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沣一生的遭际正应了那句诗：可怜生在帝王家。以他的性情和才具，即使作为百姓也是凡庸之辈，更何况是摄政王。其胞弟载涛曾直言：“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
　　载沣也曾意识到这一点，视主持国政为苦差事，伤透了脑筋。等到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出山，他被迫辞去摄政之职，反而解脱，轻松地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惹得妻子痛哭一场，告诫孩子道：“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
　　載沣到底平庸到什么地步呢？《国闻备乘》中有两个十分生动的故事。
　　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因为要事而见，他却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还问瑞澂，“你的病好了吗？”外交官汪大燮屡次上疏说日本正在酝酿阴谋，他都不当回事。汪大燮归国后当面质问，他却不吭一声，只提醒汪大燮时间不早了，该走人了。对此，后人拟了个名目—“监国之黯”。这个“黯”字比“庸”字更精确。
　　载沣的庸讷如此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定论，世人屡次以此为出发点来辨析关于他的一些流言。
　　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制，有意架空皇族，皇族反击，怂恿载沣出头。有次在朗润园开会，双方相争不下，载沣拔出手枪要射击袁世凯，还义正词严道：“你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掉你这个奸臣。”幸好庆亲王奕劻排解得当，这才作罢。
　　对此，常有人提出疑问：以载沣之庸讷，压根不敢枪击袁世凯。然而他们误会或忽略了一点：一个人以庸讷著称，并不代表他时时庸讷，有时热血上头，完全可能做出过激举动，须知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事实上，诸如枪击袁世凯之举在载沣的政治生涯中屡有发生，有时表现为行动，有时表现为言辞。光绪和慈禧去世后，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要干的第一大事还是杀袁世凯—除了为光绪报仇，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夺权。可惜他与军机大臣商议此事时，奕劻劝阻道：“杀袁世凯不难，但北洋军造反了怎么办？”张之洞则明确反对说：“主少国疑，不可轻易诛戮大臣。”压力之下，载沣恢复庸讷的本性，收起杀心，单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他的一切官职，让他回老家养病。
　　袁世凯被驱逐下野，庙堂顶梁柱只剩张之洞一人。半年之后，载沣再次打破庸讷，大放厥词：“怕什么，有兵在！”硬把张之洞气得吐血—自古以来，常见马上得天下，未闻马上治天下。
　　“有兵在”还暗含了一个前提条件：谁的兵，兵在哪里？难道载沣不清楚当时军事力量的分布吗？八旗、绿营早成过眼烟云，新建的禁卫军如纸糊的灯笼;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六镇虽渐渐从袁世凯手中攫取过来，却只得其名，难得其实，除了第一镇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余者皆操纵于其掌心，哪怕像吴禄贞这样的雄才，担任第六镇统制，依然指挥不动，反遭暗杀;各地新军则被革命党人大量渗透，其中多少人忠于大清、多少人潜伏爪牙，两年之后，武昌城枪声一响，便见分晓。由此可知，载沣那句“有兵在”何其无知。
　　张之洞病逝前夕，载沣曾去探望。载沣走后，太傅陈宝琛来问：“监国之意如何？”张之洞叹道：“国运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