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现为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经济社会研究院（香港）高级研究员,商务部贸易与投资专家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社会研究院中国经济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我国是吸收外商投资大国，近年来每年实际外商投资在700亿美元左右。美国是对外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存量超过2万亿美元，年对外投资可达数千亿美元。按说，这样的两个国家的投资往来应该是高强度的，就象两国的贸易关系那样。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截至2007年6月底，我国累计实际吸收美国投资只有552.2亿美元，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7.3%，居我国外资来源的第四位；而从美国方面来说，我国吸收的美国投资仅占其对外投资存量的不到2%！实际上，考虑到统计上的误差，我国吸收美国投资更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根据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和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在美国2004年底的20640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中，中国只有150亿美元，仅占0.73%。若按我们自己的统计数据推算，截至2006年底我国吸收美国投资存量大约是200多亿美元左右，也仅占1%左右。
　　


　　本人长期研究中国外商投资问题，接触的美国投资企业也不少。但每次看到这样的统计数据，还是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投资热土吗？那些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不是多半都把投资中国作为21世纪的战略选择吗？为什么美国对华投资却处于如此之低的水平？尤其是与两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高水平的贸易往来相比较，投资的低水平就更加凸显。这种状况，无疑与两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引（投）资能力都极不相称。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我们自己对形势判断失误？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跨国公司在逗我们玩儿？还是我们的投资环境有问题？想进的进不来，进来的留不住？
　　出现这种状况，恐怕不是单一因素能够解释的。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中美两国的投资合作未能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中美贸易问题居于核心地位，一直受到重点关注。这或许是由于双方贸易的不平衡导致了长期持续不断的贸易冲突，并且引发出了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甚至食品卫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无论是两国政府、学术界、媒体还是公众，都把目光和精力主要放在了贸易关系上。而在两国经贸关系处理中，虽然投资问题时时存在，直接而且广泛地影响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其他方面，但作为整体的投资合作却未能从战略层面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
　　其次，是我国的市场准入原因。美国的在华投资，70%以上是在制造业，服务业只占不到30%。而服务业却是美国国际竞争优势最强的领域，也占其对外投资的60%以上。而我国对于重要服务业仍然采取严格限制措施，如电信、金融、航空运输等，这也使得美国对华投资受到一定局限。
　　第三，是资本市场原因。美国是资本最活跃、金融创新最快的国家，其对外投资也体现出了这一点。除了传统产业投资外，基金投资、证券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我国吸收外资，基本还是合资、合作、独资等传统模式，偏好有技术、产品、管理的制造业产业资本投资，不适应新类型资本的投资模式，也缺乏相应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这种差异导致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国资本不能进入我国投资。
　　第四，制度环境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在法律体系、所有制结构、政府管理、市场运行模式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异，美国的企业难以适应。
　　第五，文化观念原因。无论从一般的国际投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还是从我国的实际吸收外资情况看，文化观念都是影响美国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于规则和协议的尊重等。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很多地区在招商引资时，往往把“可以变通处理”作为一个引资优势对外推介或谈判合同条款，而美国投资者往往要求有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不愿意“变通处理”，甚至由此产生对于中方合作伙伴的不信任，导致投资项目失败。
　　


　　第六，两国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多年来两国间的矛盾冲突，包括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以及人权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众和投资者对于中国形象和投资环境的看法，并影响了其对华投资。
　　如此看来，要想提高我国吸收美国投资的水平，该采取的措施也就顺理成章：
　　第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中美投资合作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更应关注吸收美国投资问题。这是持续稳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需要，也是我国扩大开放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需要。中美两国的投资问题，实际上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各个问题都密切相关，已经在以往的中美经贸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会深刻影响今后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和健康发展。如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虽然体现为WTO中的“商业存在”形式，但实际上就是外国服务提供者（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问题，美国在银行、保险、证券、外贸、分销、商业、医疗、专项服务等行业竭力要求我国开放市场,为的就是让美国企业进入我国投资。中美间长期的知识产权纠纷，也不仅限于贸易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投资领域中。就是多年来中美两国都高度关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与投资问题紧密相联，是国际分工引发的跨国投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巨大顺差，不从跨国投资角度了解和认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可以说，只有对两国的投资问题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只有解决了中美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在贸易等其他领域存在的问题；只有两国的投资合作达到了一个符合两国实际的水平，中美经贸关系才具有稳定发展的基础。
　　第二，继续扩大我国的市场准入程度。尤其应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开放，重点是金融、电信领域的开放，以及与制造业有关的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如与物流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业等。这些领域的开放将为我国吸收美国投资开辟新的巨大空间，同时也会从总体上进一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带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并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传统制造业，也仍有开放的潜力，如汽车、饮料等，进一步放宽股权和审批限制也会提供新的投资空间。在农业方面，调整农业利用外资政策有助于扩大吸收外资。如农业种植业项目用地不应与工业用地统一标准，有关税费应更加优惠，对于自己生产农产品的处理应该放宽政策（包括出口、农产品批发、建立分销网络等）。美国企业在农业技术、管理、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方面都有长处，某些方面也为我所需，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来挖掘美国企业在我国农业领域的投资潜力。
　　第三，充分利用国际通行方式吸收外资。最重要的要善于利用并购方式吸收外资，如建立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制定或完善反垄断法、并购法、公平竞争法等）、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并同时加强监管等。其中，应重视美国金融资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这些基金本身并不生产经营所投资企业的产品，没有相应技术和产品，而是寻求快速资本回报，一般通过并购具有发展潜力的我国企业进行投资。这类投资对于我国来说也有其好处（如保持原有企业的品牌、改善企业机制、建立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连接等），而美国又是这方面投资能力全球最强的国家，所以，如何利用好这部分资金也是我们今后利用美国投资的重要方面。近年凯雷等的并购引起的广泛关注和争论，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其重要性。
　　我们的观念中，基金等于“热钱”，等于投机资本，允许这些资本进来，将可能加大我国的金融风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部分资金，一是堵不住，假如我们的市场缺陷可以导致高额回报的话；二是堵住了也不意味着就把来自于国际的金融风险拒于门外，从而实现金融安全。关键还是如何趋利避害，为我所用。起码，引导境外的金融资本投资制造业还是利大于弊。
　　第四，加速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法律体系更完善、规范、透明，为各类企业的平等竞争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第五，加强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首先是要加强我国在美国以及国际投资界的国家形象塑造，消除美国投资者对我国及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恰当认识，清晰了解我国的投资机会，使其真正把中国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同时对我国吸收美国投资进行战略规划，明确我国吸收美国投资的重点产业，锁定潜在的投资对象，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招商活动。为了有效进行投资促进活动，有必要在美国建立投资促进网络，比如加强我国驻美使（领）馆商务处的投资促进功能，或者设立专职投资促进官员，专门负责投资促进活动。
　　
　　编辑：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