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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地位和干部管理经验，其干部思想和实践成为中共制定干部政策的重要理论和政策资源，在干部提拔、审查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对中共干部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干部政策；影响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比较中肯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实际上，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干部政策上更是如此。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无文章专门论述，本文尝试做一梳理与分析。
（一）矛盾新变化亟需干部转变思想。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10年的内战。但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过程中，中共力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国共合作，两党由对抗转为联合。但许多革命干部和国民党之间既有阶级仇恨，也有亲人被杀的家仇，一时很难将国民党视为同盟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很多红军战士“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尤其是不愿意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意戴青天白日帽徽”[2]，甚至有人愤而出走。所以，各级干部需要改变观念，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同时，少数干部过度看重、依赖国民党的力量，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也很关键。为统一全党思想，实现观念转变，中共亟需在党内进行系统的干部教育。
（二）组织新构成亟需干部融合凝聚。在国共实现合作后，党员构成随之发生变化，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而且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之间因革命经历、教育背景、生存环境等不同，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因此必须加强干部教育。一方面，针对老干部大多革命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较低，缺乏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在实践中往往靠经验办事的特点，需要加强其理论文化教育。另一方面，针对新干部文化素质较高，但实际工作经验欠缺，许多人或多或少带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情况，需要加强其党性、政治教育，提高群众工作等能力。总之，新鲜血液的加入，带来了干部构成的有益变化，但亟需新老干部整合教育，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任务新提升亟需干部坚强有力。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和工农运动、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些工作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务实性，对干部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干部队伍。1942年，《解放日报》指出：“跟着革命形势的开展和革命工作的深入”，“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干部，没有任何工作部门不需要文化程度较高、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3]几天后又进一步指出：“在过去也曾经有了一些专家，培植了不少人材，但是把这些专家和人材来和抗战建国的重大任务相比，实在太不够了。”[4]作为党的喉舌的《解放日报》反复呼吁，说明中共求贤若渴，亟需干部的状态。
为中共培养干部，共产国际向来极为重视，在抗战时期更是不遗余力予以指导，很快双方就达成统一，在干部培养上互动合作起来。
（一）关于干部的选拔任用。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对选拔干部标准做了说明：一是对无产阶级事业和党忠诚，并经受了对敌斗争考验；二是遵守纪律，经受布尔什维克锻炼；三是要与群众相联系，在群众中有威望；四是要能胜任党的某种职务，并能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5]抗战时期，中共汲取历史教训，更加注重干部选拔任用，在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选拔标准与原则。1938年，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提拔干部的条件：“（A）政治立场的坚定，不是投机家，不是空头革命家。（B）工作的能力”。[6]1940年，陈云提出选拔干部的四条标准：一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事业；二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三是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是守纪律。这四条概括起来也就是政治和能力两方面，以政治为主。陈云的四条标准基本就是贯彻执行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只不过在顺序和措辞上稍微有所变化。到1943年，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中共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7]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原则，在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也注重从群众中、在实际工作中选拔干部，强调“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8]。
（二）关于干部的考察审查。通过总结各国党考察干部的经验，季米特洛夫认为目前党内仍“存在着不能正确使用优秀而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况”，应该“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每个积极分子的长处”，这样他们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9]根据季米特洛夫这一思想，1938年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认为，不要从表面而要从本质去认识干部；不从狭窄的观点出发来认识干部；不但要看到干部的弱点，而且要看到他的优点；应从发展中来认识干部，历史主义地考察干部。[10]
全面考察干部需要对干部进行严格审查。1937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干部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坚决清除党和红军中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应清除暗藏的托派分子、陈独秀分子和罗章龙分子，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11]1938年，共产国际再次强调中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干部和党员，清除党内的可疑分子、伪装的托派分子和其他敌人，并采取特别措施防止这些分子潜入党的队伍。”[12]中共审查干部过程，体现了共产国际的相关精神。1940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开篇就指出：“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及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和党的叛徒们，都在用各种方法设法打入我们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以破坏我党和军队的时候，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工作。”[13]当审干运动出现偏差的时候，季米特洛夫致信毛泽东，指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些党的正确措施……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互相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强烈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14]虽然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季米特洛夫的信对中共纠正审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依然能产生重要影响。 （三）关于干部的教育培训。共产国际充分认识到中共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工作，重新教育老的干部和培养从群众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是中共刻不容缓的任务。基于此，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号召：“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的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5]
抗战时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党校建设有很大发展。首先，规定了党校的基本任务。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指出了党校的基本任务：“教育在校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会将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到该国的具体环境中去，运用到具体条件中去，运用到反对当前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敌人的斗争中去。”[16]1940年，中共中央对办理党校做出指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17]其次，明确了教学方法。季米特洛夫认为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用抽象的理论来培养干部，使他们能起草像样的提纲和决议”；二是“要求学员必须实际研究本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18]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1938年张闻天在其报告中指出：“教育方针：（A）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B）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不要贪多，不要好高骛远，多采讨论方式。”[19]再次，指定了教学教材。194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宣传政治教育部帮助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的决定》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为各国共产党编写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向兄弟共产党介绍联共（布）的宣传经验等。[20]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措施，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教材问题做了规定：“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学习。”[21]1942年2月，针对党校课程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党校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22]4月，中共把《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作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23]这些都为中共的干部教育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
（一）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政策提供了理论资源。作为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与其他政党相比，其干部培养目标、干部素质和干部行为准则都有更高更严的要求，因而在相对封闭的革命环境下，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可供中共借鉴和学习的资源不多。作为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共产国际，理所当然成为中共干部政策最直接最权威的来源。可以说，共产国际有关干部政策的理论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政策的直接依据。如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干部政策的七项内容，包括对人有所了解、正确提拔干部和善于使用干部以及选拔干部的基本准则等就直接被中共吸收采纳。
（二）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实践指导。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建立起一整套干部培养、考察、审查、教育、监督的政策和制度。共产国际对中共干部政策的直接指导，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党的干部教育上。共产国际依据各国党的办校经验，不仅为中共党校干部教育提供了培训模式，而且明确了教学方法、学习教材、教学人员，使得中共党校教育空前发展。194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表示，要根据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查找干部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检查执行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的不足与问题。[24]
（三）对中共干部政策的深远影响。抗战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干部政策，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时期的干部工作给新中国干部队伍建设留下了两个重要财富：一是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务实能干的干部。二是干部政策和制度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继承和发展。比如在共产国际选拔干部强调德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中共总结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八字原则，不仅是抗战时期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重要标准，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4：300.
[2]黄克诚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97.
[3]解放日报[N].1942-3-7.
[4]解放日报[N].1942-3-16.
[5][9][11][16][1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21-122.119-120.512.126.126.
[6][10][1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0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673.673.677.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99.
[8][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65-666.433-435.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00-101.
[1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393.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3.
[1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70.
[20]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Z].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4-495.
[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1.
[2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65-366.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28.
[24]陈云文集（第1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53.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干部政策；影响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比较中肯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实际上，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干部政策上更是如此。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无文章专门论述，本文尝试做一梳理与分析。
（一）矛盾新变化亟需干部转变思想。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10年的内战。但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过程中，中共力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国共合作，两党由对抗转为联合。但许多革命干部和国民党之间既有阶级仇恨，也有亲人被杀的家仇，一时很难将国民党视为同盟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很多红军战士“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尤其是不愿意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意戴青天白日帽徽”[2]，甚至有人愤而出走。所以，各级干部需要改变观念，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同时，少数干部过度看重、依赖国民党的力量，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也很关键。为统一全党思想，实现观念转变，中共亟需在党内进行系统的干部教育。
（二）组织新构成亟需干部融合凝聚。在国共实现合作后，党员构成随之发生变化，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而且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之间因革命经历、教育背景、生存环境等不同，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因此必须加强干部教育。一方面，针对老干部大多革命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较低，缺乏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在实践中往往靠经验办事的特点，需要加强其理论文化教育。另一方面，针对新干部文化素质较高，但实际工作经验欠缺，许多人或多或少带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情况，需要加强其党性、政治教育，提高群众工作等能力。总之，新鲜血液的加入，带来了干部构成的有益变化，但亟需新老干部整合教育，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任务新提升亟需干部坚强有力。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和工农运动、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些工作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务实性，对干部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干部队伍。1942年，《解放日报》指出：“跟着革命形势的开展和革命工作的深入”，“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干部，没有任何工作部门不需要文化程度较高、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3]几天后又进一步指出：“在过去也曾经有了一些专家，培植了不少人材，但是把这些专家和人材来和抗战建国的重大任务相比，实在太不够了。”[4]作为党的喉舌的《解放日报》反复呼吁，说明中共求贤若渴，亟需干部的状态。
为中共培养干部，共产国际向来极为重视，在抗战时期更是不遗余力予以指导，很快双方就达成统一，在干部培养上互动合作起来。
（一）关于干部的选拔任用。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对选拔干部标准做了说明：一是对无产阶级事业和党忠诚，并经受了对敌斗争考验；二是遵守纪律，经受布尔什维克锻炼；三是要与群众相联系，在群众中有威望；四是要能胜任党的某种职务，并能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5]抗战时期，中共汲取历史教训，更加注重干部选拔任用，在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选拔标准与原则。1938年，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提拔干部的条件：“（A）政治立场的坚定，不是投机家，不是空头革命家。（B）工作的能力”。[6]1940年，陈云提出选拔干部的四条标准：一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事业；二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三是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是守纪律。这四条概括起来也就是政治和能力两方面，以政治为主。陈云的四条标准基本就是贯彻执行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只不过在顺序和措辞上稍微有所变化。到1943年，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中共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7]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原则，在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也注重从群众中、在实际工作中选拔干部，强调“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8]。
（二）关于干部的考察审查。通过总结各国党考察干部的经验，季米特洛夫认为目前党内仍“存在着不能正确使用优秀而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况”，应该“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每个积极分子的长处”，这样他们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9]根据季米特洛夫这一思想，1938年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认为，不要从表面而要从本质去认识干部；不从狭窄的观点出发来认识干部；不但要看到干部的弱点，而且要看到他的优点；应从发展中来认识干部，历史主义地考察干部。[10]
全面考察干部需要对干部进行严格审查。1937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干部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坚决清除党和红军中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应清除暗藏的托派分子、陈独秀分子和罗章龙分子，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11]1938年，共产国际再次强调中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干部和党员，清除党内的可疑分子、伪装的托派分子和其他敌人，并采取特别措施防止这些分子潜入党的队伍。”[12]中共审查干部过程，体现了共产国际的相关精神。1940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开篇就指出：“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及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和党的叛徒们，都在用各种方法设法打入我们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以破坏我党和军队的时候，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工作。”[13]当审干运动出现偏差的时候，季米特洛夫致信毛泽东，指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些党的正确措施……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互相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强烈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14]虽然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季米特洛夫的信对中共纠正审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依然能产生重要影响。 （三）关于干部的教育培训。共产国际充分认识到中共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工作，重新教育老的干部和培养从群众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是中共刻不容缓的任务。基于此，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号召：“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的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5]
抗战时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党校建设有很大发展。首先，规定了党校的基本任务。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指出了党校的基本任务：“教育在校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会将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到该国的具体环境中去，运用到具体条件中去，运用到反对当前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敌人的斗争中去。”[16]1940年，中共中央对办理党校做出指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17]其次，明确了教学方法。季米特洛夫认为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用抽象的理论来培养干部，使他们能起草像样的提纲和决议”；二是“要求学员必须实际研究本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18]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1938年张闻天在其报告中指出：“教育方针：（A）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B）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不要贪多，不要好高骛远，多采讨论方式。”[19]再次，指定了教学教材。194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宣传政治教育部帮助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的决定》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为各国共产党编写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向兄弟共产党介绍联共（布）的宣传经验等。[20]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措施，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教材问题做了规定：“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学习。”[21]1942年2月，针对党校课程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党校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22]4月，中共把《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作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23]这些都为中共的干部教育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
（一）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政策提供了理论资源。作为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与其他政党相比，其干部培养目标、干部素质和干部行为准则都有更高更严的要求，因而在相对封闭的革命环境下，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可供中共借鉴和学习的资源不多。作为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共产国际，理所当然成为中共干部政策最直接最权威的来源。可以说，共产国际有关干部政策的理论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政策的直接依据。如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干部政策的七项内容，包括对人有所了解、正确提拔干部和善于使用干部以及选拔干部的基本准则等就直接被中共吸收采纳。
（二）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实践指导。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建立起一整套干部培养、考察、审查、教育、监督的政策和制度。共产国际对中共干部政策的直接指导，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党的干部教育上。共产国际依据各国党的办校经验，不仅为中共党校干部教育提供了培训模式，而且明确了教学方法、学习教材、教学人员，使得中共党校教育空前发展。194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表示，要根据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查找干部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检查执行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的不足与问题。[24]
（三）对中共干部政策的深远影响。抗战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干部政策，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时期的干部工作给新中国干部队伍建设留下了两个重要财富：一是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务实能干的干部。二是干部政策和制度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继承和发展。比如在共产国际选拔干部强调德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中共总结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八字原则，不仅是抗战时期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重要标准，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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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393.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3.
[1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70.
[20]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Z].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4-495.
[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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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陈云文集（第1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