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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古人倡导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合群济众。现代社会里,人们同样需要寻求所谓的和谐共同体。于是,“做什么”与“和谁在一起”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前者体现人的社会属性价值,后者展示人的自然属性价值,但别忘了还有一点——人的城市属性。
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受城市化进程影响,人的生命周期曲线中有必要植入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如何踏准城市化的节拍,让生命律动与所属城市和谐相处,对人生的财富和幸福至关重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波澜曲折,如果从“人”的角度来审视,可分为三个阶段。
城市化主宰个体命运
城是静的、人是动的,现代人很难想象,人会被城所困。但回首新中国6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很多时候个体的命运为城市化所主宰。
194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以工业建设带动城市发展是当时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思想。农业成为工业原始积累的基础资源,也由此奠定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雏形。
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如果问老人,他们能回忆起当初农民对城市户口的羡慕。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是从属于工业生产的,规划中比较注重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力进行合理布局,苏联式的城市规划模式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影响很大。
严格的户籍制度理应将人们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且是双向的,突显了个体命运在集中计划体制下的无奈。
“大跃进”期间,城市里大炼钢铁,三年中共有3000万农村人口进城,可称得上是超速城市化。但很快,三年自然灾害让政府调整大跃进决策的失误,开始减少城镇人口,甚至撤销部分城镇,这是第一次逆城市化运动。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拉开序幕,总共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和边疆,第二次逆城市化更加严重。
孟先生是北京人,今年60岁,他本应在1968年作为知青下乡,拖延了一年才走。由于“出身”不好,去不了兵团,最终去了山西,这还是因为老家在那里。下乡生活很艰苦,被分配到深山里的人甚至有自杀的。改革开放后,孟先生费了一番周折回到北京,而他有时也会感慨,青春的记忆被这场逆城市化的运动扭曲了。
人有迁徙的自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规划服从于工业建设、人口流动受限于城市规划。人们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力,出生地的户籍与工业化目标决定了你属哪座城。这时候,人在城市面前是被动的。
程序化还是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后,伴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恢复。知青返城与恢复高考,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家庭联产承包制让农村富裕起来,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获得了自由发展和流动的机会,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向往都市生活,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新区,造就了一批明星城市。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助推超级大都市出现。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最大特点是单方向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和小城镇人口涌向大都市。
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式造城”和外需的“中国制造”,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再加上1990年的土地改革,将土地作为商品要素进入到生产领域,以及1998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与之相伴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很多老房子上那个大大的“拆”字最能代表“中国式造城”带来的破坏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城市却变得千篇一律,有的失去了原有的灵魂和特色。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启了城市的“政府企业化管制”,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为房价飞涨埋下了伏笔。这轮城市化是伴着经济全球化一起推进的,“中国制造”在源源输出到国外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到沿海开放城市和“北上广”这些国际性都市,民工潮的背后是农村土地的“抛荒”,“城市病”也愈发突显出来。
对于长大后才来到都市的新移民,并不能体验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一个城市的巨变。但那些“老北京”、“老上海”面对飞速的城市化,却有着复杂的感情——
单双是个北京女孩,她会骄傲地向人宣称:“我家之前是在南池子大街飞龙桥胡同”。南池子大街位于故宫东南侧,原属紫禁城的一部分,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民国时才被打开一个门洞,后发展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近百年来南池子基本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区的风貌、格局及氛围。
这个北大考古系的女孩,回忆起年幼时在胡同里的生活满脸幸福:当时生活条件虽然相对艰苦,但人和人关系异常亲近,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街坊文化特别盛行。“我最喜欢的是夏天和冬天。夏天和一帮大人们坐在胡同里,望着皓月,吹着凉风,听他们讲故宫里的故事,特别过瘾,这也是我最后学习考古的一个原因吧。冬天我们可以去筒子河滑冰,那简直是耳边一路歌声,屁股一路淤青。”
单双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左右,听大人们说南池子可能要拆迁。“一时间震动很大,我可能没法体会到大人们的感受,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十几年生活的环境忽然没了,生活充满了恐惧”。单双每次周末回家会发现,以前的欢声笑语没有了,满街完全拆除的,半拆除的,贴着‘拆’大字帖的房屋,都让空气中流动着惆怅和悲伤。
“我家正式搬到北四环的新家是2001年,那时北四环还是荒凉的,不管是交通,社区环境,生活便利性来讲,都没法和南池子比”,单双回忆说:“对新环境最不适应的就是老人。我姥爷姥姥以前还有很多聊友,搬过来后大多数时间就坐在家里,上下楼对他们而言已经很不方便,更别提去找老街坊闲聊,所以我姥爷搬过来不久后,常常得病,最后去得也比较早”。
“之前的北京,是个平衡的北京,什么区域做什么,都是历经很长时间发展定下来的,想要什么就明确知道去哪里得到。比如米市大街之前肯定是粮油米面集散地,鲜鱼口就是水产品买卖场所,但现在商业的复杂和立体性,让这些单纯功能区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只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
“胡同里有着紧密的群体文化,在其中我们这帮孩子学会了关照别人,体谅别人,快乐肆意的成长,多于现在激烈的竞争。那时候家长们见面,都会夸谁长的壮实,个头高,在家爱劳动等等,而现在,住在公寓里的亲戚们提起孩子都是成绩,都是过度操纵下的成长轨迹。”
单双对于北京的记忆,不再那么鲜艳多彩。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像工业生产中的流水线作业,尽管速度很快,但有些机械和生硬。这个阶段,人们虽可以相对自由的选择去哪个城市,却如同在潮流推动下的程序化动作:无论大学生毕业留在一个城市,还是农民工进城打工,都是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人们并没有思考:哪座城真正的适合自己,我属哪座城。
劳动价值+城市溢价=财富
近几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的区域城市规划在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8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完毕,划定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优化开发区与12个重点开发区。中国也已经形成“九大都市圈”的轮廓,这些都市圈的建设无疑会带动中国又一轮开发的热潮。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如何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城市化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并且要用消费型城市取代生产型城市。也就是未来的城市规划要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而不仅是产业导向,传统的具有生产优势的城市和地区可能会被拥有巨大消费市场的城市所超越。以前是深圳发展快过广州、大连发展快过沈阳……,但如今,广州、成都、沈阳这些城市表现出更大的潜力。
未来,全球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经济与国家经济一样要更多的依靠内需。所以,中西部的城市带将崛起,并将缩小与沿海城市的差距。正如近几年来北京中关村的房价涨幅要高于CBD区域,因为后者是全球化的产物,而前者更代表本土消费力量的壮大。
总之,经济转型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区域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将缩小,更有特色、能更有效率组织消费的城市会发展更快。最近,白领逃离“北上广”或回老家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消极的现象,因为未来城市化进程的方向就是要“多点开花”。随着轨道交通越来越发达、户籍制度进一步放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全国联网,人们有更自由的空间选择自己喜欢的城。
王勉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他在深圳、上海都工作过,但两年前当四川一家著名的民企集团向他伸来橄榄枝,让他帮助下辖的几家公司包装上市时,他毫不犹豫的回到成都工作。“原因是厌烦了深圳、上海的浮躁和过度的商业化,现在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王勉和他女朋友是在上海机场偶然相识的,“我女朋友后来去了英国留学,本打算回国后继续在上海发展,但最终选择跟我来到成都,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像成都这样的地方,有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有不同层次的消费场所。我们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又不用承担太大的压力,这座城市才是我的根”。目前,王勉已经在成都结婚置业。
刘丽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在三亚房产爆炒之前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在三亚安了家。她离开北京是因为女儿已经出国留学,而她又是个潇洒的全职太太,或者说是专职理财的自由职业者。“当子女离开身边,我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海南是个长寿岛,在这里能躲开北京的沙尘暴和拥堵的街道,又可以安静的学习投资,在网上和好友交流,并不影响金钱的积累。其实,来到这座城市本身就让我的财富增值了。”
王勉和刘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如果我们把财富的外延扩大——涵盖健康、快乐、自由等,而不仅是金钱,那么他们的财富增值并非由自身劳动价值的提升带来,而是来自于城市溢价。所谓的城市溢价,就是一座城所能带来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自由度,当然,事业发展的机会也很重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在选择城市时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被动,到后来的驱动,再到未来的主动。美国人每七年要搬一次家,很多人是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他们在选择工作之前甚至会先选择城市。中国慢慢的也会朝这个趋势发展,因为城市的枷锁(户籍、社会保障)逐渐解开,不同城市的特点更加鲜明,关键是要看你如何根据人生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自身的气质寻找适合自己的城,让城市化人生更加精彩。
牛凤瑞:还要把大城市做大
吴 静
[城市化观点]
城市化进程在加速推进,与之相伴的一些弊端(如城市病)也显现出来。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怎么走?我们将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牛凤瑞教授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的观点。
目前,大城市的“城市病”已经有些显现出来,但我注意到您的观点是特别强调大城市的率先作用,为什么?
从2002到现在,国家提出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但我个人认为,协调发展是个目标,不是阶段性策略,对我们当前而言,大城市要率先快速发展。这里的大城市,不特指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它包括聚集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实体地域。
大城市率先发展,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担功能不同。比如小城镇以门槛低,与三农联系更为紧密,而大城市又在资源优化、聚集效益高上有很多优势。其次,城市规模效应和城市病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较其利弊,大力发展城市化还是会推进我国现代化。第三,一线城市控制人口和户籍是必要的,但对于很多百万人口大城市而言,其较高的要素配置效率是当地经济增长的龙头,我们要加强这些大城市的数量和发展。第四,城市自身发展有其规律和过程。当城市发展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益存在时,城市扩张是不可遏止的,人为限制成本极大,不符合发展规律。
现在特别流行“逆城市化思潮”。“逆城市化”是西方较早提出来的,它的突出现象是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每天仍到市中心工作,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如此,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依然很大,大家虽然向往郊区,但“用脚投票”的结果还是呆在市中心。所以我认为应该看成是城市聚集、成长、扩张的一种表现,而非逆城市化现象。
您之前提过中国城市要“创新化走路”,具体是从哪些方面发展呢?
我们要走集中型城市化战略,而这点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城市化率,中国应该提到80%,甚至更高,这才能适应城乡协调发展和优化人口布局的需要。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比重要提高,而不是分散,这对区域带动性特别强。
另外要实现城市建成区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上布置较高密度的产业和人口,让城市用地单位有较高产出。建立都市密集区也很重要,这样既可以消解因城市规模过度扩张产生的城市病,又可以继续获得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实质是扩大了城市。
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受城市化进程影响,人的生命周期曲线中有必要植入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如何踏准城市化的节拍,让生命律动与所属城市和谐相处,对人生的财富和幸福至关重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波澜曲折,如果从“人”的角度来审视,可分为三个阶段。
城市化主宰个体命运
城是静的、人是动的,现代人很难想象,人会被城所困。但回首新中国6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很多时候个体的命运为城市化所主宰。
194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以工业建设带动城市发展是当时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思想。农业成为工业原始积累的基础资源,也由此奠定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雏形。
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如果问老人,他们能回忆起当初农民对城市户口的羡慕。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是从属于工业生产的,规划中比较注重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力进行合理布局,苏联式的城市规划模式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影响很大。
严格的户籍制度理应将人们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且是双向的,突显了个体命运在集中计划体制下的无奈。
“大跃进”期间,城市里大炼钢铁,三年中共有3000万农村人口进城,可称得上是超速城市化。但很快,三年自然灾害让政府调整大跃进决策的失误,开始减少城镇人口,甚至撤销部分城镇,这是第一次逆城市化运动。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拉开序幕,总共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和边疆,第二次逆城市化更加严重。
孟先生是北京人,今年60岁,他本应在1968年作为知青下乡,拖延了一年才走。由于“出身”不好,去不了兵团,最终去了山西,这还是因为老家在那里。下乡生活很艰苦,被分配到深山里的人甚至有自杀的。改革开放后,孟先生费了一番周折回到北京,而他有时也会感慨,青春的记忆被这场逆城市化的运动扭曲了。
人有迁徙的自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规划服从于工业建设、人口流动受限于城市规划。人们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力,出生地的户籍与工业化目标决定了你属哪座城。这时候,人在城市面前是被动的。
程序化还是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后,伴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恢复。知青返城与恢复高考,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家庭联产承包制让农村富裕起来,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获得了自由发展和流动的机会,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向往都市生活,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新区,造就了一批明星城市。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助推超级大都市出现。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最大特点是单方向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和小城镇人口涌向大都市。
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式造城”和外需的“中国制造”,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再加上1990年的土地改革,将土地作为商品要素进入到生产领域,以及1998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与之相伴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很多老房子上那个大大的“拆”字最能代表“中国式造城”带来的破坏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城市却变得千篇一律,有的失去了原有的灵魂和特色。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启了城市的“政府企业化管制”,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为房价飞涨埋下了伏笔。这轮城市化是伴着经济全球化一起推进的,“中国制造”在源源输出到国外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到沿海开放城市和“北上广”这些国际性都市,民工潮的背后是农村土地的“抛荒”,“城市病”也愈发突显出来。
对于长大后才来到都市的新移民,并不能体验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一个城市的巨变。但那些“老北京”、“老上海”面对飞速的城市化,却有着复杂的感情——
单双是个北京女孩,她会骄傲地向人宣称:“我家之前是在南池子大街飞龙桥胡同”。南池子大街位于故宫东南侧,原属紫禁城的一部分,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民国时才被打开一个门洞,后发展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近百年来南池子基本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区的风貌、格局及氛围。
这个北大考古系的女孩,回忆起年幼时在胡同里的生活满脸幸福:当时生活条件虽然相对艰苦,但人和人关系异常亲近,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街坊文化特别盛行。“我最喜欢的是夏天和冬天。夏天和一帮大人们坐在胡同里,望着皓月,吹着凉风,听他们讲故宫里的故事,特别过瘾,这也是我最后学习考古的一个原因吧。冬天我们可以去筒子河滑冰,那简直是耳边一路歌声,屁股一路淤青。”
单双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左右,听大人们说南池子可能要拆迁。“一时间震动很大,我可能没法体会到大人们的感受,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十几年生活的环境忽然没了,生活充满了恐惧”。单双每次周末回家会发现,以前的欢声笑语没有了,满街完全拆除的,半拆除的,贴着‘拆’大字帖的房屋,都让空气中流动着惆怅和悲伤。
“我家正式搬到北四环的新家是2001年,那时北四环还是荒凉的,不管是交通,社区环境,生活便利性来讲,都没法和南池子比”,单双回忆说:“对新环境最不适应的就是老人。我姥爷姥姥以前还有很多聊友,搬过来后大多数时间就坐在家里,上下楼对他们而言已经很不方便,更别提去找老街坊闲聊,所以我姥爷搬过来不久后,常常得病,最后去得也比较早”。
“之前的北京,是个平衡的北京,什么区域做什么,都是历经很长时间发展定下来的,想要什么就明确知道去哪里得到。比如米市大街之前肯定是粮油米面集散地,鲜鱼口就是水产品买卖场所,但现在商业的复杂和立体性,让这些单纯功能区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只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
“胡同里有着紧密的群体文化,在其中我们这帮孩子学会了关照别人,体谅别人,快乐肆意的成长,多于现在激烈的竞争。那时候家长们见面,都会夸谁长的壮实,个头高,在家爱劳动等等,而现在,住在公寓里的亲戚们提起孩子都是成绩,都是过度操纵下的成长轨迹。”
单双对于北京的记忆,不再那么鲜艳多彩。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像工业生产中的流水线作业,尽管速度很快,但有些机械和生硬。这个阶段,人们虽可以相对自由的选择去哪个城市,却如同在潮流推动下的程序化动作:无论大学生毕业留在一个城市,还是农民工进城打工,都是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人们并没有思考:哪座城真正的适合自己,我属哪座城。
劳动价值+城市溢价=财富
近几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的区域城市规划在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8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完毕,划定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优化开发区与12个重点开发区。中国也已经形成“九大都市圈”的轮廓,这些都市圈的建设无疑会带动中国又一轮开发的热潮。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如何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城市化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并且要用消费型城市取代生产型城市。也就是未来的城市规划要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而不仅是产业导向,传统的具有生产优势的城市和地区可能会被拥有巨大消费市场的城市所超越。以前是深圳发展快过广州、大连发展快过沈阳……,但如今,广州、成都、沈阳这些城市表现出更大的潜力。
未来,全球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经济与国家经济一样要更多的依靠内需。所以,中西部的城市带将崛起,并将缩小与沿海城市的差距。正如近几年来北京中关村的房价涨幅要高于CBD区域,因为后者是全球化的产物,而前者更代表本土消费力量的壮大。
总之,经济转型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区域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将缩小,更有特色、能更有效率组织消费的城市会发展更快。最近,白领逃离“北上广”或回老家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消极的现象,因为未来城市化进程的方向就是要“多点开花”。随着轨道交通越来越发达、户籍制度进一步放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全国联网,人们有更自由的空间选择自己喜欢的城。
王勉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他在深圳、上海都工作过,但两年前当四川一家著名的民企集团向他伸来橄榄枝,让他帮助下辖的几家公司包装上市时,他毫不犹豫的回到成都工作。“原因是厌烦了深圳、上海的浮躁和过度的商业化,现在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王勉和他女朋友是在上海机场偶然相识的,“我女朋友后来去了英国留学,本打算回国后继续在上海发展,但最终选择跟我来到成都,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像成都这样的地方,有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有不同层次的消费场所。我们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又不用承担太大的压力,这座城市才是我的根”。目前,王勉已经在成都结婚置业。
刘丽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在三亚房产爆炒之前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在三亚安了家。她离开北京是因为女儿已经出国留学,而她又是个潇洒的全职太太,或者说是专职理财的自由职业者。“当子女离开身边,我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海南是个长寿岛,在这里能躲开北京的沙尘暴和拥堵的街道,又可以安静的学习投资,在网上和好友交流,并不影响金钱的积累。其实,来到这座城市本身就让我的财富增值了。”
王勉和刘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如果我们把财富的外延扩大——涵盖健康、快乐、自由等,而不仅是金钱,那么他们的财富增值并非由自身劳动价值的提升带来,而是来自于城市溢价。所谓的城市溢价,就是一座城所能带来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自由度,当然,事业发展的机会也很重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在选择城市时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被动,到后来的驱动,再到未来的主动。美国人每七年要搬一次家,很多人是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他们在选择工作之前甚至会先选择城市。中国慢慢的也会朝这个趋势发展,因为城市的枷锁(户籍、社会保障)逐渐解开,不同城市的特点更加鲜明,关键是要看你如何根据人生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自身的气质寻找适合自己的城,让城市化人生更加精彩。
牛凤瑞:还要把大城市做大
吴 静
[城市化观点]
城市化进程在加速推进,与之相伴的一些弊端(如城市病)也显现出来。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怎么走?我们将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牛凤瑞教授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的观点。
目前,大城市的“城市病”已经有些显现出来,但我注意到您的观点是特别强调大城市的率先作用,为什么?
从2002到现在,国家提出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但我个人认为,协调发展是个目标,不是阶段性策略,对我们当前而言,大城市要率先快速发展。这里的大城市,不特指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它包括聚集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实体地域。
大城市率先发展,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担功能不同。比如小城镇以门槛低,与三农联系更为紧密,而大城市又在资源优化、聚集效益高上有很多优势。其次,城市规模效应和城市病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较其利弊,大力发展城市化还是会推进我国现代化。第三,一线城市控制人口和户籍是必要的,但对于很多百万人口大城市而言,其较高的要素配置效率是当地经济增长的龙头,我们要加强这些大城市的数量和发展。第四,城市自身发展有其规律和过程。当城市发展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益存在时,城市扩张是不可遏止的,人为限制成本极大,不符合发展规律。
现在特别流行“逆城市化思潮”。“逆城市化”是西方较早提出来的,它的突出现象是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每天仍到市中心工作,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如此,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依然很大,大家虽然向往郊区,但“用脚投票”的结果还是呆在市中心。所以我认为应该看成是城市聚集、成长、扩张的一种表现,而非逆城市化现象。
您之前提过中国城市要“创新化走路”,具体是从哪些方面发展呢?
我们要走集中型城市化战略,而这点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城市化率,中国应该提到80%,甚至更高,这才能适应城乡协调发展和优化人口布局的需要。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比重要提高,而不是分散,这对区域带动性特别强。
另外要实现城市建成区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上布置较高密度的产业和人口,让城市用地单位有较高产出。建立都市密集区也很重要,这样既可以消解因城市规模过度扩张产生的城市病,又可以继续获得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实质是扩大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