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着“红粉”两个字来猎奇的读者恐怕会失望了，张耀杰的《民国红粉》一书，论及女性22名，有太后、作家、学者、革命家，而其中唯一称得上有十成红粉气的，算是阮玲玉。她的一生，却又是个大悲剧，戏里戏外一般凄苦，甚至连死法，都和她所饰演的角色相同。
　　关于阮玲玉的死，最著名的说法是“人言可畏”，其锋芒直指社会。诚然，社會历来是怪兽，尤其是在男女平权远未实现的民国时期，黑暗是社会见怪不怪的常态，因此怎么批判都不过分。但张耀杰要强调的却是，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有两条不应无视。其一，不可用虚言和假语为武器，冲无物之阵施放冷箭。其二，不可全然抛开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里，虚言假语指的是，阮玲玉的遗言“人言可畏”，是绯闻男主角唐季珊伪造的。连鲁迅他老人家当时也被蒙在了鼓里，因此他奋而敲出来的动静，就不可能与事实合辙。而且，在张耀杰看来，面对大富豪唐季珊“阮玲玉同样表现出喜新厌旧、嫌贫爱富”。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但是，我们却有权利了解真相。真相就是，阮玲玉抛开曾相濡以沫共同走过困境的爱人张达民，投入了茶叶商人唐季珊的怀抱。随后，发生法律诉讼，这是有案可查的。随后，报道铺天盖地，就像今天的八卦新闻。你用一句伪造的“人言可畏”来为阮玲玉的死开脱，就把水搅浑了，好像是记者的笔戮死了她。事实，并非如此。
　　从真遗书中可以发现，阮玲玉的直接死因，是唐季珊移情别恋和家庭暴力。人言固然有压力，审判固然不好面对，但对阮玲玉及绝大部分女性来说，若有一个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她们的韧性足以助她们挺过难关。但唐“那天打我，今天又打我”，阮玲玉的心已经冷了，斯世何世，趣味全无。死，就成为她必然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阮玲玉漂亮，也许是因为她的演技实在好，我们很容易就天然认定她是无辜的受害者。同情、理解、支持，一古脑地献给她。因此，她死，就一定是别人的错。实在找不到哪个具体的人顶包，那就是社会的错。张耀杰则颠覆了这一切：让事实简单地回归事实，让法律问题简单地归于法律。
　　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张耀杰逐一剖析诸多民国女性。我们可以发现，张耀杰可不是什么女性解放的无条件鼓吹者。比如，他在书中，就没有写到秋瑾。秋瑾着男装、扮豪侠，基本上是把自己当男人使的。与秋瑾不同，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吕碧城就认为，女人爱美而富感情，女性解放，不必把自己解放成男人，“言必苍生，思不离廊庙”，就显得矫枉过正了。张耀杰认为，这一点，正是吕碧城比秋瑾高明处。
　　在本书中，最缺红粉气，名气最小的就是李超。但通读全书，却可以发现，张耀杰对李超寄情最深。她没有兄弟，父母过世，家产就全部归了堂兄。李超想读书，堂兄一分钱不给，李超只能靠姐夫勉强支持。她个性拘谨，一切苦都深埋于心，终于贫病交加，于1919年病死在北京，时年20余岁。
　　这样一位普通学生的死，却牵动了大批人的关心，胡适为她撰《李超传》，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蒋梦麟、罗家伦、张国焘等众多名流为她操办身后事。有数千人参加的追悼会，最后演变成了声讨会。受北京影响，李超家乡广西梧州，更有不下万人举办追悼会，控诉吃女人的恶制度。
　　实际上，女性解放，女权主义，这些词，个个歧义丛生，每个人都会附加自己的偏见于其上。因此，张耀杰在书中强调的是平权，而不是平等。平经济之权，平政治之权，用法律加以保障，这才是女性运动的进步实质。
　　红粉是噱头，张耀杰真正要表达的是：女性的平权与解放，不是转而变为男人，去上战场，去当高官，或者像毛时代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要像男人一样劳动和斗争。这样，就完全无视了女性的特点，其结果，不是把女人当成男人，而是把她们当成牲口一样来使唤。
　　因此，真正的男女平等，或可这样表述：在法律保障下，男女拥有同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在此基础上，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
　　比如在日韩这类国家，并没有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可今天她们不也活得好好的？
　　总之，张耀杰写“红粉”，怜香惜玉处不多，冷静解剖则毫不客气。这种“谁也没有豁免权”的态度，倒也是一种彻底的男女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