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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经》是中国诗史上具有极高价值的丰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选取《诗经》对宋初词精神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以《诗经·魏风·陟岵》篇的“对面飞来”题材为中心，从接受学角度，以“史”的发展脉络，理清《诗经》之于宋初词学精神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 《诗经》 《陟岵》 宋初词学精神 典范确立 “对面飞来”
《陟岵》是《诗经》中一首关于战争的诗歌。但是从文本的内在艺术手法来看，其“对面飞来”①式的文学创作方式比主题更耐人寻味。请看原诗[1]：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细读此诗，可以发现每章的前两句是现实性的，写的是作者登上高山思念亲人。而后六句则是想象性的，就像眼前忽然幻化出父亲、母亲、兄弟的身影与叮咛。这样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非常感人的。说亲人想念自己比单纯说自己想念亲人在情感上更有韵味。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样的手法是“据实构虚，以想象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2]。纵览宋初词坛，“对面飞来”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如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均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陟岵》篇的“对面飞来”法。然而，宋代词学的精神并不是仅仅模仿《诗经》而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从整体看，这样的手法在模仿中蕴含词人主观上对宋初词学创作的建构理想，也蕴含着一种新的词学精神的理念。
一、两种范式：宋初文坛与《诗经》印象
谈到宋初文坛，自然首推宋初文学影响力最大的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对《诗经》的印象或评价，对于整个宋初文坛自然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从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来看，他著有《诗本义》（包括《诗解》、《诗图》和《诗谱补亡》）等书。楼钥也指出诗经学在欧阳修经学中的重要位置。他在《攻媿集》卷七十五《跋欧阳公与张直讲帖》中说：“公（即欧阳修）发明经学，于《诗》最详……”另外，朱熹对欧阳修在诗经学方面的成就也作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他在《朱子语类》卷八十《解诗》中说：“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末本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诗经》已经不是“熟悉”那么简单了，而是已经在学术上对于《诗经》进行具有研究与阐发性质研究[3]。
对于《诗经》有好感的宋初文人，除了欧阳修，自然可以推柳永。但是柳永对《诗经》的印象并没有表现在实际的研究中，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词的创作中。他的“用俗于俗”“用雅于雅”“用雅于俗”的具体手法[4]，把诗经的神韵融汇于他的词中，为他的词的独特风格添加了浓重的文学底蕴。
可以说，欧阳修对于《诗经》，是在理论研究上很有建树，从宋人以学问为文学的整个大背景来看，这样的理论研究自然对于他的词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柳永则更把《诗经》当成文学创作的养料，在实践中肯定了《诗经》的文学地位。
二、脉络演变：五代词的初探意识与《陟岵》诗的类型化到个体化
《人间词话》中评价冯延巳时就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5]可以看出，五代词对于宋词特别是离它时间比较接近的宋初词，是一定的关联与影响的。当我们试着探讨《诗经》对宋初词学精神典范的确立前，不妨把视野向上看，看看《诗经》的典范之于五代词有怎样的艺术影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于“对研究宋初的词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忽略五代词的特征。王国维在面飞来法”举了几个例子，对于其中的五代词部分，钱先生是这么说的：
……孙光宪《生查子》：“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我”；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6]
那么钱先生的艺术直觉是否敏锐呢？且分析以上两首五代词的“对面飞来”手法。首先看孙光宪的《生查子》词[7]：
密雨阻佳期，尽日颙然坐。帘外正淋漓，不觉愁如锁。梦难裁，心欲破，泪逐檐声坠。想得玉人情，也合思量我。
从词的内容看，描述了一个将要赴会的男子，因为天降大雨而不能及时与心爱的女子相会的故事。其中男子的感情是极其丰富的，他不仅感觉到了思念的痛苦，而且从对面想象，想佳人也在因为这个下雨的天气见不到情郎而苦恼。全词具有十分浓郁的情感色彩，可以说，是在词中用到这种手法，更能体现词柔美的特质[8]。
再看韦庄的《浣溪沙》词[9]：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根据沈雄《古今词话》说：“韦庄为蜀王所羁。庄有爱姬，姿色艳美，兼工词翰。蜀王闻之，托言教授宫人，强夺之去。庄追念悒怏，作《荷叶杯》、《浣溪沙》诸词，情意凄怨。”则韦庄的创作背景为爱人被夺。根据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端己相蜀后，爱妾生离，故乡难返，所作词本此两意为多。此词冀其‘携手入长安’，则两意兼有。端己哀感诸作，传播蜀宫，姬见之益恸，不食而卒。惜未见端己悼逝之篇也。”[10]韦庄的创作背景为爱人生别离，不一定为蜀王所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韦庄是为“姬”而作，即为爱人所作。韦庄在词中先是直抒胸臆，说自己“夜夜相思”，接着说自己具体如何相思，即凭靠阑干，独看明月，却不能如月般团圆。后来更是从对面想象而来，想着爱人在思念自己，关心自己被子厚不厚，够不够暖和。
如果说《陟岵》诗是一个较早的“对面飞来”题材文本，它规定或者首创了“对面飞来”的手法而使之类型化，那么经过五代这两位词人的努力，至少在爱情这个题材上已经透露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发展的消息。《花间集》在宋代影响是很大的。当时词人填词，多以之为典范。北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即说吴思道作词，“专以《花间》所集为准”②。南宋的陈善主张写词要尊《花间集》：“唐末诗体卑陋，而小词最为奇绝，今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唐《花间集》当为长短句之宗。”③在个性化发展的过程中，五代词的爱情主题攻坚了“对面飞来”的题材，那么对于宋初的词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用更广阔的视野与更动人的情怀对待“对面飞来”的艺术手法。 三、耆卿风流：《诗经》“对面飞来”结构的拓展与词风新变
柳永生于宋初，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当然，本文的重点不是谈柳永的文学史地位，而是关注柳永对《陟岵》手法的学习，以及其用这种艺术手法大胆拓展宋词格局的意识。且看他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11]：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这首词的“对面飞来”法具体见“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一句中。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④。从整首词来看，词人上片写景，下片抒怀。在抒怀的过程中，词人并不说自己想念心中那个“佳人”，而是想到有一个“佳人”，她在妆楼上望着远方，有好几次都误以为词人乘着小船回来了。在这样的场景中，读者更能感受到词人对“佳人”的思念。那么这样典型的“对面飞来”手法，其实是柳永在艺术上的一个突破。
首先，从宋初词的体式上看，在慢词中尝试这种“对面飞来”的手法，柳永是第一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在扩充了词的内容含量与强化了表现能力的同时，又借鉴了《陟岵》篇的艺术手法，使得先秦时滥觞的“对面飞来”法在宋词的世界里畅游。《诗经》毕竟是四言为主，总体不如宋词长短句形式的灵活。相对于五代词，柳永的慢词容量又扩大了，使得在一首词中，可以先铺陈一段，再用“对面飞来”手法，这就达到了极其博大而又深微的艺术境界。
另外，柳永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初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为例，俚词俗语的使用，是宋初词通俗化的尝试，而“对面飞来”法的应用又是远绍《诗经》的尊古态度。在这样错杂发展的词学创作中，柳永的词风可以说是醇厚中带简朴，简朴中带醇厚。于读者来说，如一碗米酒，越品越有味道。
总之，柳永借用“对面飞来”手法，并将其引入他的慢词创作中，促成了他词风的新变，也使得《诗经》历经千年的风雨后，重新在一个新的文学体裁上绽放了光芒。宋初词学的精神，因为柳永的这一尝试，而显得更有魅力，更具风采。
四、六一心境：《诗经》“对面飞来”创作的艺术与尊体尝试
欧阳修的词中，有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世界。
且看欧阳修《踏莎行》[12]：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最后两句写少妇的凝望和想象，是游子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游子想象到了居者的登高怀远，而且在想象对方的目光仿佛是在追随自己。如此写来，情意深长而又哀婉欲绝。
此词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上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结构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意味深长。这种透过一层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刘学锴先生说：“行者不仅想象到居者登高怀远，而且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对自己的追踪。这正是一个深刻理解所爱女子心灵美的男子用体贴入微的关切怀想描绘出来的心画。”[13]带来了强烈的美感效果。
可以说，在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对“对面飞来”艺术手法的运用。这里的少妇如《陟岵》篇的那个作者，登高而望，感慨万千。
那么《诗经》对欧阳修的典范影响有何文学意义呢？首先关注欧阳修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对于这点，章培恒与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
词中大量的情感性表述，与欧阳修诗文的崇道抑情倾向形成巨大的反差。一个人在需要大量情感投入的艺术创造领域里，某些场合过度地宣泄情感（欧阳修多借女性口吻大写情词可作例证），在另一些场合又固执地抑制情感的表露，从这种程度上说，实有人格分裂之嫌[14]。
“人格分裂”的说法有待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欧阳修在宋初政治意义比较重要的诗文中倡导“先道后文”，而在作为宋初审美性超过政治性的词中，他又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或者说是为一些群体抒发感情。这样的艺术创作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诗经》的“对面飞来”手法在欧阳修的词中显示出循环往复的艺术魅力。从宋初整个文学背景来看，欧阳修这种特殊的对待诗文词的态度，正是他对于宋初词“尊体”的尝试。欧阳修渴望在词中抒发真情，并且把词带到一个具有浓厚艺术魅力的世界中。可以说《诗经》的“对面飞来”手法作为一方面，给欧阳修充足的精神的养料，在宋初词学的精神建构中突出了“尊体”的意味。欧阳修的这一行为，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五、典范确立：诗与词之接受美学的演进
综合以上对于从《陟岵》到五代孙光宪的《生查子》、韦庄的《浣溪沙》，到宋初柳永的《八声甘州》与欧阳修的《踏莎行》的分析，均是“对面飞来”法一脉相承的运用。可以看出，《诗经》与宋初词在艺术创作上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宋初词也可以在审美上借鉴《诗经》的艺术手法。从西方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诗经》文本为审美客体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但审美客体的最后实现还有赖于读者（本文中的柳永与欧阳修）对文本进行处理。读者的阅读即相当于隐含读者的“实现”[15]。在这个接受美学的现场，宋初词对《诗经》的艺术性做了很好的融通。
作为“始祖”的《陟岵》，它的独特的艺术手法在宋初词的精神发展中起到了典范的作用。作为榜样，《诗经》给了宋初的词人很多启示。可以说，正是宋初两位重要的词人柳永和欧阳修，分别在词风新变和“尊体”尝试上，向千年以前的《诗经》的典范致以深深的敬意。宋初的词学精神，继承了具有千年深厚底蕴《诗经》的文学遗产，在体式的创新、语言的变换、意境的追远方向，均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艺术方香。
注释：
①“对面飞来”的说法，见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第360页）分析杜甫《月夜》诗时指出：“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另注：李金坤著《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版）第213页对于这一类的作品的手法统称为“对面飞来”，本文沿用此说。
②关于此文出处，可参见《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参见《扪虱新话》卷九，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宋人小说》本.
④施议对《论“屯田家法”》有相关论述，见《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印行）第194～198.
参考文献：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8.
[2][6]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关鹏飞.欧阳修诗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聊城大学学报，2015，（4）.
[4]姜双双.论柳词对《诗经》的运用[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4，（4）.
[5][8]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朱祖谋（校）.尊前集[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9]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12]唐圭璋.全宋词（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14]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89.
[15]王丽丽.历史交流反应——接受美学的理论递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关键词： 《诗经》 《陟岵》 宋初词学精神 典范确立 “对面飞来”
《陟岵》是《诗经》中一首关于战争的诗歌。但是从文本的内在艺术手法来看，其“对面飞来”①式的文学创作方式比主题更耐人寻味。请看原诗[1]：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细读此诗，可以发现每章的前两句是现实性的，写的是作者登上高山思念亲人。而后六句则是想象性的，就像眼前忽然幻化出父亲、母亲、兄弟的身影与叮咛。这样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非常感人的。说亲人想念自己比单纯说自己想念亲人在情感上更有韵味。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样的手法是“据实构虚，以想象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2]。纵览宋初词坛，“对面飞来”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如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均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陟岵》篇的“对面飞来”法。然而，宋代词学的精神并不是仅仅模仿《诗经》而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从整体看，这样的手法在模仿中蕴含词人主观上对宋初词学创作的建构理想，也蕴含着一种新的词学精神的理念。
一、两种范式：宋初文坛与《诗经》印象
谈到宋初文坛，自然首推宋初文学影响力最大的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对《诗经》的印象或评价，对于整个宋初文坛自然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从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来看，他著有《诗本义》（包括《诗解》、《诗图》和《诗谱补亡》）等书。楼钥也指出诗经学在欧阳修经学中的重要位置。他在《攻媿集》卷七十五《跋欧阳公与张直讲帖》中说：“公（即欧阳修）发明经学，于《诗》最详……”另外，朱熹对欧阳修在诗经学方面的成就也作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他在《朱子语类》卷八十《解诗》中说：“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末本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诗经》已经不是“熟悉”那么简单了，而是已经在学术上对于《诗经》进行具有研究与阐发性质研究[3]。
对于《诗经》有好感的宋初文人，除了欧阳修，自然可以推柳永。但是柳永对《诗经》的印象并没有表现在实际的研究中，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词的创作中。他的“用俗于俗”“用雅于雅”“用雅于俗”的具体手法[4]，把诗经的神韵融汇于他的词中，为他的词的独特风格添加了浓重的文学底蕴。
可以说，欧阳修对于《诗经》，是在理论研究上很有建树，从宋人以学问为文学的整个大背景来看，这样的理论研究自然对于他的词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柳永则更把《诗经》当成文学创作的养料，在实践中肯定了《诗经》的文学地位。
二、脉络演变：五代词的初探意识与《陟岵》诗的类型化到个体化
《人间词话》中评价冯延巳时就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5]可以看出，五代词对于宋词特别是离它时间比较接近的宋初词，是一定的关联与影响的。当我们试着探讨《诗经》对宋初词学精神典范的确立前，不妨把视野向上看，看看《诗经》的典范之于五代词有怎样的艺术影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于“对研究宋初的词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忽略五代词的特征。王国维在面飞来法”举了几个例子，对于其中的五代词部分，钱先生是这么说的：
……孙光宪《生查子》：“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我”；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6]
那么钱先生的艺术直觉是否敏锐呢？且分析以上两首五代词的“对面飞来”手法。首先看孙光宪的《生查子》词[7]：
密雨阻佳期，尽日颙然坐。帘外正淋漓，不觉愁如锁。梦难裁，心欲破，泪逐檐声坠。想得玉人情，也合思量我。
从词的内容看，描述了一个将要赴会的男子，因为天降大雨而不能及时与心爱的女子相会的故事。其中男子的感情是极其丰富的，他不仅感觉到了思念的痛苦，而且从对面想象，想佳人也在因为这个下雨的天气见不到情郎而苦恼。全词具有十分浓郁的情感色彩，可以说，是在词中用到这种手法，更能体现词柔美的特质[8]。
再看韦庄的《浣溪沙》词[9]：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根据沈雄《古今词话》说：“韦庄为蜀王所羁。庄有爱姬，姿色艳美，兼工词翰。蜀王闻之，托言教授宫人，强夺之去。庄追念悒怏，作《荷叶杯》、《浣溪沙》诸词，情意凄怨。”则韦庄的创作背景为爱人被夺。根据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端己相蜀后，爱妾生离，故乡难返，所作词本此两意为多。此词冀其‘携手入长安’，则两意兼有。端己哀感诸作，传播蜀宫，姬见之益恸，不食而卒。惜未见端己悼逝之篇也。”[10]韦庄的创作背景为爱人生别离，不一定为蜀王所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韦庄是为“姬”而作，即为爱人所作。韦庄在词中先是直抒胸臆，说自己“夜夜相思”，接着说自己具体如何相思，即凭靠阑干，独看明月，却不能如月般团圆。后来更是从对面想象而来，想着爱人在思念自己，关心自己被子厚不厚，够不够暖和。
如果说《陟岵》诗是一个较早的“对面飞来”题材文本，它规定或者首创了“对面飞来”的手法而使之类型化，那么经过五代这两位词人的努力，至少在爱情这个题材上已经透露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发展的消息。《花间集》在宋代影响是很大的。当时词人填词，多以之为典范。北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即说吴思道作词，“专以《花间》所集为准”②。南宋的陈善主张写词要尊《花间集》：“唐末诗体卑陋，而小词最为奇绝，今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唐《花间集》当为长短句之宗。”③在个性化发展的过程中，五代词的爱情主题攻坚了“对面飞来”的题材，那么对于宋初的词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用更广阔的视野与更动人的情怀对待“对面飞来”的艺术手法。 三、耆卿风流：《诗经》“对面飞来”结构的拓展与词风新变
柳永生于宋初，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当然，本文的重点不是谈柳永的文学史地位，而是关注柳永对《陟岵》手法的学习，以及其用这种艺术手法大胆拓展宋词格局的意识。且看他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11]：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这首词的“对面飞来”法具体见“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一句中。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④。从整首词来看，词人上片写景，下片抒怀。在抒怀的过程中，词人并不说自己想念心中那个“佳人”，而是想到有一个“佳人”，她在妆楼上望着远方，有好几次都误以为词人乘着小船回来了。在这样的场景中，读者更能感受到词人对“佳人”的思念。那么这样典型的“对面飞来”手法，其实是柳永在艺术上的一个突破。
首先，从宋初词的体式上看，在慢词中尝试这种“对面飞来”的手法，柳永是第一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在扩充了词的内容含量与强化了表现能力的同时，又借鉴了《陟岵》篇的艺术手法，使得先秦时滥觞的“对面飞来”法在宋词的世界里畅游。《诗经》毕竟是四言为主，总体不如宋词长短句形式的灵活。相对于五代词，柳永的慢词容量又扩大了，使得在一首词中，可以先铺陈一段，再用“对面飞来”手法，这就达到了极其博大而又深微的艺术境界。
另外，柳永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初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为例，俚词俗语的使用，是宋初词通俗化的尝试，而“对面飞来”法的应用又是远绍《诗经》的尊古态度。在这样错杂发展的词学创作中，柳永的词风可以说是醇厚中带简朴，简朴中带醇厚。于读者来说，如一碗米酒，越品越有味道。
总之，柳永借用“对面飞来”手法，并将其引入他的慢词创作中，促成了他词风的新变，也使得《诗经》历经千年的风雨后，重新在一个新的文学体裁上绽放了光芒。宋初词学的精神，因为柳永的这一尝试，而显得更有魅力，更具风采。
四、六一心境：《诗经》“对面飞来”创作的艺术与尊体尝试
欧阳修的词中，有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世界。
且看欧阳修《踏莎行》[12]：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最后两句写少妇的凝望和想象，是游子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游子想象到了居者的登高怀远，而且在想象对方的目光仿佛是在追随自己。如此写来，情意深长而又哀婉欲绝。
此词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上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结构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意味深长。这种透过一层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刘学锴先生说：“行者不仅想象到居者登高怀远，而且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对自己的追踪。这正是一个深刻理解所爱女子心灵美的男子用体贴入微的关切怀想描绘出来的心画。”[13]带来了强烈的美感效果。
可以说，在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对“对面飞来”艺术手法的运用。这里的少妇如《陟岵》篇的那个作者，登高而望，感慨万千。
那么《诗经》对欧阳修的典范影响有何文学意义呢？首先关注欧阳修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对于这点，章培恒与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
词中大量的情感性表述，与欧阳修诗文的崇道抑情倾向形成巨大的反差。一个人在需要大量情感投入的艺术创造领域里，某些场合过度地宣泄情感（欧阳修多借女性口吻大写情词可作例证），在另一些场合又固执地抑制情感的表露，从这种程度上说，实有人格分裂之嫌[14]。
“人格分裂”的说法有待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欧阳修在宋初政治意义比较重要的诗文中倡导“先道后文”，而在作为宋初审美性超过政治性的词中，他又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或者说是为一些群体抒发感情。这样的艺术创作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诗经》的“对面飞来”手法在欧阳修的词中显示出循环往复的艺术魅力。从宋初整个文学背景来看，欧阳修这种特殊的对待诗文词的态度，正是他对于宋初词“尊体”的尝试。欧阳修渴望在词中抒发真情，并且把词带到一个具有浓厚艺术魅力的世界中。可以说《诗经》的“对面飞来”手法作为一方面，给欧阳修充足的精神的养料，在宋初词学的精神建构中突出了“尊体”的意味。欧阳修的这一行为，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五、典范确立：诗与词之接受美学的演进
综合以上对于从《陟岵》到五代孙光宪的《生查子》、韦庄的《浣溪沙》，到宋初柳永的《八声甘州》与欧阳修的《踏莎行》的分析，均是“对面飞来”法一脉相承的运用。可以看出，《诗经》与宋初词在艺术创作上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宋初词也可以在审美上借鉴《诗经》的艺术手法。从西方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诗经》文本为审美客体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但审美客体的最后实现还有赖于读者（本文中的柳永与欧阳修）对文本进行处理。读者的阅读即相当于隐含读者的“实现”[15]。在这个接受美学的现场，宋初词对《诗经》的艺术性做了很好的融通。
作为“始祖”的《陟岵》，它的独特的艺术手法在宋初词的精神发展中起到了典范的作用。作为榜样，《诗经》给了宋初的词人很多启示。可以说，正是宋初两位重要的词人柳永和欧阳修，分别在词风新变和“尊体”尝试上，向千年以前的《诗经》的典范致以深深的敬意。宋初的词学精神，继承了具有千年深厚底蕴《诗经》的文学遗产，在体式的创新、语言的变换、意境的追远方向，均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艺术方香。
注释：
①“对面飞来”的说法，见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第360页）分析杜甫《月夜》诗时指出：“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另注：李金坤著《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版）第213页对于这一类的作品的手法统称为“对面飞来”，本文沿用此说。
②关于此文出处，可参见《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参见《扪虱新话》卷九，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宋人小说》本.
④施议对《论“屯田家法”》有相关论述，见《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印行）第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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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89.
[15]王丽丽.历史交流反应——接受美学的理论递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