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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以教育为生命载体，文化的形成及延续的过程就是教育过程。中国数千年超稳定农耕文化排斥科技创新，折射出大学文化中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以及对通过保障学术自由来达到探究真理、运用知识服务社会这一大学文化传统的漠视，使得大学长期疲于应付行政命令，而忽视真正的社会需求。这就需要以文化创新为实现机制，培育服务社会的组织文化并加以制度化，促使大学与现代社会实现互动。
[关键词]大学文化服务社会学术自由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6-0001-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6001
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全方位、主动服务社会，是国家赋予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之一。那么大学服务社会何以实现，推动和制约大学服务社会的机制是什么？英格尔斯（Alex Inkeles）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的考察指出：思想和观念是衡量一个民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据此，本文试图从观念，主要是文化观念创新视角来探寻影响大学服务社会的机制问题，旨在推动大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一、文化模式与教育功能
文化属于观念层面，概括来讲是特定社会中特有行为和思维方式、价值观的综合体现。“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的“观看”和“理解”，在西方15世纪就用该词来指代人们对事物外部形态的认识，同时也意指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 type），17世纪后也涉及构思过程。显然，观念只有实现社会化后才可以与社会行动联系起来[1]。文化具有复杂的内涵，对其解释纷繁驳杂。其中，文化与教育之间有无联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文化（culture）本意是培育、教养之意，这是最典型的本义，即文化须由教育产生，文化的形成及延续的过程就是教育过程。文化既然是某一群体创造出来并具有共享意义的体系，那么任何文化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以传播，从而形成群体观念，实现社会共享，成为特定的价值体系。文化以教育为生命载体，在教育的传承中吐故纳新。文化通过教育作用影响个体，从而得以传递；教育按社会要求将文化作用于人，通过人作用于社会，延续文化。康德曾在《论教育》中指出，人是需要教育的唯一生命，人只能通过教育而成其为人，因此教育担当文化的生命机制作用[2]。世界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农耕时代文化、工业时代文化、信息时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从原始部落游牧文化到农耕时代文化阶段就已基本停滞，并延续了数千年。
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体制对摄取外来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对于社会变革加以抵制，形成铁板一块的超稳定的文化定式。中国科举制也许是复制中国超稳定的农耕时代文化的重要因素。科举制作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严格设定了课程标准和考试内容，不容许对经典加以发挥和创新。科举制把读书设计为“读书→考试→文凭→官职→俸禄→光宗耀祖”这样一个价值链，由此形成复制皇权的官本位文化体系，读书做官思想成了读书人的最高追求。
中国两千年来的文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韦伯就曾论述过儒家伦理对中国走向现代性的障碍。儒家教育虽然表现为一种积极入世的心态，面对世俗生活，但却几乎全部以个人修养和政治为取向。表现在：一方面它以陶冶生活态度为目的，主要塑造一种君子理想，培养完美人格；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以晧首穷经、入世为官为最高人生抱负。现实当中，高校教师仍存在“官本位”情节，他们向往的成长之路基本与官本位情结有关，主要表现为：一是通过潜心学术获得“一官半职”，这切合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心理；二是借助政府的学术收购政策，争取获得更多的高层次学术奖励，获得更多的科研基金，如自科基金、社科基金、科学技术荣誉等等，以此提升自己的市场身价；三是通过走上仕途，为获取更多学术荣誉创造机会，“先做官、再做院士”[3]。这种对于知识分子心态的描述，实际上折射出大学文化中浓厚的“官本位”意识。
中国的大学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甚至是后工业时代，大学的文化观念却停留在封建农耕社会，没有转移到服务现代社会的中心上来。哈瑞·刘易斯（Lewis Harry）在哈佛学院任教30多年，2006年退休后出版《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中，丢失了大学最为宝贵的灵魂。刘易斯认为，哈佛在争夺优质师资和生源的过程中，忘记了把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成人。中国的教育制度是选择性很强的制度，通过层层考试来进行选拔。建国初期，国家建设强调向重工业倾斜。为把每个学生培养成国家干部，1956年政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就业分配制度。教育质量最终要通过检验毕业生是否已获得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技能来判断。由此中国大学生当中本已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得到了强化，传统教育价值取向提倡的“学而优则仕”得到了合法化和制度化，教育的目的明确定位于“做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了获取仕途升迁、获得权利的必要手段。
这种崇尚权利与社会地位的价值取向，在现代大学中主要体现为“行政本位”，行政权力操控学术委员会是普遍现象。在管理制度上基本采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按照行政部门设置基准实行行政化、标准化管理，设置科长、处长等等职级。这种制度安排往往形成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打压。科层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导致大学更多按照上级领导指示而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和社会需求办学。一般来说，学术权力是学者团体对学术机构和学术事务所持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载体是教授群。由于中国缺乏教授治教的传统，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之下，行政命令又下移到大学的科层管理当中，造成教授群的学术权力长期屈服于行政权力之下。甚至教授群本身就是行政权力的拥有者，致使大学文化逐渐走向庸俗化，失去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根基。
二、大学文化传统及其内核
大学文化的内核是什么？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经典的论述。作为存在了上千年的社会机构之一的大学，阿什比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说明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他认为大学自身具有文化传统，这可以从不同的大学理念中得以窥见；而正是这种文化传统本身界定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实现机制。而在纽曼（John Henry Newman）那里，大学被看作是一个教学机构，是由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自由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在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理念中，大学是带有研究性质的高等学术机构，科学研究是大学的主题。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承认追求科学和学术是大学的任务，但又指出大学不能不分是非，丧失行事的标准。他认为大学在忙于社会服务的狂热氛围下，文化是不能繁荣的，所以强调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无尽的欲望。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从永恒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知识、生命、世界或真理的全貌。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则认为大学是一个社团，它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目的是追求真理。克尔（Clark Kerr）认为现代大学是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具有多种功能，历史上任何高深学问机构都无法与之匹敌。它不仅保存、传播和拷问永恒真理，探索新知识，还要服务于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它没有一个唯一的灵魂，但是其成员都为真理而奉献。由上述论述可见，不论是偏于认识论，还是偏于政治论，乃至偏于永恒主义抑或是实用主义，这些高等教育哲学都把探究真理作为大学的灵魂和血脉。因此，追求真理应当成为大学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大学发展历史也表明，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必须恪守自由原则和科学态度，具有理性精神和批评意识，其中“学术自由”始终是获得创新成果的必要前提。大学虽然已经超越了“象牙塔”，但学术自由仍是处理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因此也是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核。 学术自由的传统是现代大学从中世纪遗传下来的，学术自由的前提是教会与社会分离、宗教与学问分离。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来源于两个传统：一是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自治和追求真理的思想；二是启蒙时代的多元主义以及个人具有表达信念的自由思想。在定义上看，学术自由是学者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不因冒犯政治学、经济学、方法学或者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担心受罚或解聘。简单而言的，自治权是大学没有外部控制的管理权力。伴随自治权而来的是大学问责制。问责制下，大学能够向外界团体展示负责人的行为。自治权与问责制之间存在矛盾，过多的自治权有可能使大学不对社会做出反应，过度的问责制有可能摧毁大学精神。学术自治包括实际自治权（substantive autonomy）和程序自治权（procedure arutonomy），实际自治权是针对学校内部事务而言的，指大学以法人形式自身决定目标以及发展的权力；程序自治权指大学以法人形式决定其内部事务实现方式的权力[4]。当然，学术自由也会出现滥用的现象，甚至有些学者会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开展与大学身份不符合的服务活动，为学者们参与学术、政治、个人等活动的合理性辩护。
学术自由有助于真理性知识体系的发展，并有助于将此知识体系传授给现在和未来一代，所以学术自由的前提是学者致力于严肃的学术问题。学术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可靠的方法发现真理；第二，通过教学和出版著作交流真理[5]。学术自由对于保障学者的学术成就不可缺少，只有通过学术自由，学者才会对重要问题选择最佳研究方法，开展最具有独立性和想象力的阐释和分析，在这一点上大学应该鼓励学术自由。学术共同的禀赋体现为追求真理、创造和传承知识的大学精神、自己独特的理念和品格。在理想的层面上，大学追求真理、追求学术、追求科学，不仅要立足当下，通过创新知识，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为未来社会服务，也就是引领社会的发展。德里克·博克（Derek Bok））认为，大学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体现，而大学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不能违背三项基本学术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
大学服务社会，既是政府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是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必须承认大学是具有自身特点和自治传统的高深学问机构。大学的命运决定性因素有两个：第一，大学成为各个学科追求真理的共同体；第二，大学长期服务于社会与文明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职责。大学已经成为提供服务的中转站，它对社会服务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保持大学自身作为承担创新知识和价值判断的核心的社会机构，大学的使命是培养、扩展和传递人类的想象、推理、记忆和观察能力所能达到的尽量合理的知识。
纵观现代中国大学建设，一些“一流大学”在大举改革之时，却沦落为一流的“留学预备大学”。对此，胡适先生早在1914年写就《非留学篇》时，就呼吁“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而当今的大学却热衷于把学生输入欧美。胡适提出“国家学术独立论”，就是要致力于培养本国所需要的人才。目前社会的评价标准和社会奖惩机制，有利于支持大学生留学。正如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社会奖惩机制是“科举出仕”，现代社会更倾斜于留学，这种社会奖惩机制不断强化钱钟书《围城》笔下描述的“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 [6]的普遍社会心态。西方现代大学的起点公认为是德国的柏林大学，而柏林大学的建立却来自德国人战败的耻辱感。费希特在《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中大声疾呼：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使德国真正自立。随后柏林大学建立，德国全力推行文化教育复兴，在短暂的时间内，德国从欧洲最落后的民族跃居为欧洲学术之翘楚。
中国大学的文化精神起源于“五四”精神，而“做中国学者，服务中国社会”则是其中的精髓。任何一种文化复兴都必定有担纲者。在现代社会，作为文化载体的大学，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担纲者的社会责任。甘阳从中国文化复兴的角度，在追问现代大学能否具有担当中国文明伟大复兴的责任时，提出中国大学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精英，这种精英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可以说是培养高尚华人。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今天恰恰是一个极端缺乏精英的国家[7]。
现代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没有良好的发展，中国的大学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大学服务社会反映的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对中国大学服务社会提出强烈的呼声，大学服务社会，不仅仅要适应社会的需求，更重要的在于引领社会发展，在引领中有所适应。大学需要站在社会发展的前端，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引领者，还应当是思想观念的引领者。所以，大学要采取主动的姿态，来主动服务社会，而不是被动服务。
三、创新大学组织文化
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在研究日本和美国公司时发现，高效能的公司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的作用，表现为合作、团队精神、信任等的共同价值观，正是它们维护了公司的内在统一性。在此基础上，他将组织文化定义为“借以将组织的潜在价值观和信念传递给组织成员的符号、礼仪和典故” [8]。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zberg）将组织文化看成是浸润到组织结构框架内的组织传统与信念[9]。概括起来看，组织文化是一种集体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观，是得以保持组织完整、并保持独特身份的共享取向系统。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organizational culture）被广泛运用于商业企业，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主题：高效能组织拥有强势的、独特的企业文化，执行领导的主要作用是营造组织文化。强势的组织文化可以促进或阻碍组织效能，文化对组织效能既具有促进作用也具有阻碍作用。守旧的文化将会发挥传统的因袭作用，而阻碍组织创新；创新的文化将会顺利推进组织变革，增加组织效能。
组织文化是有层次的，可以从共享规范、共同信念与价值观等三层次来理解，组织文化的核心就是一套共享价值观。亨利·明茨伯格按照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对组织文化功能的归纳，指出文化具有厘清组织边界的功能。大学特有的组织文化体现为大学的个性和特征，从而彰显自身的特色。大学要善于营造服务社会的氛围，形成服务社会的观念，把服务社会内化到学术文化之中，渗透到学科、学院、学校每一层级的组织当中。大学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文化价值取向是不相同的。组织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各具特色的组织文化体现在不尽相同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当中。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制度是一种稳定的、受到组织成员认同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是具有规范性的文化。从大学内部来衡量，组织文化内化在制度之中，通过制度外化为大学成员所遵循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内在价值取向是组织文化的内涵所在。比如中世纪大学拘泥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传授、阐释和研究当中，虽然培养的律师、牧师、医生也在为市民社会服务，但主要是处在国王和教会的控制之下，他们漠视科学发展，不断复制封建王权，导致大学日益走向封闭。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大学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全面服务于民主社会。大学从服务宗教转变为服务世俗社会，在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下建立了多层次的高等教育结构，包括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社区学院，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精神，不同层次的大学根据市场和国家的需求发挥自身的特色，服务于社会。中国大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但囿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处于政府的主导之下，缺乏形成服务社会的组织文化。在制度安排和结构上都处于政府的调控之中，大学缺乏培育自身服务社会的组织文化，而是疲于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计划、指示、评估，以此获取经费支持。尤其在本世纪初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政府对于大学的拨款方式由全额拨款转变成为公示拨款和绩效拨款相结合的方式。大学在获取政府经费支持的同时，不断地迎合政府的要求，缺乏从自身实际出发研究自身所处战略地位的动力，不能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从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上培育凝聚大学成员服务社会的组织文化。 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认为，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的一个核心条件就是一体化的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大学组织文化的一种理念或者观念。转型即变革，组织要变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形成具有变革涵义的文化精神。中世纪大学之所以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大学建立的秩序与科学研究相冲突。中世纪大学基本都是教会大学，统治大学的思想是与自然科学精神不相容的宗教神学和经验哲学。即使中世纪的学问研究，也只是为巩固教会统治服务的神学教义解释和经院哲学的思辨。可以这样认为，中世纪大学没有建立起组织文化来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当前，大学文化已经成为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办学资源、学术实力、教育水平和服务能力为主要内涵的“办学硬实力”；二是以凝聚力、教育力、创造力和引领力为主要内涵的“文化软实力”。大学文化的本义是求真育人，教育和科学是构成大学的两大核心要素。走出“象牙塔”的大学通过创造力来融入现代社会，体现现代大学的价值，并坚守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和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的历史地位，坚守具有人文关怀、科学理性和独立精神为核心的大学之魂。大学文化品位建立在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为魂“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上，必须坚守“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10]。大学服务社会，就是要从改革不合时宜的官本位文化入手，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创建起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术自由为根基的大学文化。
参考文献：
[1][英]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3：167
[2] 冯增俊：没有教育，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并延续下去[EB/OL].http：//learningsohucom/20140509/n399362839shtml
[3] 吴勇大学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5
[4]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第2版）[M].施晓光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4
[5] [11][美]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M].李家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09，119
[6] 甘阳，李猛中国大学改革之道[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5
[7] 甘阳大学之道与文化自觉[J].教育，2008（2）：46-47
[8] Ouchi， W Theory Z [M]. MA：Addison-Wesley，1981：41
[9] Mintzberg，H Mintzberg on Management[M].New York： Free Press，1989：98
[10] 王冀生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9
[关键词]大学文化服务社会学术自由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6-0001-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6001
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全方位、主动服务社会，是国家赋予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之一。那么大学服务社会何以实现，推动和制约大学服务社会的机制是什么？英格尔斯（Alex Inkeles）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的考察指出：思想和观念是衡量一个民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据此，本文试图从观念，主要是文化观念创新视角来探寻影响大学服务社会的机制问题，旨在推动大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一、文化模式与教育功能
文化属于观念层面，概括来讲是特定社会中特有行为和思维方式、价值观的综合体现。“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的“观看”和“理解”，在西方15世纪就用该词来指代人们对事物外部形态的认识，同时也意指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 type），17世纪后也涉及构思过程。显然，观念只有实现社会化后才可以与社会行动联系起来[1]。文化具有复杂的内涵，对其解释纷繁驳杂。其中，文化与教育之间有无联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文化（culture）本意是培育、教养之意，这是最典型的本义，即文化须由教育产生，文化的形成及延续的过程就是教育过程。文化既然是某一群体创造出来并具有共享意义的体系，那么任何文化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以传播，从而形成群体观念，实现社会共享，成为特定的价值体系。文化以教育为生命载体，在教育的传承中吐故纳新。文化通过教育作用影响个体，从而得以传递；教育按社会要求将文化作用于人，通过人作用于社会，延续文化。康德曾在《论教育》中指出，人是需要教育的唯一生命，人只能通过教育而成其为人，因此教育担当文化的生命机制作用[2]。世界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农耕时代文化、工业时代文化、信息时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从原始部落游牧文化到农耕时代文化阶段就已基本停滞，并延续了数千年。
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体制对摄取外来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对于社会变革加以抵制，形成铁板一块的超稳定的文化定式。中国科举制也许是复制中国超稳定的农耕时代文化的重要因素。科举制作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严格设定了课程标准和考试内容，不容许对经典加以发挥和创新。科举制把读书设计为“读书→考试→文凭→官职→俸禄→光宗耀祖”这样一个价值链，由此形成复制皇权的官本位文化体系，读书做官思想成了读书人的最高追求。
中国两千年来的文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韦伯就曾论述过儒家伦理对中国走向现代性的障碍。儒家教育虽然表现为一种积极入世的心态，面对世俗生活，但却几乎全部以个人修养和政治为取向。表现在：一方面它以陶冶生活态度为目的，主要塑造一种君子理想，培养完美人格；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以晧首穷经、入世为官为最高人生抱负。现实当中，高校教师仍存在“官本位”情节，他们向往的成长之路基本与官本位情结有关，主要表现为：一是通过潜心学术获得“一官半职”，这切合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心理；二是借助政府的学术收购政策，争取获得更多的高层次学术奖励，获得更多的科研基金，如自科基金、社科基金、科学技术荣誉等等，以此提升自己的市场身价；三是通过走上仕途，为获取更多学术荣誉创造机会，“先做官、再做院士”[3]。这种对于知识分子心态的描述，实际上折射出大学文化中浓厚的“官本位”意识。
中国的大学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甚至是后工业时代，大学的文化观念却停留在封建农耕社会，没有转移到服务现代社会的中心上来。哈瑞·刘易斯（Lewis Harry）在哈佛学院任教30多年，2006年退休后出版《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中，丢失了大学最为宝贵的灵魂。刘易斯认为，哈佛在争夺优质师资和生源的过程中，忘记了把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成人。中国的教育制度是选择性很强的制度，通过层层考试来进行选拔。建国初期，国家建设强调向重工业倾斜。为把每个学生培养成国家干部，1956年政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就业分配制度。教育质量最终要通过检验毕业生是否已获得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技能来判断。由此中国大学生当中本已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得到了强化，传统教育价值取向提倡的“学而优则仕”得到了合法化和制度化，教育的目的明确定位于“做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了获取仕途升迁、获得权利的必要手段。
这种崇尚权利与社会地位的价值取向，在现代大学中主要体现为“行政本位”，行政权力操控学术委员会是普遍现象。在管理制度上基本采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按照行政部门设置基准实行行政化、标准化管理，设置科长、处长等等职级。这种制度安排往往形成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打压。科层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导致大学更多按照上级领导指示而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和社会需求办学。一般来说，学术权力是学者团体对学术机构和学术事务所持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载体是教授群。由于中国缺乏教授治教的传统，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之下，行政命令又下移到大学的科层管理当中，造成教授群的学术权力长期屈服于行政权力之下。甚至教授群本身就是行政权力的拥有者，致使大学文化逐渐走向庸俗化，失去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根基。
二、大学文化传统及其内核
大学文化的内核是什么？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经典的论述。作为存在了上千年的社会机构之一的大学，阿什比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说明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他认为大学自身具有文化传统，这可以从不同的大学理念中得以窥见；而正是这种文化传统本身界定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实现机制。而在纽曼（John Henry Newman）那里，大学被看作是一个教学机构，是由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自由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在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理念中，大学是带有研究性质的高等学术机构，科学研究是大学的主题。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承认追求科学和学术是大学的任务，但又指出大学不能不分是非，丧失行事的标准。他认为大学在忙于社会服务的狂热氛围下，文化是不能繁荣的，所以强调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无尽的欲望。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从永恒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知识、生命、世界或真理的全貌。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则认为大学是一个社团，它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目的是追求真理。克尔（Clark Kerr）认为现代大学是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具有多种功能，历史上任何高深学问机构都无法与之匹敌。它不仅保存、传播和拷问永恒真理，探索新知识，还要服务于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它没有一个唯一的灵魂，但是其成员都为真理而奉献。由上述论述可见，不论是偏于认识论，还是偏于政治论，乃至偏于永恒主义抑或是实用主义，这些高等教育哲学都把探究真理作为大学的灵魂和血脉。因此，追求真理应当成为大学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大学发展历史也表明，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必须恪守自由原则和科学态度，具有理性精神和批评意识，其中“学术自由”始终是获得创新成果的必要前提。大学虽然已经超越了“象牙塔”，但学术自由仍是处理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因此也是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核。 学术自由的传统是现代大学从中世纪遗传下来的，学术自由的前提是教会与社会分离、宗教与学问分离。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来源于两个传统：一是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自治和追求真理的思想；二是启蒙时代的多元主义以及个人具有表达信念的自由思想。在定义上看，学术自由是学者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不因冒犯政治学、经济学、方法学或者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担心受罚或解聘。简单而言的，自治权是大学没有外部控制的管理权力。伴随自治权而来的是大学问责制。问责制下，大学能够向外界团体展示负责人的行为。自治权与问责制之间存在矛盾，过多的自治权有可能使大学不对社会做出反应，过度的问责制有可能摧毁大学精神。学术自治包括实际自治权（substantive autonomy）和程序自治权（procedure arutonomy），实际自治权是针对学校内部事务而言的，指大学以法人形式自身决定目标以及发展的权力；程序自治权指大学以法人形式决定其内部事务实现方式的权力[4]。当然，学术自由也会出现滥用的现象，甚至有些学者会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开展与大学身份不符合的服务活动，为学者们参与学术、政治、个人等活动的合理性辩护。
学术自由有助于真理性知识体系的发展，并有助于将此知识体系传授给现在和未来一代，所以学术自由的前提是学者致力于严肃的学术问题。学术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可靠的方法发现真理；第二，通过教学和出版著作交流真理[5]。学术自由对于保障学者的学术成就不可缺少，只有通过学术自由，学者才会对重要问题选择最佳研究方法，开展最具有独立性和想象力的阐释和分析，在这一点上大学应该鼓励学术自由。学术共同的禀赋体现为追求真理、创造和传承知识的大学精神、自己独特的理念和品格。在理想的层面上，大学追求真理、追求学术、追求科学，不仅要立足当下，通过创新知识，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为未来社会服务，也就是引领社会的发展。德里克·博克（Derek Bok））认为，大学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体现，而大学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不能违背三项基本学术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
大学服务社会，既是政府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是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必须承认大学是具有自身特点和自治传统的高深学问机构。大学的命运决定性因素有两个：第一，大学成为各个学科追求真理的共同体；第二，大学长期服务于社会与文明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职责。大学已经成为提供服务的中转站，它对社会服务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保持大学自身作为承担创新知识和价值判断的核心的社会机构，大学的使命是培养、扩展和传递人类的想象、推理、记忆和观察能力所能达到的尽量合理的知识。
纵观现代中国大学建设，一些“一流大学”在大举改革之时，却沦落为一流的“留学预备大学”。对此，胡适先生早在1914年写就《非留学篇》时，就呼吁“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而当今的大学却热衷于把学生输入欧美。胡适提出“国家学术独立论”，就是要致力于培养本国所需要的人才。目前社会的评价标准和社会奖惩机制，有利于支持大学生留学。正如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社会奖惩机制是“科举出仕”，现代社会更倾斜于留学，这种社会奖惩机制不断强化钱钟书《围城》笔下描述的“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 [6]的普遍社会心态。西方现代大学的起点公认为是德国的柏林大学，而柏林大学的建立却来自德国人战败的耻辱感。费希特在《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中大声疾呼：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使德国真正自立。随后柏林大学建立，德国全力推行文化教育复兴，在短暂的时间内，德国从欧洲最落后的民族跃居为欧洲学术之翘楚。
中国大学的文化精神起源于“五四”精神，而“做中国学者，服务中国社会”则是其中的精髓。任何一种文化复兴都必定有担纲者。在现代社会，作为文化载体的大学，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担纲者的社会责任。甘阳从中国文化复兴的角度，在追问现代大学能否具有担当中国文明伟大复兴的责任时，提出中国大学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精英，这种精英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可以说是培养高尚华人。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今天恰恰是一个极端缺乏精英的国家[7]。
现代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没有良好的发展，中国的大学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大学服务社会反映的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对中国大学服务社会提出强烈的呼声，大学服务社会，不仅仅要适应社会的需求，更重要的在于引领社会发展，在引领中有所适应。大学需要站在社会发展的前端，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引领者，还应当是思想观念的引领者。所以，大学要采取主动的姿态，来主动服务社会，而不是被动服务。
三、创新大学组织文化
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在研究日本和美国公司时发现，高效能的公司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的作用，表现为合作、团队精神、信任等的共同价值观，正是它们维护了公司的内在统一性。在此基础上，他将组织文化定义为“借以将组织的潜在价值观和信念传递给组织成员的符号、礼仪和典故” [8]。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zberg）将组织文化看成是浸润到组织结构框架内的组织传统与信念[9]。概括起来看，组织文化是一种集体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观，是得以保持组织完整、并保持独特身份的共享取向系统。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organizational culture）被广泛运用于商业企业，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主题：高效能组织拥有强势的、独特的企业文化，执行领导的主要作用是营造组织文化。强势的组织文化可以促进或阻碍组织效能，文化对组织效能既具有促进作用也具有阻碍作用。守旧的文化将会发挥传统的因袭作用，而阻碍组织创新；创新的文化将会顺利推进组织变革，增加组织效能。
组织文化是有层次的，可以从共享规范、共同信念与价值观等三层次来理解，组织文化的核心就是一套共享价值观。亨利·明茨伯格按照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对组织文化功能的归纳，指出文化具有厘清组织边界的功能。大学特有的组织文化体现为大学的个性和特征，从而彰显自身的特色。大学要善于营造服务社会的氛围，形成服务社会的观念，把服务社会内化到学术文化之中，渗透到学科、学院、学校每一层级的组织当中。大学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文化价值取向是不相同的。组织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各具特色的组织文化体现在不尽相同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当中。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制度是一种稳定的、受到组织成员认同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是具有规范性的文化。从大学内部来衡量，组织文化内化在制度之中，通过制度外化为大学成员所遵循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内在价值取向是组织文化的内涵所在。比如中世纪大学拘泥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传授、阐释和研究当中，虽然培养的律师、牧师、医生也在为市民社会服务，但主要是处在国王和教会的控制之下，他们漠视科学发展，不断复制封建王权，导致大学日益走向封闭。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大学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全面服务于民主社会。大学从服务宗教转变为服务世俗社会，在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下建立了多层次的高等教育结构，包括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社区学院，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精神，不同层次的大学根据市场和国家的需求发挥自身的特色，服务于社会。中国大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但囿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处于政府的主导之下，缺乏形成服务社会的组织文化。在制度安排和结构上都处于政府的调控之中，大学缺乏培育自身服务社会的组织文化，而是疲于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计划、指示、评估，以此获取经费支持。尤其在本世纪初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政府对于大学的拨款方式由全额拨款转变成为公示拨款和绩效拨款相结合的方式。大学在获取政府经费支持的同时，不断地迎合政府的要求，缺乏从自身实际出发研究自身所处战略地位的动力，不能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从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上培育凝聚大学成员服务社会的组织文化。 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认为，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的一个核心条件就是一体化的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大学组织文化的一种理念或者观念。转型即变革，组织要变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形成具有变革涵义的文化精神。中世纪大学之所以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大学建立的秩序与科学研究相冲突。中世纪大学基本都是教会大学，统治大学的思想是与自然科学精神不相容的宗教神学和经验哲学。即使中世纪的学问研究，也只是为巩固教会统治服务的神学教义解释和经院哲学的思辨。可以这样认为，中世纪大学没有建立起组织文化来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当前，大学文化已经成为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办学资源、学术实力、教育水平和服务能力为主要内涵的“办学硬实力”；二是以凝聚力、教育力、创造力和引领力为主要内涵的“文化软实力”。大学文化的本义是求真育人，教育和科学是构成大学的两大核心要素。走出“象牙塔”的大学通过创造力来融入现代社会，体现现代大学的价值，并坚守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和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的历史地位，坚守具有人文关怀、科学理性和独立精神为核心的大学之魂。大学文化品位建立在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为魂“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上，必须坚守“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10]。大学服务社会，就是要从改革不合时宜的官本位文化入手，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创建起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术自由为根基的大学文化。
参考文献：
[1][英]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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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美]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M].李家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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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uchi， W Theory Z [M]. MA：Addison-Wesley，1981：41
[9] Mintzberg，H Mintzberg on Management[M].New York： Free Press，1989：98
[10] 王冀生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