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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是否发布过《东征宣言》？这是一个需要探讨与商榷的问题。有当事人在其回忆录中声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了‘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毛泽东同志任政委。并发布了《东征宣言》。1936年2月红军东征开始。” 还有当事人在回忆录中写道：“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拟定了东征抗日计划，决定用40天时间进行有关准备工作。1936年1月10日，中央开会批准了这一计划，正式决定东渡黄河，进行抗日。1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东征问题。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何克全等随军东征，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等留在瓦窑堡主持根据地工作。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公开宣布‘红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 。上述两位当事人认定红军东征前发布过《东征宣言》。但笔者认为，红军东征前并未公开发布过《东征宣言》，这可从以下一些与红军东征相关的文电中找到依据：
（一）林彪、聂荣臻于1936年1月31日21时就红一军团东渡黄河侦察问题致电该军团参谋长左权，在指示侦察项目之后，强调“要注意秘密，勿为敌知。”
（二）张闻天、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3日致电周恩来、博古、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请周速布置清涧封锁，以免走漏消息。”
（三）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5日20时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指示部队“移动时务防敌机发现，最好清晨出发。”
（四）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8日21时就有关东征准备工作致电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张闻天、周恩来、左权，提出：“请前委来前方，注意隐蔽。”
（五）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12日8时就发布东征命令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指示他们：“甲、东征命令（指同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一军团，十六日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建立巩固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乙、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丙、开进取道延水城、双庙河、刘家河、川口镇到河口、袁家沟一带集中，集中地区另电遵照。并告恩来，东征命令在后方仍不宣布。”
（六）毛泽东于1936年2月16日电示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周士第、左权：“讨阎命令仍暂不宣布，明日誓师只宣布抗日讨卖国贼准备行动，干部会亦如此。但营以上干部应通知讨阎任务，保守秘密。”
（七）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16日23时30分电示聂荣臻、程子华：“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官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及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
从以上文电可以看出，鉴于红军东征山西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对东征的保密工作重视尤甚，不仅在酝酿、决策阶段严格保密，在准备和实施阶段，也不厌其烦，强调再三。惟其如此，才保证了红军进攻行动的隐蔽性与突然性，才有可能在敌强我弱、我军主动渡河出击的态势下，取得战役的成功。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海东、左权、周士第等红军指挥员分别到黄河西岸侦察晋军防御设施时，对带路的向导也没有暴露身份和意图，只是说他们是南方人，没见过黄河，来看看黄河。可见，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对于东征期间的保密工作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并严格落实在具体行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不可能事先公开宣布东征。
诚然，以阎锡山为首的晋军知道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等率领的红军在活动，也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故调晋军五个旅入陕，配合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且在黄河东岸沿河300多公里的地段，配置了四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进行防御，还有12个“防共保卫团”与这些军队互相配合，防守东岸。但正因为红军东征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以致外界不清楚红军的相关动向；当时又正值农历春节，阎锡山方面没有估计到红军会突然过河，晋军虽有设防却疏于防备。所以，红一方面军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晋军黄河防线，攻占三交镇和留誉镇，取得了渡河作战的胜利。仅此足以说明，红军东征山西的保密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也从侧面说明，红军东征前不可能对外发布《东征宣言》。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是否存在《东征宣言》而鉴于当时情势没有发布的问题，笔者专门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包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文集》《张闻天文集》《毛泽东年谱》《张闻天年谱》《彭德怀年谱》《周恩来年谱》等，同时，还与红军东征纪念馆取得联系并详加询问，均未发现有关《东征宣言》的纪录。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东征宣言》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公开发布了。
既然中共中央和红军在东征前不可能公开发表《东征宣言》，那么在东征期间是否发表过关于红军东征的文章、布告、通电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红军东征开始于1936年2月20日，当天，张闻天撰写《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一文，署名洛甫，发表于同月底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88期。
（二）3月1日，彭德怀、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处”。 （三）3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联合抗日。并指出，蒋介石不允许红军抗日，竟以六个师之众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红军为民族自由独立、领土完整，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四）4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五）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其中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号召“全国凡属不愿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综上所述，其结论是：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前不存在《东征宣言》这样一个文件，也没有对外宣布东征一事，只是在东征战役开始之后，才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文章、布告和通电，旨在阐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张，号召全民一致抗日。当然，随着对红军东征山西研究的深入及有关资料的不断被发现，我们会继续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关注与探讨。
注释：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第1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4月，北京。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第21页至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北京。
王乃德统稿、审改，任石平、郭宝主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第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2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北京。
《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第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
上书第46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34至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
《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
《彭德怀年谱》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北京，第1版。
（责编 任远）
（一）林彪、聂荣臻于1936年1月31日21时就红一军团东渡黄河侦察问题致电该军团参谋长左权，在指示侦察项目之后，强调“要注意秘密，勿为敌知。”
（二）张闻天、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3日致电周恩来、博古、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请周速布置清涧封锁，以免走漏消息。”
（三）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5日20时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指示部队“移动时务防敌机发现，最好清晨出发。”
（四）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8日21时就有关东征准备工作致电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张闻天、周恩来、左权，提出：“请前委来前方，注意隐蔽。”
（五）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12日8时就发布东征命令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指示他们：“甲、东征命令（指同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一军团，十六日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建立巩固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乙、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丙、开进取道延水城、双庙河、刘家河、川口镇到河口、袁家沟一带集中，集中地区另电遵照。并告恩来，东征命令在后方仍不宣布。”
（六）毛泽东于1936年2月16日电示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周士第、左权：“讨阎命令仍暂不宣布，明日誓师只宣布抗日讨卖国贼准备行动，干部会亦如此。但营以上干部应通知讨阎任务，保守秘密。”
（七）彭德怀、毛泽东于1936年2月16日23时30分电示聂荣臻、程子华：“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官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及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
从以上文电可以看出，鉴于红军东征山西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对东征的保密工作重视尤甚，不仅在酝酿、决策阶段严格保密，在准备和实施阶段，也不厌其烦，强调再三。惟其如此，才保证了红军进攻行动的隐蔽性与突然性，才有可能在敌强我弱、我军主动渡河出击的态势下，取得战役的成功。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海东、左权、周士第等红军指挥员分别到黄河西岸侦察晋军防御设施时，对带路的向导也没有暴露身份和意图，只是说他们是南方人，没见过黄河，来看看黄河。可见，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对于东征期间的保密工作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并严格落实在具体行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不可能事先公开宣布东征。
诚然，以阎锡山为首的晋军知道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等率领的红军在活动，也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故调晋军五个旅入陕，配合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且在黄河东岸沿河300多公里的地段，配置了四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进行防御，还有12个“防共保卫团”与这些军队互相配合，防守东岸。但正因为红军东征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以致外界不清楚红军的相关动向；当时又正值农历春节，阎锡山方面没有估计到红军会突然过河，晋军虽有设防却疏于防备。所以，红一方面军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晋军黄河防线，攻占三交镇和留誉镇，取得了渡河作战的胜利。仅此足以说明，红军东征山西的保密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也从侧面说明，红军东征前不可能对外发布《东征宣言》。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是否存在《东征宣言》而鉴于当时情势没有发布的问题，笔者专门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包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文集》《张闻天文集》《毛泽东年谱》《张闻天年谱》《彭德怀年谱》《周恩来年谱》等，同时，还与红军东征纪念馆取得联系并详加询问，均未发现有关《东征宣言》的纪录。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东征宣言》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公开发布了。
既然中共中央和红军在东征前不可能公开发表《东征宣言》，那么在东征期间是否发表过关于红军东征的文章、布告、通电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红军东征开始于1936年2月20日，当天，张闻天撰写《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一文，署名洛甫，发表于同月底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88期。
（二）3月1日，彭德怀、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处”。 （三）3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联合抗日。并指出，蒋介石不允许红军抗日，竟以六个师之众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红军为民族自由独立、领土完整，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四）4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五）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其中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号召“全国凡属不愿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综上所述，其结论是：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前不存在《东征宣言》这样一个文件，也没有对外宣布东征一事，只是在东征战役开始之后，才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文章、布告和通电，旨在阐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张，号召全民一致抗日。当然，随着对红军东征山西研究的深入及有关资料的不断被发现，我们会继续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关注与探讨。
注释：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第1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4月，北京。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第21页至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北京。
王乃德统稿、审改，任石平、郭宝主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第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2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北京。
《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第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
上书第46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34至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
《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北京。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
《彭德怀年谱》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北京，第1版。
（责编 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