫门。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商业人生颇有些传奇色彩。1821年他出生于信浓县一个贫穷的浪人家庭,青年时期当过农民、小贩,后来在当时的日本首都江户成为了一名放债人。巧合的是,时任幕府勘定奉行(财政部长)的小栗忠顺的府邸离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店铺不远。小栗忠顺对三野村利左卫门熟练使用算盘和通过操纵货币牟利的本领印象深刻,于是他便把这个年轻人推荐给三井家,使得这个年轻人进入到三井屋。
三野村利左卫门很快便向三井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小栗忠顺时常向江户城里几大商人摊派他所提议的军事和经济改革费用,这让当时包括三井家在内的几大商户都头疼不已。三野村利左卫门这时站出来,通过利诱让小栗忠顺大幅降低了对三井家的盘剥。
不过两年之后,三野村利左卫门就展现出他见风使舵的一面。1868年,三野村利左卫门意识到德川幕府马上要垮台了,于是说服三井家族向天皇政府军慷慨解囊,帮助西乡隆盛等人顺利进军江户城,并取得之后戊辰战争的胜利。而当战争结束后,小栗忠顺被押上了处决台,而三野村利左卫门则成为三井家族的话事人。
赞助明治政府军的丰厚回报很快到来了。1868年初,明治政府委任三井家族掌管政府的赋税收入。当时新政权尚不稳固,政府军一心想击退反对派,进而将政权扩张到全国,于是新政府给予三井家族在确定向公众征税的手续上广泛的行动自由。结果直到1882年松方正义成立日本银行为止,三井家族一直可以免息使用政府的赋税收入。这笔横财促使三井家族请求政府同意他们开设自己的银行。
在明治政府的许可下,1876年,三井成立了日本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三井银行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几个主要城市开办分行,吸收顾客存款,再加上三井屋本身的吴服生意的利润,三井家族迅速筹集到了向贸易业和采矿业进军的资金。
1877年,三野村利左卫门逝世,益田孝成为了新的接任者。益田孝是旧幕府时代胥吏的儿子,1864年他作为幕府使节团的一员到过西方。后来益田孝得到明治政府的井上馨的关照,这一层关系使得他在西乡隆盛叛乱时期得到了为政府军供应物质的美差事。
1888年,益田孝率领三井家进军采矿业,他先是利用政府出售矿山的机会,积极竞购,把三池的煤炭变成了“三井的金子”。益田孝行动迅速,在连续拿下一些矿山之后,把它们合并为三井矿山会社,并在中国天津、新加坡等地成立分支机构,宣布整个亚洲市场都为其所有,甚至还挤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竞争对手。
益田孝之后,中上川彦次郎成为三井家的掌舵者。他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是三井家向工业化方向改革的进程,并开始着手将三井的不同企业组成一个发育完全的财阀。中上川彦次郎是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外甥,1869年,15岁的他离开九州老家来到江户,在舅舅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就读。在江户学习了很多西方著作之后,中山川彦次郎前往伦敦求学。归国后,他跟随井上馨为新政府效力。
不过中上川彦次郎并不安分,很快他就从政府辞职,并在新闻、教育、私营企业等诸多领域多有涉足。中上川彦次郎与三井家结缘也还是得益于井上馨的引荐。中上川彦次郎成为三井董事的时候,三井银行因为几次不良放贷已然陷入危机之中。中上川彦次郎发现,三井家族为了感谢明治政府给予的无数恩惠,一直向政府官员提供无担保贷款。因此一上任,中上川彦次郎便终止了这一惯例。同时,他还在某些政府高官、社会名流没有按期还钱时查封他们的私邸。当时京都的东本愿寺拖欠三井银行一大笔不良贷款,在中上川彦次郎的追讨下,东本愿寺住持不得不发动全国信徒募捐还款,而也因此让日本的银行家成为日本佛教徒讨厌的对象。
整顿银行业的成功增强了中上川彦次郎的信心。他开始劝说三井领导层其他人着手投资工业。中上川彦次郎预见到市场对纺织品的需求还会继续扩大,因此购买了若干棉纺织会社,这其中就有后来被中上川彦次郎建成全日本最大的纺织厂之一的钟渊纺织厂。此外,中上川彦次郎还得到了王子制纸会社和芝浦制作所,这些为20世纪三井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工业联合会企业之一奠定了基础。
就在改革银行的同时,中上川彦次郎开始坚定地提倡用他认为更理性、更现代的商业组织代替古老的三井家族会议。1893年,他把三井银行、越后屋吴服连锁店、物产和矿山四业改成分离的股份公司,并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协调规划。1909年,完成新的框架改革之后,三井家族的成员掌握了每一家公司的全部已发行股票,之后三井家开始从大学里或是社会上招募有经验的人士来管理企业,这就催生了一批职业化的经理人。
岩崎弥太郎的政府“礼包”
三井的发展模式为日本财阀的形成奠定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模式,通过赞助战争中的胜者,获得更多的惠利政策、国有资产,进而不断壮大,反过来又为国家的发展服务。日本第二大财阀三菱的缔造者岩崎弥太郎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实现财阀坐大。
出生在日本土佐藩农民家庭的岩崎弥太郎青年时期花钱买了一个下级武士的身份,之后因在长崎还清了土佐商人积欠多年的外债而开始崭露头角。到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土佐藩藩主为了表达对岩崎弥太郎的感激,就把11艘船和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现金赠给了他,同时奉送上的“大礼包”还包括樟脑、茶叶、木材等藩营企业的控制权。 不过岩崎弥太郎的运气才刚刚开始,1874年,明治政府决定按虚价把13艘汽船卖给他。因为在当时的政府首脑们看来,这些铁皮船与其烂在根本不懂经营的官员手里,不如交给这些精明的商人,这样对经济大有好处。
在确定了“私营公助”的政策后,1875年9月,明治政府把它剩下的近代汽船都移交给了岩崎弥太郎,还同意给他补助。岩崎弥太郎十分高兴,兴奋地在船上画上了不久就声名大噪的三菱标志:三颗钻石。之后他还在东京成立了三菱汽船会社。
新公司的汽船很快便控制了日本水域,并且按照政府的指示,开辟了横滨到上海的航线。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航线开通不久,岩崎弥太郎用他最喜欢的降价策略迫使大英轮船公司退出了这一航线。
后来,正式取名为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岩崎船队开辟了到中国、朝鲜和俄国的航线。到19世纪末,NYK已经走出亚洲,成为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欧洲多个港口之间航线的国际领导者。三颗钻石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商标。
随着利润滚滚而来,岩崎弥太郎很快又开始了新的努力。1878年,他创办了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两年后又开始经营仓库和放债业务,后者发挥了为三菱各项事业提供贷款的作用,后来演变成三菱银行。由此可见,在日本财阀的发展过程中,注重资金链的连续性是一个共性选择。几乎每一个财阀的成长和壮大,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金融财政系统为其保驾护航。
与三井一样,三菱也对诸如矿山、造船等实体产业充满兴趣。1879年,也就是东京海上保险会社成立后的第二年,岩崎就在长崎港南面的小岛上,开始经营起三菱财团的第一家煤矿。再之后,按照“私营公助”的政策,他又从明治政府手中买下了长崎造船所。同年,这个日益壮大的集团闯入了房地产投机领域,再次以优惠价格购得东京市区皇宫以南的大片政府土地,后来这片土地被发展成为东京都内的商业区。
三菱财阀的形成最终并没有在岩崎弥太郎手中完成。1893年,接替兄长执掌三菱的岩崎弥之助成立了三菱株式会社。新公司完全为三菱家族所有,集中不同三菱企业的活动,至此三菱财阀成形。
“为了国家与民众”
住友和安田两大财阀的企业则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它们的主要核心业务上。住友家族发轫于大阪,这个家族靠从别子铜矿中开采矿石而发迹。同样,作为财阀的特色,住友财团与日本近代以来的两届政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幕府时代,住友是官方指定的铜矿供应商。到了明治政府时代,住友财团在殖产兴业的政策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们聘请外国工程师,在矿山开采中投入西方技术,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1868-1885年铜矿产量翻了三倍。
在稳固好传统的矿业基础后,住友也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到明治末期,住友已经涉足银行、仓库、金属加工等行业。其贸易部门出口铜、煤炭、茶叶和生丝,而负责承运这一切的是住友旗下的大阪商船会社。
相比于住友,安田财阀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它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曾声称自己的第一桶金是在家乡富山卖鲜花时赚到的。1864年,他来到江户,成为街头货币兑换商。在明治维新之初的那个混乱不堪的年头,安田善次郎显示出掌握操纵兑换货币的非凡天分。这个动荡的岁月让他发了一笔小财,这让他有了开银行的第一笔钱。1880年,安田的银行挂牌成立。
安田是个出了名的小气鬼,作为一个大老板,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难为情。他每天都会自己带午饭上班,为了赶上大清早打折的东京新电车,天一亮就出门。不过直到他去世之时,他已经成为日本最有钱的富豪之一:19家银行、3个保险会社、3条铁路和1家电气公司。
虽然安田善次郎通过精明的手段实现了财富的积累,但这位大财阀却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一样,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国家所给予的,而自己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众富裕的目标。安田善次郎曾宣称,自己开公司办企业就是为了促进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
不可分割的关系
安田善次郎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财阀巨头的初衷,殖产兴业,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实现国家的富强。虽然财富集中在了少数个人手中,但是这些财阀却都听命于中央政府。这种政府与财团相互勾结依存的形态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撑的财阀经济在明治维新后就变成日本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力。
到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国家总动员法案。其主张就是要在政策上允许政府“调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使国家能够全面充分利用其力量,实现战时国防目标”。这样的一种政策,实际就是要求从政府政策中广受恩惠的财阀开动机器,为整个国家的对外战争服务。于是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上满是财阀工厂出产的战列舰、飞机、坦克。反过来,开动的战争机器也为这些财阀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这也难怪在战后,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认为战争的祸源在于这些庞大的财阀。
二战结束后,盟军开始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革。1947年,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对日本的战后改革中加入了对财阀的分解。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下,日本国会被迫通过了《独占禁止法》,严禁大型垄断财团的存在。法案一生效,麦克阿瑟就发布命令,要求解散三菱会社和三井会社这两个日本的产业巨无霸,一时间令日本人震惊不已。
然而麦克阿瑟终究错估了财阀对于日本经济和社会的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老字号的财阀都面临被肢解和重组的危险。这时候,以吉田茂为首的战后日本政府极力反对这种会拖垮日本经济的做法。双方一时争执不下。这时候,朝鲜战争爆发,这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一个稳定健康的日本会为美国提供强大的战争后援。于是,最终麦克阿瑟想要改革日本财阀的举措被不了了之。而获得朝鲜战争军事订单的日本财阀很快从二战的创伤中缓过一口气来。
躲过战后一劫的日本财阀在战后成为缔造日本经济奇迹的主力军。而战后的经济操作模式大体上也与明治时期无二致。日本政府依旧扶植大财阀,通过政策和资源上的优惠和帮扶,这些大财阀很快再现战前的辉煌,并为日本的经济复兴立下汗马功劳。而在这个过程中,财阀与政治的勾连也更加紧密。
在战后的复兴时代,日本政府的很多机构都是专为大财阀而设,而这些机构对于企业的决策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通商产业省在为财阀提供政策优惠或是贷款资助时,也会提供大量颇具争议的“行政指导”,要求企业家按照政府的意旨来经营。而这种“行政指导”最现实的结果就是“高官下凡”,这里特指日本退职官僚进入与之有联系的大企业财团任职。而为了不得罪政府,或是从这些退休高官那里获得更多的政治人脉,大财团一般都很乐意为他们提供这些职位。
没有什么单一的理由可以解释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战后经济奇迹的成因。但是无论是每一次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对外扩张的背后,都有日本大财阀的身影。这些从遥远的江户时代开始发轫的商社有着某种特殊的基因。他们受政府恩惠,又时刻为政府服务。他们有着商人天生的精明、贪婪、狡诈,但又满怀着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和情怀。或许正如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所说,“推动国家集体福利,发展日本实业,增加公众财富,提高经商者的地位”是财阀们的初衷。但无论如何,交织在钱与权的世界里,财阀永远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政治色彩和使命。因此,无论将来的日本的政治风向如何变转,财阀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财阀之首三井
财阀的一大特征是强有力的领导。这个特点使三井财团的前身三井屋经受住了维新时代的混乱,最后成为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而这一切的主导者名叫三野村利左卫门。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商业人生颇有些传奇色彩。1821年他出生于信浓县一个贫穷的浪人家庭,青年时期当过农民、小贩,后来在当时的日本首都江户成为了一名放债人。巧合的是,时任幕府勘定奉行(财政部长)的小栗忠顺的府邸离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店铺不远。小栗忠顺对三野村利左卫门熟练使用算盘和通过操纵货币牟利的本领印象深刻,于是他便把这个年轻人推荐给三井家,使得这个年轻人进入到三井屋。
三野村利左卫门很快便向三井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小栗忠顺时常向江户城里几大商人摊派他所提议的军事和经济改革费用,这让当时包括三井家在内的几大商户都头疼不已。三野村利左卫门这时站出来,通过利诱让小栗忠顺大幅降低了对三井家的盘剥。
不过两年之后,三野村利左卫门就展现出他见风使舵的一面。1868年,三野村利左卫门意识到德川幕府马上要垮台了,于是说服三井家族向天皇政府军慷慨解囊,帮助西乡隆盛等人顺利进军江户城,并取得之后戊辰战争的胜利。而当战争结束后,小栗忠顺被押上了处决台,而三野村利左卫门则成为三井家族的话事人。
赞助明治政府军的丰厚回报很快到来了。1868年初,明治政府委任三井家族掌管政府的赋税收入。当时新政权尚不稳固,政府军一心想击退反对派,进而将政权扩张到全国,于是新政府给予三井家族在确定向公众征税的手续上广泛的行动自由。结果直到1882年松方正义成立日本银行为止,三井家族一直可以免息使用政府的赋税收入。这笔横财促使三井家族请求政府同意他们开设自己的银行。
在明治政府的许可下,1876年,三井成立了日本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三井银行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几个主要城市开办分行,吸收顾客存款,再加上三井屋本身的吴服生意的利润,三井家族迅速筹集到了向贸易业和采矿业进军的资金。
1877年,三野村利左卫门逝世,益田孝成为了新的接任者。益田孝是旧幕府时代胥吏的儿子,1864年他作为幕府使节团的一员到过西方。后来益田孝得到明治政府的井上馨的关照,这一层关系使得他在西乡隆盛叛乱时期得到了为政府军供应物质的美差事。
1888年,益田孝率领三井家进军采矿业,他先是利用政府出售矿山的机会,积极竞购,把三池的煤炭变成了“三井的金子”。益田孝行动迅速,在连续拿下一些矿山之后,把它们合并为三井矿山会社,并在中国天津、新加坡等地成立分支机构,宣布整个亚洲市场都为其所有,甚至还挤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竞争对手。
益田孝之后,中上川彦次郎成为三井家的掌舵者。他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是三井家向工业化方向改革的进程,并开始着手将三井的不同企业组成一个发育完全的财阀。中上川彦次郎是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外甥,1869年,15岁的他离开九州老家来到江户,在舅舅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就读。在江户学习了很多西方著作之后,中山川彦次郎前往伦敦求学。归国后,他跟随井上馨为新政府效力。
不过中上川彦次郎并不安分,很快他就从政府辞职,并在新闻、教育、私营企业等诸多领域多有涉足。中上川彦次郎与三井家结缘也还是得益于井上馨的引荐。中上川彦次郎成为三井董事的时候,三井银行因为几次不良放贷已然陷入危机之中。中上川彦次郎发现,三井家族为了感谢明治政府给予的无数恩惠,一直向政府官员提供无担保贷款。因此一上任,中上川彦次郎便终止了这一惯例。同时,他还在某些政府高官、社会名流没有按期还钱时查封他们的私邸。当时京都的东本愿寺拖欠三井银行一大笔不良贷款,在中上川彦次郎的追讨下,东本愿寺住持不得不发动全国信徒募捐还款,而也因此让日本的银行家成为日本佛教徒讨厌的对象。
整顿银行业的成功增强了中上川彦次郎的信心。他开始劝说三井领导层其他人着手投资工业。中上川彦次郎预见到市场对纺织品的需求还会继续扩大,因此购买了若干棉纺织会社,这其中就有后来被中上川彦次郎建成全日本最大的纺织厂之一的钟渊纺织厂。此外,中上川彦次郎还得到了王子制纸会社和芝浦制作所,这些为20世纪三井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工业联合会企业之一奠定了基础。
就在改革银行的同时,中上川彦次郎开始坚定地提倡用他认为更理性、更现代的商业组织代替古老的三井家族会议。1893年,他把三井银行、越后屋吴服连锁店、物产和矿山四业改成分离的股份公司,并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协调规划。1909年,完成新的框架改革之后,三井家族的成员掌握了每一家公司的全部已发行股票,之后三井家开始从大学里或是社会上招募有经验的人士来管理企业,这就催生了一批职业化的经理人。
岩崎弥太郎的政府“礼包”
三井的发展模式为日本财阀的形成奠定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模式,通过赞助战争中的胜者,获得更多的惠利政策、国有资产,进而不断壮大,反过来又为国家的发展服务。日本第二大财阀三菱的缔造者岩崎弥太郎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实现财阀坐大。
出生在日本土佐藩农民家庭的岩崎弥太郎青年时期花钱买了一个下级武士的身份,之后因在长崎还清了土佐商人积欠多年的外债而开始崭露头角。到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土佐藩藩主为了表达对岩崎弥太郎的感激,就把11艘船和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现金赠给了他,同时奉送上的“大礼包”还包括樟脑、茶叶、木材等藩营企业的控制权。 不过岩崎弥太郎的运气才刚刚开始,1874年,明治政府决定按虚价把13艘汽船卖给他。因为在当时的政府首脑们看来,这些铁皮船与其烂在根本不懂经营的官员手里,不如交给这些精明的商人,这样对经济大有好处。
在确定了“私营公助”的政策后,1875年9月,明治政府把它剩下的近代汽船都移交给了岩崎弥太郎,还同意给他补助。岩崎弥太郎十分高兴,兴奋地在船上画上了不久就声名大噪的三菱标志:三颗钻石。之后他还在东京成立了三菱汽船会社。
新公司的汽船很快便控制了日本水域,并且按照政府的指示,开辟了横滨到上海的航线。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航线开通不久,岩崎弥太郎用他最喜欢的降价策略迫使大英轮船公司退出了这一航线。
后来,正式取名为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岩崎船队开辟了到中国、朝鲜和俄国的航线。到19世纪末,NYK已经走出亚洲,成为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欧洲多个港口之间航线的国际领导者。三颗钻石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商标。
随着利润滚滚而来,岩崎弥太郎很快又开始了新的努力。1878年,他创办了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两年后又开始经营仓库和放债业务,后者发挥了为三菱各项事业提供贷款的作用,后来演变成三菱银行。由此可见,在日本财阀的发展过程中,注重资金链的连续性是一个共性选择。几乎每一个财阀的成长和壮大,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金融财政系统为其保驾护航。
与三井一样,三菱也对诸如矿山、造船等实体产业充满兴趣。1879年,也就是东京海上保险会社成立后的第二年,岩崎就在长崎港南面的小岛上,开始经营起三菱财团的第一家煤矿。再之后,按照“私营公助”的政策,他又从明治政府手中买下了长崎造船所。同年,这个日益壮大的集团闯入了房地产投机领域,再次以优惠价格购得东京市区皇宫以南的大片政府土地,后来这片土地被发展成为东京都内的商业区。
三菱财阀的形成最终并没有在岩崎弥太郎手中完成。1893年,接替兄长执掌三菱的岩崎弥之助成立了三菱株式会社。新公司完全为三菱家族所有,集中不同三菱企业的活动,至此三菱财阀成形。
“为了国家与民众”
住友和安田两大财阀的企业则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它们的主要核心业务上。住友家族发轫于大阪,这个家族靠从别子铜矿中开采矿石而发迹。同样,作为财阀的特色,住友财团与日本近代以来的两届政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幕府时代,住友是官方指定的铜矿供应商。到了明治政府时代,住友财团在殖产兴业的政策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们聘请外国工程师,在矿山开采中投入西方技术,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1868-1885年铜矿产量翻了三倍。
在稳固好传统的矿业基础后,住友也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到明治末期,住友已经涉足银行、仓库、金属加工等行业。其贸易部门出口铜、煤炭、茶叶和生丝,而负责承运这一切的是住友旗下的大阪商船会社。
相比于住友,安田财阀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它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曾声称自己的第一桶金是在家乡富山卖鲜花时赚到的。1864年,他来到江户,成为街头货币兑换商。在明治维新之初的那个混乱不堪的年头,安田善次郎显示出掌握操纵兑换货币的非凡天分。这个动荡的岁月让他发了一笔小财,这让他有了开银行的第一笔钱。1880年,安田的银行挂牌成立。
安田是个出了名的小气鬼,作为一个大老板,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难为情。他每天都会自己带午饭上班,为了赶上大清早打折的东京新电车,天一亮就出门。不过直到他去世之时,他已经成为日本最有钱的富豪之一:19家银行、3个保险会社、3条铁路和1家电气公司。
虽然安田善次郎通过精明的手段实现了财富的积累,但这位大财阀却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一样,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国家所给予的,而自己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众富裕的目标。安田善次郎曾宣称,自己开公司办企业就是为了促进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
不可分割的关系
安田善次郎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财阀巨头的初衷,殖产兴业,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实现国家的富强。虽然财富集中在了少数个人手中,但是这些财阀却都听命于中央政府。这种政府与财团相互勾结依存的形态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撑的财阀经济在明治维新后就变成日本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力。
到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国家总动员法案。其主张就是要在政策上允许政府“调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使国家能够全面充分利用其力量,实现战时国防目标”。这样的一种政策,实际就是要求从政府政策中广受恩惠的财阀开动机器,为整个国家的对外战争服务。于是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上满是财阀工厂出产的战列舰、飞机、坦克。反过来,开动的战争机器也为这些财阀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这也难怪在战后,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认为战争的祸源在于这些庞大的财阀。
二战结束后,盟军开始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革。1947年,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对日本的战后改革中加入了对财阀的分解。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下,日本国会被迫通过了《独占禁止法》,严禁大型垄断财团的存在。法案一生效,麦克阿瑟就发布命令,要求解散三菱会社和三井会社这两个日本的产业巨无霸,一时间令日本人震惊不已。
然而麦克阿瑟终究错估了财阀对于日本经济和社会的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老字号的财阀都面临被肢解和重组的危险。这时候,以吉田茂为首的战后日本政府极力反对这种会拖垮日本经济的做法。双方一时争执不下。这时候,朝鲜战争爆发,这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一个稳定健康的日本会为美国提供强大的战争后援。于是,最终麦克阿瑟想要改革日本财阀的举措被不了了之。而获得朝鲜战争军事订单的日本财阀很快从二战的创伤中缓过一口气来。
躲过战后一劫的日本财阀在战后成为缔造日本经济奇迹的主力军。而战后的经济操作模式大体上也与明治时期无二致。日本政府依旧扶植大财阀,通过政策和资源上的优惠和帮扶,这些大财阀很快再现战前的辉煌,并为日本的经济复兴立下汗马功劳。而在这个过程中,财阀与政治的勾连也更加紧密。
在战后的复兴时代,日本政府的很多机构都是专为大财阀而设,而这些机构对于企业的决策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通商产业省在为财阀提供政策优惠或是贷款资助时,也会提供大量颇具争议的“行政指导”,要求企业家按照政府的意旨来经营。而这种“行政指导”最现实的结果就是“高官下凡”,这里特指日本退职官僚进入与之有联系的大企业财团任职。而为了不得罪政府,或是从这些退休高官那里获得更多的政治人脉,大财团一般都很乐意为他们提供这些职位。
没有什么单一的理由可以解释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战后经济奇迹的成因。但是无论是每一次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对外扩张的背后,都有日本大财阀的身影。这些从遥远的江户时代开始发轫的商社有着某种特殊的基因。他们受政府恩惠,又时刻为政府服务。他们有着商人天生的精明、贪婪、狡诈,但又满怀着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和情怀。或许正如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所说,“推动国家集体福利,发展日本实业,增加公众财富,提高经商者的地位”是财阀们的初衷。但无论如何,交织在钱与权的世界里,财阀永远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政治色彩和使命。因此,无论将来的日本的政治风向如何变转,财阀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