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11年，所有关于辛亥革命的文本—无论是史料、文章抑或访谈，最终都会落脚在同一个话题：当代中国改革的下一步棋怎么走。重述的角度或有不同，譬如激进主义者看见的是武昌首义，宪政主义者看见的是清末新政，国家主义者看见了开明专制，自由主义者看见了请愿运动，不一而足。
　　杨念群曾在“五四”运动90周年时不无戏谑地说，每当在诸如此类的纪念年份里写学术文章，就有“学术赶集”的感觉，很多人写文章只是赶庙会似地应景儿。此话不假，但辛亥革命的这次百年纪念却绝非如此。一年来零零散散读到的文章，固然观点各异，却都有当下指向。历史不会循环，但也经常恍惚得让人不辨今昔。辛亥革命为何爆发？因为武昌起义。武昌为何能起义？因为武昌的兵都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了。保路运动缘何发生？因为新政要铁路国有，要国进民退。算来算去，辛亥革命的问题还是绕到清末新政上来。讨论新政又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的戊戌变法。一言以蔽之，当改革走到政改的时候，路到底怎么走呢？
　　官方也纪念辛亥，但主要是接续正统，所谓“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这与民间或学界的讨论是不同的话语。2011年并没有形式上的辛亥革命大讨论，但散在报刊上的文章、学者单行的著作却显示有讨论之实。
　　《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则是另一种形式。记者马国川采访了人文领域的12位学者来谈辛亥革命，表面上看只是访谈录的合集，实则更像是讨论的争鸣集。有必要写下这12位学者的名字：朱维铮、李泽厚、章开沅、袁伟时、雷颐、周有光、杨天石、萧功秦、许倬云、高全喜、余英时、刘香成。单看名字，就知道他们在辛亥问题上必然意见不同，所以，单纯从阅读体验来说，这本书的精彩在于你可以置身于一场学者沙龙之中，大家的观点都很直接，像李泽厚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
　　而在阅读体验之外，本书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宪政是一道判断题还是证明题；二、今后的走向是否可以跳过“五四”接续晚清。
　　第一个问题，与马国川本人在书中的主导作用有关。他始终在追问：“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哪一条道路才能走向宪政？”这其实就把辛亥革命直接替换为宪政问题了。在当下，不论被采访的学者认同辛亥革命与否，都指出了走向宪政是当时的唯一出路。但遗憾之处也正在于此。将辛亥革命问题替换为宪政问题，其现实的指涉非常明显，就是说关于未来已经有了答案。从本书来看，这已是相当多人的共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宪政？从本书中余英时、许倬云等的谈话来看，他们的观点与结论仍然与10年前没有太大不同。但大陆的现实正在剧烈改变，新的思想又出现了很多，大陆的年轻一代所读的书，观照的现实，思考的问题，对未来可能提出的想法，已经复杂到不能用一个两个观点来涵盖了。未来的走向不是一个正误判断题，而是一个给出条件的证明题，而公理定理都只是依据，并非证明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是接续晚清。中国从洋务运动至今所走的路，可简单概括为“一直在模仿，始终未超越”。学习日本搞洋务运动；初建民国学美国立国；蒋公建政学习德国；中共建政初学苏联，改革开放后其实一直在学美国。学来学去，虽有长进却总觉得根本的大问题没有解决。也许，晚清面临的种种问题，有一些至今没有解决，必须直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