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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及其夫人郁风被誉为我国艺术界一对“双子星座”，夫妇俩一出现总是受到记者、观众的“抢拍”，年过九旬的两位老人始终淡定面对，毫不动声色。
为画漫画离家出走
黄苗子，本名黄祖耀，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祖父名绍昌系清末举人，曾在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教授词章，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并于1926年创办香港中华中学，成为香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人物。
1913年，黄苗子出生在这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又不乏革新思想的家庭，在家中13个兄弟姐妹中行五。黄家附近有一座剧场，黄苗子和剧场收票员成为朋友，没人时他调皮地对收票员做个小鬼脸，就带着姐妹进去看戏。调皮、好动的黄苗子挨父亲的打最多，他最怕过周六，父亲休息日只要有空，便会叫黄苗子拿出书本认字。倘若哪个字念不出或错了，父亲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便弯曲起来，使劲往黄苗子额头上一叩，这额头上便长出一个包来。在黄苗子兄弟姐妹眼中，父亲确实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只要听见父亲上楼时拐杖敲击楼梯发出的“噔噔”声，大家便纷纷躲开。
但是，父亲对文化的热爱，黄苗子一生受益无穷。黄苗子的父亲除了主编《大光报》之外，还为好几家香港的大报写社论和小说。下课后，黄苗子给父亲当信差，拿着登记本挨家去送，也认识了当时香港报界的各位名流。
中学时学校附近有一家“美术学府”麦少石兄弟画室，那里常陈列一些非常滑稽的讽世画，黄苗子从而迷上了漫画。15岁那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当时漫画界几位中坚人物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
黄苗子觉得身边那些有趣的事只有在漫画中才能体现出来。受岭南画家黄般若等朋友的鼓励，他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向报刊投画稿需要个笔名，黄般若劝他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渐渐取代“黄祖耀”，声名也越来越响亮。
父亲却极力反对黄苗子画漫画，常常举起藤条以示威吓。1931年1月，黄苗子被父亲送进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但黄苗子一见到那些英文字母便厌烦，学习英文让他苦不堪言。1932年，黄苗子出走上海。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高级公务员。
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认识了漫画家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人，他陆陆续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他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
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王敦庆一起发起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这次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以及海外华侨漫画界的600多幅作品。几年后，黄苗子从一个漂泊来沪的漫画爱好者，成为上海漫画界的一个中坚人物。
国共合作的婚姻
夏衍是新中国重要的文化领导人，也是黄苗子人生中一个影响极大的人。1936年前后，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上演，黄苗子跟随叶浅予、丁聪等一起到演出后台画速写，从而结识身为共产党员的夏衍，后来更是成为知己。
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霞飞路上有个“漫画俱乐部”，是上海的漫画家组办的，漫画家经常相聚在那里。多年以后，黄苗子回忆自己就是在俱乐部看到了文学家郁达夫和他的侄女郁风。那时的郁风青春年少，天真烂漫。后来，在叶浅予的家里，黄苗子又第二次见到了人称“郁姑娘”、总是穿着素色旗袍的郁风。郁风，原籍浙江富阳，1916年生于北京。初识黄苗子时，郁风已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刚随家人从北平迁来上海。
那时候徐悲鸿刚刚从国外回来，组建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邀请刚从法国学画回来的潘玉良讲课。来到上海，郁风选择到南京中央大学深造。徐悲鸿的教室人山人海，而上潘玉良课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个是郁风。
与黄苗子的家庭不同，郁风的父亲郁华、三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是著名法官、诗人，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左派人士；郁达夫是新文学健将。郁风的家事，是大时代里国事的缩影。她的祖母拒绝为日本军官做饭，躲到后山下崖边，几天后冻饿而死；她的父亲郁华为敌伪特务枪杀；三叔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日军诱出野外，活活掐死。
和郁达夫的交往，黄苗子记得很清楚。每次郁达夫从杭州来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郁风此时是上海《救亡日报》的漫画插图记者，黄苗子和郁风逐渐熟悉起来。不久，因工作关系黄苗子又去了重庆，而郁风随后则赴香港，两人不得不又分手。
郁风在香港时期，编了一本《耕耘》杂志。此时，黄苗子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国民日报》经理，同时参加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的活动。黄苗子不仅为《耕耘》杂志捐款，而且为了便于向香港政府登记，还出任了《耕耘》杂志的发行人。对于黄苗子、郁风来说，这是一次值得回忆的特殊合作。
不久后，黄苗子被调回重庆。在重庆的黄苗子给郁风写了一首诗：“乳香百合荐华缦，慈净温庄圣女颜，谁遣梦中犹见汝，不堪重忆相聚时。”诗中已透露出思念、爱恋之情。
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却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了与郁风的婚事，黄苗子请夏衍帮忙。夏衍专程找到了郁风，并说服了她，从而玉成了黄苗子、郁风的“国共合作”。1944年5月，他们在重庆天官府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当年11月，婚礼在嘉陵宾馆举办。沈尹默做证婚人，文艺界名流来了很多，阳瀚生、老舍、夏衍等悉数到场。
在重庆，黄苗子最终作出了他一生中的重要历史选择。在上海时，黄苗子就开始接触夏衍、潘汉年等共产党员，与郁风结婚，更可以看作是对政治选择的一种确定。因为他知道，郁风在上海就已经是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与中共地下党一些领导有着密切联系。
1949年9月，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开国大典。此后，他们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次年毕业后，黄苗子被分配至政务院担任秘书厅秘书，翌年调任公私合营后的《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以后又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郁风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美术家协会办公室担任主任，后来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黄苗子和郁风历经大大小小的“运动”及“文革”，他们又是互受牵连的一对。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郁风虽没被划成右派，却受到牵连，每一次批判都少不了她。1958年初，黄苗子、郁风搬离栖凤堂，当时在音乐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邀请他们搬进自家的芳嘉园15号院。
“文革”时，“二流堂”重新被审查，黄苗子、郁风和他们的朋友们再次被笼罩在阴云中。1967年新年刚过，黄苗子被关进了“牛棚”，郁风也被关押。他和郁风曾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直到1975年，他们才被释放回家。
艺术票友终成大家
在黄苗子北京寓所里，除了满屋子的书画、书籍，便是各有来历的坛坛罐罐和大小葫芦画，在黄苗子的“安晚书房”里，电脑占据了其中很大一角。86岁时，黄苗子开始学用电脑，之后经常用电脑写稿子。他说，他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先学会用电脑写字的人之一，现在偶尔还上网冲浪。
黄苗子说，“天才只有三分，用功要有七分，这是张大千总结而我们也都认同的经验，不过，要想有点成就，天分是要有的，但更需要的是埋头苦干”。他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但是，自诩为“小票友”的黄苗子竟在艺术上玩出了大家风范。
黄苗子的各类爱好中，唯一能称得上刻意经营的，就算美术史了，20世纪50年代专注美术史研究，成绩斐然。《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研究成果一本接一本。
最初鼓励黄苗子搞中国美术史的，是文学家阿英。解放后来到北京，通过朋友盛家伦介绍，黄苗子从一个油坊老板那里花40美金买了一大批美术史方面的书籍，装了六辆三轮车。这不但使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藏书较多的“富豪”之一，也更激起他研究美术史的深厚兴趣。
黄苗子一生爱书，嗜好藏书。五十年代，他成为享受北京的古旧书店送书上门待遇的老主顾，还经常到琉璃厂和隆福寺购书，以至于他家一度成为业内朋友借书的“图书馆”。“这些书确实值得留恋。可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哪还有时间看那么多书。”1998年，黄苗子自己的珍藏的1000多本古线装书捐给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潇洒地说：“走后一身轻，干干净净”。这就是他的洒脱。
1955年左右，黄苗子被安排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但因为右派问题，1960年初他从北大荒回来以后才正式上班。开始是在资料室整理图书，因祸得福有了阅读大量史料的机会。被人们称为书法家的时候，黄苗子已年近七旬了。黄苗子的书法功力深厚，小时候受教于名书法家邓尔雅。邓尔雅写得一手好篆书，刻得一手好印章，是燕大名教授容庚的舅父兼老师。在南京的时候，黄苗子又与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交游，得书法大家的真经。
据说，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学习书法时，很喜欢黄苗子的字，曾和郭沫若一同去看望黄苗子，到黄苗子家就四处找他写的字，连纸篓里的字纸也拣了出来。吴冠中先生曾说：“对黄苗子，我先是拜读文章，从中获得艺术方面的教益，后才看到他的字，一见倾心，十分喜爱，突出的感受是构图美、虚实美、节奏美、总之是造型美。”
进入晚年，黄苗子又兴趣突发，拿起画笔，不过不是画漫画，而是学着泼墨着色。他总说自己画画是跟老伴郁风学的，可郁风却说其实不然：老伴学画乃是“偷用自己所剩颜料”。上世纪90年代初，黄苗子夫妇客居澳大利亚。那时，看到一幅一幅的创作和速写从郁风笔下如泉涌出，曾被人称作漫画家的黄苗子不免心有所动。他便利用老伴用剩的颜料，也试着拿起画笔来涂抹，坚持多年以来，“抛弃了半辈子的行当，认真去做，也能捡得些子回来”。
作为一位书画艺术家，黄苗子在书法、绘画、诗词等方面造诣颇深。然而，黄苗子这样谦虚地评价自己的一生：我这个人从外形到内在，始终都很矮小，一辈子都没有“日高千丈”的希望。他表示，能走到今天，全仰仗身边朋友们的潜移默化和自己那么一点点勤奋。
转益多家是吾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最自豪的是一生中有无数良师益友相伴，没有门派与专业之见，只因志趣相投。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40年代的重庆“二流堂”，50年代的北京栖凤楼和后来王世襄芳嘉园小院，这对艺术夫妇总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朋友圈中。
上世纪50年代，黄苗子研究美术史，为了搜集资料，经常去作家聂绀弩半壁街的家。他发现聂家藏书颇丰，从唐代丛书到明清笔记小说都有。于是就一批一批地借阅，一月总要去三四次，每次布包里总是夹几本书回家。
有一天，黄苗子跟聂绀弩开玩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聂绀弩很高兴，黄苗子用隶书写好了挂在聂绀弩的书房。后来红卫兵来了，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边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撕掉了，说：“你也配！”10年后，黄苗子与聂绀弩见面，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
黄苗子的同辈朋友不少人日后成为文化大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那时他们没有多少工作做，便各自研究感兴趣的东西。王世襄研究明式家具，研究清朝建筑法则、鸽子、葫芦等。黄苗子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启功当时写了后来非常著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
郁风则记得，1976年唐山地震后，芳嘉园小院的主人王世襄不肯离开他收藏的宝贝，竟想出一个办法：在他心爱的紫檀大柜里睡了好几个月。后来黄苗子书写一联赠他：“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黄苗子与齐白石老人也有一段画缘。一天下午，爱好绘画的黄苗子去北京西城跨车胡同的“铁栅书屋”去看望白石老人。正好邮递员来送信，黄苗子就把信带了进去。白石老人接到信立刻坐下看，读完信后，白石老人高兴极了，他看了黄苗子好一会，颤颤巍巍地打开大橱的门，拿出很多卷画，指着说：“你挑吧，挑一张你喜欢的，我送给你。”
对国画有特殊偏爱的黄苗子很受感动，他知道白石老人以卖画为生，画作从不轻易送人。他小心地在画卷中，选出一幅浓淡对比较强烈的虾。白石老人沉吟一番，然后拿起毛笔，在画上题跋曰：“89岁白石老人，久客京华，梦也思家，时值黄苗子弟携予亲人书至，此谢之。”
虽然已经是耄耆老人，黄苗子更乐意别人叫他“黄苗子”。他说，“黄苗子”二字听起来温暖又亲切，就像冬日里的一簇火苗。总是一付笑眯眯模样的老人一生喜欢交友，夏衍、叶浅予、沈从文、启功等一批老朋友去了，总有慕名而来的一拨拨新朋友找上门来，他的家里既是他们夫妇俩起居、创作的地方，又是新朋旧交们交际聚会的沙龙。
为画漫画离家出走
黄苗子，本名黄祖耀，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祖父名绍昌系清末举人，曾在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教授词章，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并于1926年创办香港中华中学，成为香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人物。
1913年，黄苗子出生在这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又不乏革新思想的家庭，在家中13个兄弟姐妹中行五。黄家附近有一座剧场，黄苗子和剧场收票员成为朋友，没人时他调皮地对收票员做个小鬼脸，就带着姐妹进去看戏。调皮、好动的黄苗子挨父亲的打最多，他最怕过周六，父亲休息日只要有空，便会叫黄苗子拿出书本认字。倘若哪个字念不出或错了，父亲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便弯曲起来，使劲往黄苗子额头上一叩，这额头上便长出一个包来。在黄苗子兄弟姐妹眼中，父亲确实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只要听见父亲上楼时拐杖敲击楼梯发出的“噔噔”声，大家便纷纷躲开。
但是，父亲对文化的热爱，黄苗子一生受益无穷。黄苗子的父亲除了主编《大光报》之外，还为好几家香港的大报写社论和小说。下课后，黄苗子给父亲当信差，拿着登记本挨家去送，也认识了当时香港报界的各位名流。
中学时学校附近有一家“美术学府”麦少石兄弟画室，那里常陈列一些非常滑稽的讽世画，黄苗子从而迷上了漫画。15岁那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当时漫画界几位中坚人物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
黄苗子觉得身边那些有趣的事只有在漫画中才能体现出来。受岭南画家黄般若等朋友的鼓励，他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向报刊投画稿需要个笔名，黄般若劝他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渐渐取代“黄祖耀”，声名也越来越响亮。
父亲却极力反对黄苗子画漫画，常常举起藤条以示威吓。1931年1月，黄苗子被父亲送进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但黄苗子一见到那些英文字母便厌烦，学习英文让他苦不堪言。1932年，黄苗子出走上海。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高级公务员。
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认识了漫画家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人，他陆陆续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他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
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王敦庆一起发起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这次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以及海外华侨漫画界的600多幅作品。几年后，黄苗子从一个漂泊来沪的漫画爱好者，成为上海漫画界的一个中坚人物。
国共合作的婚姻
夏衍是新中国重要的文化领导人，也是黄苗子人生中一个影响极大的人。1936年前后，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上演，黄苗子跟随叶浅予、丁聪等一起到演出后台画速写，从而结识身为共产党员的夏衍，后来更是成为知己。
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霞飞路上有个“漫画俱乐部”，是上海的漫画家组办的，漫画家经常相聚在那里。多年以后，黄苗子回忆自己就是在俱乐部看到了文学家郁达夫和他的侄女郁风。那时的郁风青春年少，天真烂漫。后来，在叶浅予的家里，黄苗子又第二次见到了人称“郁姑娘”、总是穿着素色旗袍的郁风。郁风，原籍浙江富阳，1916年生于北京。初识黄苗子时，郁风已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刚随家人从北平迁来上海。
那时候徐悲鸿刚刚从国外回来，组建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邀请刚从法国学画回来的潘玉良讲课。来到上海，郁风选择到南京中央大学深造。徐悲鸿的教室人山人海，而上潘玉良课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个是郁风。
与黄苗子的家庭不同，郁风的父亲郁华、三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是著名法官、诗人，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左派人士；郁达夫是新文学健将。郁风的家事，是大时代里国事的缩影。她的祖母拒绝为日本军官做饭，躲到后山下崖边，几天后冻饿而死；她的父亲郁华为敌伪特务枪杀；三叔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日军诱出野外，活活掐死。
和郁达夫的交往，黄苗子记得很清楚。每次郁达夫从杭州来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郁风此时是上海《救亡日报》的漫画插图记者，黄苗子和郁风逐渐熟悉起来。不久，因工作关系黄苗子又去了重庆，而郁风随后则赴香港，两人不得不又分手。
郁风在香港时期，编了一本《耕耘》杂志。此时，黄苗子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国民日报》经理，同时参加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的活动。黄苗子不仅为《耕耘》杂志捐款，而且为了便于向香港政府登记，还出任了《耕耘》杂志的发行人。对于黄苗子、郁风来说，这是一次值得回忆的特殊合作。
不久后，黄苗子被调回重庆。在重庆的黄苗子给郁风写了一首诗：“乳香百合荐华缦，慈净温庄圣女颜，谁遣梦中犹见汝，不堪重忆相聚时。”诗中已透露出思念、爱恋之情。
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却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了与郁风的婚事，黄苗子请夏衍帮忙。夏衍专程找到了郁风，并说服了她，从而玉成了黄苗子、郁风的“国共合作”。1944年5月，他们在重庆天官府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当年11月，婚礼在嘉陵宾馆举办。沈尹默做证婚人，文艺界名流来了很多，阳瀚生、老舍、夏衍等悉数到场。
在重庆，黄苗子最终作出了他一生中的重要历史选择。在上海时，黄苗子就开始接触夏衍、潘汉年等共产党员，与郁风结婚，更可以看作是对政治选择的一种确定。因为他知道，郁风在上海就已经是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与中共地下党一些领导有着密切联系。
1949年9月，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开国大典。此后，他们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次年毕业后，黄苗子被分配至政务院担任秘书厅秘书，翌年调任公私合营后的《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以后又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郁风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美术家协会办公室担任主任，后来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黄苗子和郁风历经大大小小的“运动”及“文革”，他们又是互受牵连的一对。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郁风虽没被划成右派，却受到牵连，每一次批判都少不了她。1958年初，黄苗子、郁风搬离栖凤堂，当时在音乐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邀请他们搬进自家的芳嘉园15号院。
“文革”时，“二流堂”重新被审查，黄苗子、郁风和他们的朋友们再次被笼罩在阴云中。1967年新年刚过，黄苗子被关进了“牛棚”，郁风也被关押。他和郁风曾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直到1975年，他们才被释放回家。
艺术票友终成大家
在黄苗子北京寓所里，除了满屋子的书画、书籍，便是各有来历的坛坛罐罐和大小葫芦画，在黄苗子的“安晚书房”里，电脑占据了其中很大一角。86岁时，黄苗子开始学用电脑，之后经常用电脑写稿子。他说，他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先学会用电脑写字的人之一，现在偶尔还上网冲浪。
黄苗子说，“天才只有三分，用功要有七分，这是张大千总结而我们也都认同的经验，不过，要想有点成就，天分是要有的，但更需要的是埋头苦干”。他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但是，自诩为“小票友”的黄苗子竟在艺术上玩出了大家风范。
黄苗子的各类爱好中，唯一能称得上刻意经营的，就算美术史了，20世纪50年代专注美术史研究，成绩斐然。《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研究成果一本接一本。
最初鼓励黄苗子搞中国美术史的，是文学家阿英。解放后来到北京，通过朋友盛家伦介绍，黄苗子从一个油坊老板那里花40美金买了一大批美术史方面的书籍，装了六辆三轮车。这不但使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藏书较多的“富豪”之一，也更激起他研究美术史的深厚兴趣。
黄苗子一生爱书，嗜好藏书。五十年代，他成为享受北京的古旧书店送书上门待遇的老主顾，还经常到琉璃厂和隆福寺购书，以至于他家一度成为业内朋友借书的“图书馆”。“这些书确实值得留恋。可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哪还有时间看那么多书。”1998年，黄苗子自己的珍藏的1000多本古线装书捐给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潇洒地说：“走后一身轻，干干净净”。这就是他的洒脱。
1955年左右，黄苗子被安排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但因为右派问题，1960年初他从北大荒回来以后才正式上班。开始是在资料室整理图书，因祸得福有了阅读大量史料的机会。被人们称为书法家的时候，黄苗子已年近七旬了。黄苗子的书法功力深厚，小时候受教于名书法家邓尔雅。邓尔雅写得一手好篆书，刻得一手好印章，是燕大名教授容庚的舅父兼老师。在南京的时候，黄苗子又与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交游，得书法大家的真经。
据说，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学习书法时，很喜欢黄苗子的字，曾和郭沫若一同去看望黄苗子，到黄苗子家就四处找他写的字，连纸篓里的字纸也拣了出来。吴冠中先生曾说：“对黄苗子，我先是拜读文章，从中获得艺术方面的教益，后才看到他的字，一见倾心，十分喜爱，突出的感受是构图美、虚实美、节奏美、总之是造型美。”
进入晚年，黄苗子又兴趣突发，拿起画笔，不过不是画漫画，而是学着泼墨着色。他总说自己画画是跟老伴郁风学的，可郁风却说其实不然：老伴学画乃是“偷用自己所剩颜料”。上世纪90年代初，黄苗子夫妇客居澳大利亚。那时，看到一幅一幅的创作和速写从郁风笔下如泉涌出，曾被人称作漫画家的黄苗子不免心有所动。他便利用老伴用剩的颜料，也试着拿起画笔来涂抹，坚持多年以来，“抛弃了半辈子的行当，认真去做，也能捡得些子回来”。
作为一位书画艺术家，黄苗子在书法、绘画、诗词等方面造诣颇深。然而，黄苗子这样谦虚地评价自己的一生：我这个人从外形到内在，始终都很矮小，一辈子都没有“日高千丈”的希望。他表示，能走到今天，全仰仗身边朋友们的潜移默化和自己那么一点点勤奋。
转益多家是吾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最自豪的是一生中有无数良师益友相伴，没有门派与专业之见，只因志趣相投。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40年代的重庆“二流堂”，50年代的北京栖凤楼和后来王世襄芳嘉园小院，这对艺术夫妇总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朋友圈中。
上世纪50年代，黄苗子研究美术史，为了搜集资料，经常去作家聂绀弩半壁街的家。他发现聂家藏书颇丰，从唐代丛书到明清笔记小说都有。于是就一批一批地借阅，一月总要去三四次，每次布包里总是夹几本书回家。
有一天，黄苗子跟聂绀弩开玩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聂绀弩很高兴，黄苗子用隶书写好了挂在聂绀弩的书房。后来红卫兵来了，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边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撕掉了，说：“你也配！”10年后，黄苗子与聂绀弩见面，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
黄苗子的同辈朋友不少人日后成为文化大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那时他们没有多少工作做，便各自研究感兴趣的东西。王世襄研究明式家具，研究清朝建筑法则、鸽子、葫芦等。黄苗子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启功当时写了后来非常著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
郁风则记得，1976年唐山地震后，芳嘉园小院的主人王世襄不肯离开他收藏的宝贝，竟想出一个办法：在他心爱的紫檀大柜里睡了好几个月。后来黄苗子书写一联赠他：“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黄苗子与齐白石老人也有一段画缘。一天下午，爱好绘画的黄苗子去北京西城跨车胡同的“铁栅书屋”去看望白石老人。正好邮递员来送信，黄苗子就把信带了进去。白石老人接到信立刻坐下看，读完信后，白石老人高兴极了，他看了黄苗子好一会，颤颤巍巍地打开大橱的门，拿出很多卷画，指着说：“你挑吧，挑一张你喜欢的，我送给你。”
对国画有特殊偏爱的黄苗子很受感动，他知道白石老人以卖画为生，画作从不轻易送人。他小心地在画卷中，选出一幅浓淡对比较强烈的虾。白石老人沉吟一番，然后拿起毛笔，在画上题跋曰：“89岁白石老人，久客京华，梦也思家，时值黄苗子弟携予亲人书至，此谢之。”
虽然已经是耄耆老人，黄苗子更乐意别人叫他“黄苗子”。他说，“黄苗子”二字听起来温暖又亲切，就像冬日里的一簇火苗。总是一付笑眯眯模样的老人一生喜欢交友，夏衍、叶浅予、沈从文、启功等一批老朋友去了，总有慕名而来的一拨拨新朋友找上门来，他的家里既是他们夫妇俩起居、创作的地方，又是新朋旧交们交际聚会的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