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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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丁丁先生在一九九七年第二期《读书》上对“经济”一词进行了“原考”。因职业关系,笔者一直对经济学的有关基本问题很感兴趣,故仔细拜读了汪先生的大作。我感到对经济一词进行原考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在汪先生以前就有人做过这一工作,同时也对汪先生想通过原考在中国实行“经济学的语言学的转向”的愿望深表理解。但是,窃以为汪先生的原考还存在不足甚至可以说有误,而汪先生的原考对他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意义重大,故对此不足和有误的地方不得不提出来与汪先生相商。
  第一,汪先生认为“似乎最早将‘经济’二字联用的是诗人杜甫”。笔者查阅了《辞海》和《辞源》。《辞源》指出,《晋书·殷浩传》中有“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笔者在《晋书》卷七十七中查到了这段文字。因此,“经济”二字连用最早是在晋朝,而不是唐朝。至于还能不能再向前推,还望高明指点。
  第二,汪先生经过考证,认为中国“经济学”有双重涵义:即“经义之学”和“利益关系”,从而推论:“所谓‘义利之辩’,其实是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的问题之一。”但是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是否有汪先生所说的涵义是值得怀疑和推敲的。从古汉语来看,学术界基本上是公认古汉语的“经济”没有现代所谈经济的涵义,相反它的涵义与现代所谈政治的涵义基本相同(为了将古汉语经济和现代汉语经济区别开,以下古汉语经济都加引号)。“经济”也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简称,它的涵义是指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这都是属于政治问题。汪先生对经和济都进行了考证,也谈到了“经济”的连用,但却没有对“经济”二字连用时的涵义进行考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这也与“经济”原考的题目不符。对经和济分别考证固然重要,但这不能取代对“经济”的原考,因为经和济连不连用其涵义是不一样的。应当说“经济”二字连用,就没有汪先生所谈的经义之学、利益之学和义利之辩的涵义。虽然“经济”即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要用到经义之学,利益之学和义利之辩,而且也会涉及到对现代所谈的经济活动的管理,但显然不能把经义之学、利益之学、义利之辩等同于“经济”,也不能把对现代意义的经济活动管理说成是古代的“经济”。从笔者所见到的“经济”连用的情况,根据上下文分析,都看不出有汪先生所谈的“经济”的那些涵义。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比较轻视的,“士农工商”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而“无商不奸”更体现了人们对从事经济活动的反感和厌恶。人们都想通过读书做官,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晋书》中的“足以经济”,是指有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能力。杜甫说过“经济才”,李白也说过“经济士”,这都是指能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人才。直到清朝的《红楼梦》第五回中教训贾宝玉要“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经济”,仍然是现代意义的政治,而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它决不是要贾宝玉去学工、学农、经商下海,而是要他读书做官即从政。“经济之道”实际上是“为政之道”。总之,古汉语“经济”二字连用其涵义是清楚的,它不是汪先生所说的那些涵义。
  需要说明,笔者谈了如上这些,并不是要否认汪先生关于义利之辩是“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的问题”的观点及其意义,而是要说明从“经济”原考来论证他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能实现他提出的“经济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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