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前往北极的荷兰捕鲸者察觉到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几十年来，海面上的冰层都在暮春时节消退，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前往北冰洋，在扬马延岛（Jan Mayen）和斯皮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附近的海湾捕捞弓头鲸。捕鲸者还在那里建立捕鲸站，用火炉将鲸脂烤出油脂。
　　欧洲的人口日益增长，人们需要这些鲸鱼油来照明、烹饪和制造肥皂。可是后来，即便在仲夏时节，海面上依然覆盖着厚厚的冰层，捕鲸者们无法到达他们的捕鲸站去烤鲸脂。气候的变化，似乎注定了这场生意的失败。
　　然而，在17世纪后期这寒冷的几十年间，荷兰捕鲸业反而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捕鲸者先是在船上或冰面上煮鲸脂，后来，他们干脆把鲸脂直接从北极运到阿姆斯特丹;那里的工人将鲸鱼油提炼到北极捕鲸站的火炉无法实现的纯度，这让荷兰捕鲸业在欧洲市场上颇具竞争优势。
　　捕鲸者还对船体进行了润滑和加固，使它们在遇到碎冰撞击时不致破损。与此同时，当时的荷兰共和国管理委员会废除了捕鲸业垄断，让数百名新捕鲸者加入了行业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气候变化引发的危机，让荷兰的捕鲸业迎来了黄金时代。
　　最新的历史研究发现，很多时候，人类社会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时，并没有一蹶不振;相反，他们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有些从气候变化引发的危机中迅速复苏，而另一些则完全避免了危机的发生。
　　气候的频繁波动，让人类社会更具适应性。我们的祖先创造性地寻求对策以走出困境。北极的荷兰捕鲸者故事，仅仅是人类用智慧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例子。

协同作用

　　历史学家与科学家的合作，揭示了现代测温设备诞生之前的气候变化历史：我们几乎居住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星球上，气温波动从未停歇。
　　例如，13世纪中叶，北半球部分地区开始变冷。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涉及地球自转轴方向的周期性变化、太阳辐射的不断下降、大气流与洋流的随机性波动，以及火山喷发所造成的二氧化硫气体在大气中的弥漫。
　　气温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于15世纪迎来一次急剧下降，经过两次反弹，至17世纪进入最低点，随后逐渐上升，在19世纪的再一次下降之后，自19世纪中叶开始，持续性地大幅变暖，直至今日。
　　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的气候变冷，通常被称作“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名称。由于气候变冷是在不同时期、分别于不同地区出现的，因此，即便是在17世纪与19世纪中最寒冷的那几十年，全球气温变冷也没有超过0.5℃，这与今日的气候变暖截然不同。而且，在小冰河期，地球上受冰封的区域也没有显著扩大，这与地质历史上的“冰河时期”（Ice Age）迥异。
　　然而，“小冰河期”一点都不“小”。气温异常持续了500年，而且，其影响也是近几千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尤其是在北半球：它所造成的洋流和大气流的变化，给一些地区带来了反复的暴雨，又让另一些地区遭受罕见的干旱。

　　气温异常持续了500年，而且，其影响也是近几千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在美洲，土著部落应对小冰河期，似乎格外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对小冰河期的气候变冷毫无准备，因此遭受重创。例如，当小冰河期内的第一次气候变冷光顾格陵兰岛的时候，北欧维京人从欧洲大陆带去的农业耕作方式难以为继;当14世纪与15世纪再次迎来气候变冷时，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的定居点消失了。
　　与此同时，一波波黑死病横扫欧亚大陆，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一些学者认为，这与14世纪初欧洲不稳定的气候有关，它引发的特大暴雨破坏了农作物收成、增加了牲畜发病率，由此造成的大饥荒不仅直接导致欧洲大陆约10%的人口死亡，而且让因营养不良而免疫力大减的儿童，在面对随后肆虐的黑死病时，变得不堪一击。
　　在欧洲和北美，17世纪是小冰河期最寒冷的时段。学者们认为，此时的老牌帝国根本无法经受自然环境的些许变化。经历16世纪的气温反弹，人口有所增长，但人们的口粮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力低下的农田。战争开支不断攀升，帝国政府只得在全国范围内搜刮农业生产盈余。农村土地的扩展已达到临界点，极端气温与降水引发了灾难性的粮食短缺。饥荒导致了普遍的饥饿、人口迁移和传染病，进而又引发叛乱、内战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如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所言：气候变冷、饥荒、疾病和战争之间“致命的协同作用”，最终导致了一场“全球危机”。这场危机让人类折损了近1/3的人口。

荷兰经验

　　最新研究显示，过去的观点往往忽视了人类的创造性与适应性，而这在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區依然发生着。
　　让我们重新回到荷兰共和国—从表面看，17世纪的荷兰似乎也被卷入了这场全球危机：不同宗教派系、政治派系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民众内部冲突频发，在遭受入侵与爆发叛乱之间，荷兰风雨飘摇;税收、公共债务和劳动力成本飙升，以往颇具竞争力的工业，从纺织到酿造业全面衰退;小冰河期给欧洲西北部带来的典型气象—强风暴，多次冲垮荷兰的堤坝和水闸，造成数千人溺亡。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荷兰在气候变化中所经历的似乎并非如此。荷兰经济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达到鼎盛，人均财富值世界领先;即使面对17世纪后期的经济风暴，依然可以通过改革以规避衰退。
　　荷兰的人口在该时期也得到快速增长，基础设施迅速完善，贸易扩张至全球，荷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家。荷兰军队尤其是海军，战胜了其他大国，使荷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文化和科学也迎来了昌盛，使17世纪的“黄金时代”为人们所铭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荷兰的崛起是其成功适应小冰河期的结果。例如：沿海城市的饮食类型多样，可以应对特定食物的短缺;城市慈善机构为穷人提供服务，而穷人在其他国家则是粮食短缺的直接受害者;荷兰的经济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海上，对他们来说，小冰河期带来的盛行风变化，可比降温重要得多，因为它缩短了荷兰的商贸行程，并且让荷兰战舰在战争中更有效地驾驭风力。
　　当然，气候变化也给荷兰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是，荷兰创造性地应对了这一挑战。例如：当风暴在整个欧洲引发一系列城市火灾时，荷兰发明家开发并出口了新式的灭火设备;当冬季水面結冰造成港口堵塞与运河停航时，荷兰发明了冰鞋、改良了破冰船;商人们在冰面上举办博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顾客远道而来，并且首创商业保险，让他们得以规避海上风暴带来的风险。

了解历史

　　在美洲，土著部落应对小冰河期，似乎格外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
　　例如，在16和17世纪，美国东北部的中立易洛魁人（Neutral Iroquoians），选择放弃农业、优先狩猎、建造小定居点，成功适应了变冷的环境;其他的易洛魁部落，通过迁移和分散社会网络，以分享日益稀少的资源;一些阿尔冈昆部落（Algonquian）则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放弃平等的社会结构，以便更有效地保护他们的玉米田;瓦巴内基（Wabanaki）的突袭者，使用了一种土著技术—雪鞋，战胜了英国士兵;在美国西南部，莫哈韦人（Mojave）学会如何像荷兰商人那样高效地储存与搬运食物。

　　18世纪驰骋北美大平原的科曼奇（Comanche）部落，如同17世纪的荷兰人，通过成功应对小冰河期的气候变冷，开启了自身的辉煌历史。自16世纪开始，寒冷多雨的天气促使野牛不断迁徙，并且迅速遍布整个大平原。当时，虽然许多印第安人部落都试图从中获利，但只有科曼奇人用火枪与马匹，通过捕猎与偷袭，很快地控制了它们。
　　18世纪的科曼奇人，就是通过这群规模不断增长的野牛，获得了大笔财富，足以与整个大平原地区的部落开展贸易。在小冰河期，当一个部落遭受霜冻或干旱时，另一个部落也许正经历着完全不同的“遭遇”，他们有足够的食物来源以应对短缺。
　　大众媒体或是学术界，都没有让我们正确地认识气候变化—无论是了解历史，还是应对未来。较为流行的错误观念—人类难逃此劫，让本可以将人为影响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的行动措施，都显得徒劳;而另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胡诌—“气候变化在过去一直都在发生，因此没什么可担心的”，则直接妨碍了人类为应对气候变暖而应当做出的努力。
　　我们需要拓宽上述两种极端观念之间的空间，而叙述气候变化历史的细节，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虽然，这些历史无法直接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当下的气候变暖，而且，我们面对的环境挑战也远远大于当年的荷兰人和科曼奇人所面对的，但是，此时我们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的手段也更强大。
　　气候变化的历史，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深层的道理：微小的环境变化可能会引发人类社会的巨大动荡，尤其是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本身摇摇欲坠的时候;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像一些人假想的那样，可以单方面简单地决定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