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的参战立场经历了消极配合作战、积极配合盟国作战和直接宣战三个发展阶段。战争初期，由于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埃及选择消极配合作战。1942年2月，埃及国内外局势危机重重，英国外交部最终决定支持华夫脱党上台执政。重新执政的华夫脱党积极配合盟军作战，为反法西斯联盟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2月，为了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埃及对德日法西斯正式宣战，加入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使其顺利地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提升了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
[关键词]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消极参战，积极参战，宣战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66-0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的参战立场，①事关反法西斯盟国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胜负大局。一方面是因为埃及扼守亚、非两大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还是英国二战以前在整个中东军事体系的核心;②另一方面是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法西斯就煽动中东阿拉伯民族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情绪，埃及很有可能与法西斯结盟。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已有相关研究。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受“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西方学界普遍轻视甚至贬低埃及的战争贡献，不能客观地看待埃及参战立场变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价值;③其二，中国学者对埃及参战立场的论述散见于埃及史和中东史的相关著作中，并没有形成系统论述。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英、美等国档案资料，对埃及参战立场的形成和演变进行系统地梳理，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19世纪末期以来，埃及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1922年，埃及虽然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仍然保留4项特权。⑤ 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英国觉察到意大利对自己在北非的利益构成潜在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英国于1936年与埃及签订了《英埃同盟条约》。该条约第7条规定：“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参加了战争，则缔约国另一方应立即以同盟国的资格进行援助。”①英国希望通过该条约确保埃及在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中站在自己一边积极参战，但二战时期埃及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对该条约的遵守程度并不一致。战争初期，亲轴心国首相阿里·马希尔（Aly Maher Pasha）以消极态度履行此条约，英国深感忧虑。
1939年9月1日，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的当天，英国驻埃及大使兰普森（Sir Miles Lampson，1942年2月后被称作基勒恩勋爵）会见阿里·马希尔首相，希望埃及能与英国同步发表宣战声明，但阿里·马希尔认为埃及不应该被牵扯到这场战争中。②阿里·马希尔首相回复英国称，在宣战事宜上，他希望得到内阁成员的一致同意。9月3日，英国正式对德宣战，但埃及内阁并未就宣战一事达成一致，而且马希尔首相还担心德国人会用空袭来报复埃及，因而不愿对德宣战。
尽管如此，阿里·马希尔政府还是遵照《英埃同盟条约》第7条规定，于9月3日颁布戒严法令，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除此之外，埃及方面还宣布由首相兼任军事长官，全国港口归英国海军控制，对邮政、电报、电话和报刊实行严格的检查。埃及官方还接管了德国财产，拘留了在埃及的德国人，并集中监管。
在埃及政府基本上能够履行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英国外交部和驻埃及大使兰普森就是否在宣战问题上向马希尔政府继续施压犹豫不决。兰普森大使在与大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商议后认为，在宣战问题上进一步施压有可能会导致内阁分裂，因此应让马希尔首相自己决定。英国外交部也同意兰普森大使的观点，认为只要埃及愿意履行其条约义务，就没有必要发表宣战声明。相反，若强迫埃及发表声明，可能会导致与阿里·马希尔摊牌，这将对英国维持中东安定极为不利。③此外，英国认为，马希尔政府不对轴心国宣战可以削弱埃及战后要求独立的呼声，这对英国也是有益的。④综合考量之后，英国外交部和兰普森大使决定默许埃及对德不宣战。
然而，在意大利参战前夕，宣战问题再次浮现。1940年5月，意大利参战迹象日益明显。鉴于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意大利对埃及的威胁甚至比德国更直接。5月25日，兰普森大使与马希尔首相就埃及对意大利宣战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兰普森大使和英国陆军参谋长希望埃及与英國同时宣战，但马希尔的态度并不积极。6月2日，马希尔在回复伦敦的官方质询时说，如果英国与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埃及会履行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但是在没有征得议会同意之前，埃及不会站在英国一边参战，除非意大利袭击了埃及。⑤
6月10日，意大利向法国和英国宣战，墨索里尼在宣战演讲中声称，意大利并没有侵略埃及的意图。轴心国的军事胜利和意大利的分化策略使阿里·马希尔更加坚定其消极的参战立场。马希尔首相于6月10日当晚发表了一份含糊不清、态度消极的声明：埃及政府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维护埃及利益，建议民众保持冷静。⑥马希尔首相还指出，对埃及发动攻击的战争，与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英意战争之间是有区别的。言外之意是埃及只参加直接进攻埃及的战争。兰普森大使把埃及的立场反馈给英国外交部后，得到强硬的答复：英国不接受这样的区别，并坚称如果英国对意宣战，依据条约规定，埃及也必须对意大利宣战。⑦显然，英国外交部对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该条约并未包含埃及必须跟随英国宣战的条款。
阿里·马希尔在6月12日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说，埃及将恪守同英国的联盟承诺，履行条约义务，将给予英国所有必要的援助，但只限在该国境内;埃及不参加战争，除非意大利军队占领埃及领土，或埃及的城市遭到轰炸，抑或埃及的军事设施遭到了空袭。从马希尔首相的言论可以推断：即使轴心国对英国在埃及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也可能不被认定为是对埃及的侵略行为。1940年6月17日，当意大利突袭塞卢姆和马特鲁港时，马希尔宣布这些冲突应被视为边界偶发事件，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⑧阿里·马希尔坚持“息事宁人”的外交策略避免得罪意大利，进而规避任何卷入战火的可能性，其消极的参战立场可见一斑。 尽管坚持不对意大利宣战，但阿里·马希尔政府还是依据英埃条约义务，于6月12日断绝了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埃及外交部官员通知意大利外交部长和使馆工作人员必须离开埃及。“鉴于德国将埃及大使馆人员扣留在柏林，因此，只有埃及驻罗马大使馆人员安全返回后，埃及政府才准予意大利大使馆人员离开。”①
马希尔首相执政末期，兰普森大使对阿里·马希尔勾结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的疑心越来越重。虽然埃意已斷交，但阿里·马希尔却推迟意大利外交部长和使馆人员离开埃及的时间。兰普森大使确信，在意大利外交部长离开埃及之前，阿里·马希尔曾多次会见他，这无疑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埃及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已经达成部分默契，目的是限制埃及与英国合作，以换取意大利给予埃及至少在战争期间的部分时段免受打击，以及一旦意大利取得战争胜利后埃及最终地位的保证。②以上种种迹象使兰普森大使确信：阿里·马希尔政府和国王本人都在寻求与意大利人重新“合作”。③兰普森大使认为，阿里·马希尔的继续任职将对英国的后方战场不利，因此决定推翻他。④这也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支持。6月17日，兰普森告诉法鲁克国王，必须解除马希尔职务，不允许他返回王宫施加影响。⑤迫于压力，6月24日马希尔首相宣布辞职。
继任首相哈桑·撒布里（Hassan Sabry Pasha）的参战立场与其前任阿里·马希尔保持一致。⑥撒布里首相是亲英派，试图与英国积极合作，但遭到国王势力和内阁中萨地党的阻挠和攻击而无法施展。1940年9月14日，意大利向埃及的西迪·巴拉尼挺进，撒布里首相并未积极应对，而是坚持“中立”。一向支持埃及参战的萨地党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先后几次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次入侵使埃及必须参与保卫国家行动。撒布里首相对萨地党要求参战的立场表示反对，称避免卷入对意大利的战争是议会通过的政策，不容挑战和质疑。萨地党最后决定以退出内阁表示抗议。⑦撒布里首相在埃及国内政治格局中属于少数派政党领袖，他既无法应对萨地党的攻击，也无法摆脱庞大的国王势力的掣肘，这样“软弱”的首相无法满足英国战时对埃及稳定局势的要求。凑巧的是，1940年11月14日，撒布里首相在众议院新一届会议开幕式宣读国王圣谕时心脏病发作，猝然身亡。
接替首相职位的亲英派侯赛因·西里（Hussein Sirry Pasha），选择延续前任的参战立场。1941年4月14日，西里首相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阐释了新政府的执政宣言：批准政府在（北非战场）后方与英国合作的政策，保护通讯和公共设施工程，维持民众的士气。⑧英国对西里的战时合作整体上是满意的，尤其是在打击阿里·马希尔势力和反英民众运动方面。⑨但西里首相与其前任一样，同为少数派政党领袖，对议会缺乏控制力，也无法抵挡来自国王势力的压力。随着1942年1—2月战争局势升级，埃及国内政局出现混乱局面，西里首相被迫辞职。
总体上看，二战初期（1942年2月以前），埃及政府在对德意宣战问题上态度比较消极，但三任埃及首相基本上能够履行《英埃同盟条约》义务，断绝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埃及坚持不宣战，尽量避免过分刺激德意轴心国的行为，与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关：
其一，埃及在一战中得到的惨痛教训。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并将其纳入战争轨道，还许诺战后给予独立。一战后，英国没有兑现承诺，引发埃及民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华夫脱运动，迫使英国宣布埃及“独立”，但是英国仍然利用“保留处置权”对埃及进行间接控制，埃及官方和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二战爆发后，埃及官方和民众认为这次大战是一战的重演，不愿再为英国卖命，因而消极对待。其二，对战争性质的认识。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埃及从国王到一般百姓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一场与埃及没什么关系的战争。其三，受亲轴心国的国王势力的影响。二战期间国王暗中与意大利和德国保持联络。国王法鲁克与意大利有深厚的渊源，他的祖母是意大利人，宫廷侍从也多为意大利人。战时的法鲁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都倾向于与意大利保持联系，为埃及留一条“后路”。兰普森在日记中写道：国王的顾问们（也可能包括国王本人），更倾向于一种双保险政策，即国王与意大利继续维持长期以来的联系。如果英国输掉战争，法鲁克王朝至少会是安全的。①不仅如此，国王还寻求与德国的“联系”，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发生在1941年4月。国王的岳父祖尔菲卡-帕夏（Zulfikar-pasha）与德国驻德黑兰特使埃特尔进行了接触。祖尔菲卡对埃特尔说：国王发现自己一直处于英国的压力之下;对希特勒和德国表示同情和尊重，以及战胜英国的美好祝愿，希望看到德国的解放部队尽快派往埃及。②国王的亲德意倾向影响了埃及政府的参战决策。1941年2月26日，美国驻埃及特使菲施与法鲁克国王的谈话印证了这一点。国王说：二战初期埃及准备宣战，但在他的影响下，阿里·马希尔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不仅是阿里·马希尔，后来的继任者撒布里和西里也都迫于他的压力，作出不参战承诺。国王明确地告诉菲施，如果不是他个人的干预，埃及肯定会卷入战争。③其四，与轴心国的舆论宣传和二战初期的军事胜利有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德意法西斯对阿拉伯民众展开宣传攻势，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英法殖民统治，而二战初期德意法西斯在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使埃及官方和民众曾经一度认为法西斯势力会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一切让埃及民众相信可以借法西斯之手，把英国驱逐出埃及，从而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
综上所述，二战初期埃及的参战立场是十分消极的，这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然而，由于此时埃及周边的战事并未达到千钧一发之际，面对埃及的消极避战立场，英国基本上采取容忍克制态度。但随着1942年2月埃及边境战争事态升级，英国方面着手积极干预埃及国内政局，以达到改变其参战立场的目的。
1942年春，德国隆美尔军队进攻至埃及西部边境，埃及处在危机之中。与此同时，国王对西里首相亲英行为不满，借与维希政府断交问题向其发难。亲轴心国势力阿里·马希尔也趁机鼓动民众游行示威，最终导致西里首相下台。在埃及国内外极度危机时刻，兰普森决定以武力威胁手段，迫使法鲁克国王任命亲英派华夫脱党组阁。在英国的武力逼迫下，2月4日，国王法鲁克同意华夫脱党纳哈斯上台组阁，这就是所谓的“二月事件”。在此次宫廷政变中，英国虽然未能成功废黜国王，但扶植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亲英华夫脱党上台执政，同时排除了阿里·马希尔势力再次执掌大权的可能，进而一举扭转了埃及政府自二战爆发以来在参战立场上的消极倾向。
[关键词]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消极参战，积极参战，宣战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66-0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的参战立场，①事关反法西斯盟国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胜负大局。一方面是因为埃及扼守亚、非两大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还是英国二战以前在整个中东军事体系的核心;②另一方面是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法西斯就煽动中东阿拉伯民族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情绪，埃及很有可能与法西斯结盟。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已有相关研究。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受“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西方学界普遍轻视甚至贬低埃及的战争贡献，不能客观地看待埃及参战立场变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价值;③其二，中国学者对埃及参战立场的论述散见于埃及史和中东史的相关著作中，并没有形成系统论述。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英、美等国档案资料，对埃及参战立场的形成和演变进行系统地梳理，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19世纪末期以来，埃及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1922年，埃及虽然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仍然保留4项特权。⑤ 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英国觉察到意大利对自己在北非的利益构成潜在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英国于1936年与埃及签订了《英埃同盟条约》。该条约第7条规定：“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参加了战争，则缔约国另一方应立即以同盟国的资格进行援助。”①英国希望通过该条约确保埃及在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中站在自己一边积极参战，但二战时期埃及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对该条约的遵守程度并不一致。战争初期，亲轴心国首相阿里·马希尔（Aly Maher Pasha）以消极态度履行此条约，英国深感忧虑。
1939年9月1日，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的当天，英国驻埃及大使兰普森（Sir Miles Lampson，1942年2月后被称作基勒恩勋爵）会见阿里·马希尔首相，希望埃及能与英国同步发表宣战声明，但阿里·马希尔认为埃及不应该被牵扯到这场战争中。②阿里·马希尔首相回复英国称，在宣战事宜上，他希望得到内阁成员的一致同意。9月3日，英国正式对德宣战，但埃及内阁并未就宣战一事达成一致，而且马希尔首相还担心德国人会用空袭来报复埃及，因而不愿对德宣战。
尽管如此，阿里·马希尔政府还是遵照《英埃同盟条约》第7条规定，于9月3日颁布戒严法令，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除此之外，埃及方面还宣布由首相兼任军事长官，全国港口归英国海军控制，对邮政、电报、电话和报刊实行严格的检查。埃及官方还接管了德国财产，拘留了在埃及的德国人，并集中监管。
在埃及政府基本上能够履行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英国外交部和驻埃及大使兰普森就是否在宣战问题上向马希尔政府继续施压犹豫不决。兰普森大使在与大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商议后认为，在宣战问题上进一步施压有可能会导致内阁分裂，因此应让马希尔首相自己决定。英国外交部也同意兰普森大使的观点，认为只要埃及愿意履行其条约义务，就没有必要发表宣战声明。相反，若强迫埃及发表声明，可能会导致与阿里·马希尔摊牌，这将对英国维持中东安定极为不利。③此外，英国认为，马希尔政府不对轴心国宣战可以削弱埃及战后要求独立的呼声，这对英国也是有益的。④综合考量之后，英国外交部和兰普森大使决定默许埃及对德不宣战。
然而，在意大利参战前夕，宣战问题再次浮现。1940年5月，意大利参战迹象日益明显。鉴于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意大利对埃及的威胁甚至比德国更直接。5月25日，兰普森大使与马希尔首相就埃及对意大利宣战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兰普森大使和英国陆军参谋长希望埃及与英國同时宣战，但马希尔的态度并不积极。6月2日，马希尔在回复伦敦的官方质询时说，如果英国与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埃及会履行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但是在没有征得议会同意之前，埃及不会站在英国一边参战，除非意大利袭击了埃及。⑤
6月10日，意大利向法国和英国宣战，墨索里尼在宣战演讲中声称，意大利并没有侵略埃及的意图。轴心国的军事胜利和意大利的分化策略使阿里·马希尔更加坚定其消极的参战立场。马希尔首相于6月10日当晚发表了一份含糊不清、态度消极的声明：埃及政府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维护埃及利益，建议民众保持冷静。⑥马希尔首相还指出，对埃及发动攻击的战争，与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英意战争之间是有区别的。言外之意是埃及只参加直接进攻埃及的战争。兰普森大使把埃及的立场反馈给英国外交部后，得到强硬的答复：英国不接受这样的区别，并坚称如果英国对意宣战，依据条约规定，埃及也必须对意大利宣战。⑦显然，英国外交部对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该条约并未包含埃及必须跟随英国宣战的条款。
阿里·马希尔在6月12日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说，埃及将恪守同英国的联盟承诺，履行条约义务，将给予英国所有必要的援助，但只限在该国境内;埃及不参加战争，除非意大利军队占领埃及领土，或埃及的城市遭到轰炸，抑或埃及的军事设施遭到了空袭。从马希尔首相的言论可以推断：即使轴心国对英国在埃及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也可能不被认定为是对埃及的侵略行为。1940年6月17日，当意大利突袭塞卢姆和马特鲁港时，马希尔宣布这些冲突应被视为边界偶发事件，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⑧阿里·马希尔坚持“息事宁人”的外交策略避免得罪意大利，进而规避任何卷入战火的可能性，其消极的参战立场可见一斑。 尽管坚持不对意大利宣战，但阿里·马希尔政府还是依据英埃条约义务，于6月12日断绝了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埃及外交部官员通知意大利外交部长和使馆工作人员必须离开埃及。“鉴于德国将埃及大使馆人员扣留在柏林，因此，只有埃及驻罗马大使馆人员安全返回后，埃及政府才准予意大利大使馆人员离开。”①
马希尔首相执政末期，兰普森大使对阿里·马希尔勾结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的疑心越来越重。虽然埃意已斷交，但阿里·马希尔却推迟意大利外交部长和使馆人员离开埃及的时间。兰普森大使确信，在意大利外交部长离开埃及之前，阿里·马希尔曾多次会见他，这无疑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埃及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已经达成部分默契，目的是限制埃及与英国合作，以换取意大利给予埃及至少在战争期间的部分时段免受打击，以及一旦意大利取得战争胜利后埃及最终地位的保证。②以上种种迹象使兰普森大使确信：阿里·马希尔政府和国王本人都在寻求与意大利人重新“合作”。③兰普森大使认为，阿里·马希尔的继续任职将对英国的后方战场不利，因此决定推翻他。④这也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支持。6月17日，兰普森告诉法鲁克国王，必须解除马希尔职务，不允许他返回王宫施加影响。⑤迫于压力，6月24日马希尔首相宣布辞职。
继任首相哈桑·撒布里（Hassan Sabry Pasha）的参战立场与其前任阿里·马希尔保持一致。⑥撒布里首相是亲英派，试图与英国积极合作，但遭到国王势力和内阁中萨地党的阻挠和攻击而无法施展。1940年9月14日，意大利向埃及的西迪·巴拉尼挺进，撒布里首相并未积极应对，而是坚持“中立”。一向支持埃及参战的萨地党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先后几次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次入侵使埃及必须参与保卫国家行动。撒布里首相对萨地党要求参战的立场表示反对，称避免卷入对意大利的战争是议会通过的政策，不容挑战和质疑。萨地党最后决定以退出内阁表示抗议。⑦撒布里首相在埃及国内政治格局中属于少数派政党领袖，他既无法应对萨地党的攻击，也无法摆脱庞大的国王势力的掣肘，这样“软弱”的首相无法满足英国战时对埃及稳定局势的要求。凑巧的是，1940年11月14日，撒布里首相在众议院新一届会议开幕式宣读国王圣谕时心脏病发作，猝然身亡。
接替首相职位的亲英派侯赛因·西里（Hussein Sirry Pasha），选择延续前任的参战立场。1941年4月14日，西里首相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阐释了新政府的执政宣言：批准政府在（北非战场）后方与英国合作的政策，保护通讯和公共设施工程，维持民众的士气。⑧英国对西里的战时合作整体上是满意的，尤其是在打击阿里·马希尔势力和反英民众运动方面。⑨但西里首相与其前任一样，同为少数派政党领袖，对议会缺乏控制力，也无法抵挡来自国王势力的压力。随着1942年1—2月战争局势升级，埃及国内政局出现混乱局面，西里首相被迫辞职。
总体上看，二战初期（1942年2月以前），埃及政府在对德意宣战问题上态度比较消极，但三任埃及首相基本上能够履行《英埃同盟条约》义务，断绝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埃及坚持不宣战，尽量避免过分刺激德意轴心国的行为，与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关：
其一，埃及在一战中得到的惨痛教训。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并将其纳入战争轨道，还许诺战后给予独立。一战后，英国没有兑现承诺，引发埃及民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华夫脱运动，迫使英国宣布埃及“独立”，但是英国仍然利用“保留处置权”对埃及进行间接控制，埃及官方和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二战爆发后，埃及官方和民众认为这次大战是一战的重演，不愿再为英国卖命，因而消极对待。其二，对战争性质的认识。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埃及从国王到一般百姓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一场与埃及没什么关系的战争。其三，受亲轴心国的国王势力的影响。二战期间国王暗中与意大利和德国保持联络。国王法鲁克与意大利有深厚的渊源，他的祖母是意大利人，宫廷侍从也多为意大利人。战时的法鲁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都倾向于与意大利保持联系，为埃及留一条“后路”。兰普森在日记中写道：国王的顾问们（也可能包括国王本人），更倾向于一种双保险政策，即国王与意大利继续维持长期以来的联系。如果英国输掉战争，法鲁克王朝至少会是安全的。①不仅如此，国王还寻求与德国的“联系”，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发生在1941年4月。国王的岳父祖尔菲卡-帕夏（Zulfikar-pasha）与德国驻德黑兰特使埃特尔进行了接触。祖尔菲卡对埃特尔说：国王发现自己一直处于英国的压力之下;对希特勒和德国表示同情和尊重，以及战胜英国的美好祝愿，希望看到德国的解放部队尽快派往埃及。②国王的亲德意倾向影响了埃及政府的参战决策。1941年2月26日，美国驻埃及特使菲施与法鲁克国王的谈话印证了这一点。国王说：二战初期埃及准备宣战，但在他的影响下，阿里·马希尔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不仅是阿里·马希尔，后来的继任者撒布里和西里也都迫于他的压力，作出不参战承诺。国王明确地告诉菲施，如果不是他个人的干预，埃及肯定会卷入战争。③其四，与轴心国的舆论宣传和二战初期的军事胜利有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德意法西斯对阿拉伯民众展开宣传攻势，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英法殖民统治，而二战初期德意法西斯在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使埃及官方和民众曾经一度认为法西斯势力会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一切让埃及民众相信可以借法西斯之手，把英国驱逐出埃及，从而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
综上所述，二战初期埃及的参战立场是十分消极的，这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然而，由于此时埃及周边的战事并未达到千钧一发之际，面对埃及的消极避战立场，英国基本上采取容忍克制态度。但随着1942年2月埃及边境战争事态升级，英国方面着手积极干预埃及国内政局，以达到改变其参战立场的目的。
1942年春，德国隆美尔军队进攻至埃及西部边境，埃及处在危机之中。与此同时，国王对西里首相亲英行为不满，借与维希政府断交问题向其发难。亲轴心国势力阿里·马希尔也趁机鼓动民众游行示威，最终导致西里首相下台。在埃及国内外极度危机时刻，兰普森决定以武力威胁手段，迫使法鲁克国王任命亲英派华夫脱党组阁。在英国的武力逼迫下，2月4日，国王法鲁克同意华夫脱党纳哈斯上台组阁，这就是所谓的“二月事件”。在此次宫廷政变中，英国虽然未能成功废黜国王，但扶植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亲英华夫脱党上台执政，同时排除了阿里·马希尔势力再次执掌大权的可能，进而一举扭转了埃及政府自二战爆发以来在参战立场上的消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