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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切是党、国家和军队给予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我是祖国大树上的一片绿叶,我要为祖国母亲竭诚奉献。
——廖万清
从小立志,当一名解除病人痛苦的医生
廖万清是“客家人”,祖籍在广东梅县。1938年,廖万清出生在新加坡。1941年,日本鬼子把战火烧到东南亚,为了把自己的“根”留在祖国,饱受战乱之苦的廖万清父母,把廖万清送回国内,交给自己的弟弟抚养。同年,廖万清的父亲去世,3岁丧父的他从此跟着叔叔一起生活。
叔叔不负重托,“客家人”又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到了廖万清上学年龄时,生活清贫的叔叔把他送进了小学。廖万清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好,初中和高中的学费都是依靠“人民助学金”完成的。那时,他心里有个梦想:长大后像家族里的叔公一样,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高中毕业时,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廖万清被保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来到四军医大的第一年,瘦弱的廖万清体重才39公斤,但他以强烈的报国之心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大西北的恶劣气候,胜任了超体能的军事训练。1961年7月,廖万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个月后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军医。
刻苦钻研,填补深部真菌病研究空白
1979年,长征医院收治了一名高烧、昏迷的中年男子。在进行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一种真菌)性脑膜炎。当时,廖万清作为主管医生积极参与联合会诊及抢救。然而,由于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几天后便不治身亡。“起病急、来势凶、治疗难,让我备受刺激。”说起这段往事,廖万清至今记忆犹新。隐球菌性脑膜炎是由隐球菌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而引起的深部真菌病,有极高的死亡率,被大家喻为“夺命病”。遗憾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医学在真菌病,特别是是在隐球菌性脑膜炎方面的研究基本为“空白”。
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意味着廖万清将比别人付出更多、更多。但是,病人需要他解决难题来拯救生命,这种为生命而学的感召力在他内心涌动。从此,他决定以此作为自己主攻方向,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探索其中的奥秘。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学习,从基础理论、临床观察、科学实验,他深入真菌“家族”,一步步地识别隐球菌性脑膜炎的真面目,摸清它们的基本规律。
那时候,医院的条件相当艰苦,要腾出一间房子搞科研是件难事。廖万清向领导提出把皮肤科门诊一间5平米的小厕所改造成为实验室。院领导被他的这种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所感动,当即拍板挤出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给他做实验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并开展相关真菌病研究的专家之一,廖万清深切地感受到肩头责任和使命之重大。
实验需要大量的动物,廖万清就在实验室窗外吊一个笼子,自己养小白鼠。为了及时对培养、分离出的真菌进行显微摄影,廖万清经常骑车一个多小时到第二军医大学电教室拍照。上班时间不够用,廖万清就在家里整理材料。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没有书房,廖万清就坐在小凳子上,把膝盖当桌面,或者干脆就趴在床上写,这种习惯甚至延续至今。短短几年里,廖万清收集了大量的真菌标本。由于科研成果突出,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廖万清创建了全国唯一的中国医学真菌保藏管理中心“隐球菌专业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廖万清领衔的课题组重点对致病隐球菌的病原学及分型、流行病学、致病机理、诊治措施等进行系列研究。在研究中确立了病情凶险的隐球菌性脑膜炎的诊断和治疗新方法,提出了对非艾滋病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和分期综合疗法,显著提高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愈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廖万清为无数被死亡追逐的患者打开了一扇生命之门,赢得了他们及其家属的鲜花和锦旗。
发现新菌种,拓展致病真菌防治研究
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廖万清在他的实验室里发现了6种新的病原真菌,解决了医学真菌的疑难杂症的诊治问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例如,1980年12月,廖万清首次发现格特隐球菌(S8012)引起的脑膜炎;1994年,廖万清进行顶孢头孢霉引起白毛结节病的研究;2004年,廖万清发现聚多曲霉引起的肺部感染,并成功治愈。
1982年起,廖万清将研究领域拓展至各类高危人群致病真菌的防治研究,明确我国肾移植、烧伤、放射伤等高危人群真菌带菌谱主要有11属28种,其中又以念珠菌和曲霉为主,并证明其与感染的相关性,采用针对性防治措施后使肾移植病人真菌感染率显著下降。这一项项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传颂海内外,廖万清也先后被邀请到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多国参加会议交流及讲学,他的科研成果为各国人民服务,成为人类的福音。而他培养的众多研究生和留学生,如今都成了各自单位的骨干力量,战斗在与真菌病抗争的第一线。
献身国防,致力于军队真菌病防治研究
作为文职将军的廖万清,一直致力于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在主持完成对东南沿海舰艇部队、野战部队、空军、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及住岛部队等皮肤病防治研究中,明确了各种浅部真菌病的高发因素、主要致病菌种及引起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并联合研制了抗真菌药物,显著降低了部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保障了战斗力。
由于在部队真菌病防治研究中解决了战备训练、卫勤保障等重要问题和贡献,廖万清先后获得“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并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此外,由廖万清主编的《真菌病学》在真菌专业人员的翘首企盼中出版问世,并获得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医生本色,陪伴他“真实、平和”的人生
走过近半个世记的医学道路,面对不胜枚举的奖项和荣誉,廖万清非常谦逊淡然:“很简单,我是一个中国人,党这样信任我,我只是做了一份我应该做的事;我是祖国培养的,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将军是他的军衔,医生是他的职业。廖万清对外总喜欢说自己是一名医生,这是他的本职,也是他的本色。廖万清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自身的肤色、气色,尽显皮肤科大家的“专业水准”,成了他专业成果的最真实“广告”。他睿智、平和,谈起日常养生,他有三点体会:
1. 心情要好。人一生要遇到许多事情,无论多么艰难都必须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要拿得起,放得下。对同志要虚怀若谷,千万别斤斤计较,要快乐生活。
2. 生活规律。日常作息时间要规律,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少吃油炸食品,多吃一些有利于身体健康的“绿色食品”。不抽烟、少饮酒。平常应劳逸结合。
3. 适当运动。坚持各种运动,如旅游、饱览名山大川、慢跑、散步、体操等。平时,要有意识培养多种兴趣、爱好,特别是游览名山大川,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登高望远,陶冶情操,培养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
如今,廖万清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医学真菌病研究所,使之成为集诊断、治疗、科研及教学于一体的、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真菌病研究基地。而他带领的课题组正在开展有关“重要病原真菌分子生物学致病机制”的研究,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理,寻求更有效的诊疗措施,让真菌病不再是“夺命病”。
——廖万清
从小立志,当一名解除病人痛苦的医生
廖万清是“客家人”,祖籍在广东梅县。1938年,廖万清出生在新加坡。1941年,日本鬼子把战火烧到东南亚,为了把自己的“根”留在祖国,饱受战乱之苦的廖万清父母,把廖万清送回国内,交给自己的弟弟抚养。同年,廖万清的父亲去世,3岁丧父的他从此跟着叔叔一起生活。
叔叔不负重托,“客家人”又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到了廖万清上学年龄时,生活清贫的叔叔把他送进了小学。廖万清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好,初中和高中的学费都是依靠“人民助学金”完成的。那时,他心里有个梦想:长大后像家族里的叔公一样,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高中毕业时,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廖万清被保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来到四军医大的第一年,瘦弱的廖万清体重才39公斤,但他以强烈的报国之心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大西北的恶劣气候,胜任了超体能的军事训练。1961年7月,廖万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个月后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军医。
刻苦钻研,填补深部真菌病研究空白
1979年,长征医院收治了一名高烧、昏迷的中年男子。在进行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一种真菌)性脑膜炎。当时,廖万清作为主管医生积极参与联合会诊及抢救。然而,由于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几天后便不治身亡。“起病急、来势凶、治疗难,让我备受刺激。”说起这段往事,廖万清至今记忆犹新。隐球菌性脑膜炎是由隐球菌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而引起的深部真菌病,有极高的死亡率,被大家喻为“夺命病”。遗憾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医学在真菌病,特别是是在隐球菌性脑膜炎方面的研究基本为“空白”。
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意味着廖万清将比别人付出更多、更多。但是,病人需要他解决难题来拯救生命,这种为生命而学的感召力在他内心涌动。从此,他决定以此作为自己主攻方向,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探索其中的奥秘。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学习,从基础理论、临床观察、科学实验,他深入真菌“家族”,一步步地识别隐球菌性脑膜炎的真面目,摸清它们的基本规律。
那时候,医院的条件相当艰苦,要腾出一间房子搞科研是件难事。廖万清向领导提出把皮肤科门诊一间5平米的小厕所改造成为实验室。院领导被他的这种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所感动,当即拍板挤出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给他做实验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并开展相关真菌病研究的专家之一,廖万清深切地感受到肩头责任和使命之重大。
实验需要大量的动物,廖万清就在实验室窗外吊一个笼子,自己养小白鼠。为了及时对培养、分离出的真菌进行显微摄影,廖万清经常骑车一个多小时到第二军医大学电教室拍照。上班时间不够用,廖万清就在家里整理材料。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没有书房,廖万清就坐在小凳子上,把膝盖当桌面,或者干脆就趴在床上写,这种习惯甚至延续至今。短短几年里,廖万清收集了大量的真菌标本。由于科研成果突出,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廖万清创建了全国唯一的中国医学真菌保藏管理中心“隐球菌专业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廖万清领衔的课题组重点对致病隐球菌的病原学及分型、流行病学、致病机理、诊治措施等进行系列研究。在研究中确立了病情凶险的隐球菌性脑膜炎的诊断和治疗新方法,提出了对非艾滋病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和分期综合疗法,显著提高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愈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廖万清为无数被死亡追逐的患者打开了一扇生命之门,赢得了他们及其家属的鲜花和锦旗。
发现新菌种,拓展致病真菌防治研究
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廖万清在他的实验室里发现了6种新的病原真菌,解决了医学真菌的疑难杂症的诊治问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例如,1980年12月,廖万清首次发现格特隐球菌(S8012)引起的脑膜炎;1994年,廖万清进行顶孢头孢霉引起白毛结节病的研究;2004年,廖万清发现聚多曲霉引起的肺部感染,并成功治愈。
1982年起,廖万清将研究领域拓展至各类高危人群致病真菌的防治研究,明确我国肾移植、烧伤、放射伤等高危人群真菌带菌谱主要有11属28种,其中又以念珠菌和曲霉为主,并证明其与感染的相关性,采用针对性防治措施后使肾移植病人真菌感染率显著下降。这一项项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传颂海内外,廖万清也先后被邀请到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多国参加会议交流及讲学,他的科研成果为各国人民服务,成为人类的福音。而他培养的众多研究生和留学生,如今都成了各自单位的骨干力量,战斗在与真菌病抗争的第一线。
献身国防,致力于军队真菌病防治研究
作为文职将军的廖万清,一直致力于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在主持完成对东南沿海舰艇部队、野战部队、空军、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及住岛部队等皮肤病防治研究中,明确了各种浅部真菌病的高发因素、主要致病菌种及引起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并联合研制了抗真菌药物,显著降低了部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保障了战斗力。
由于在部队真菌病防治研究中解决了战备训练、卫勤保障等重要问题和贡献,廖万清先后获得“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并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此外,由廖万清主编的《真菌病学》在真菌专业人员的翘首企盼中出版问世,并获得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医生本色,陪伴他“真实、平和”的人生
走过近半个世记的医学道路,面对不胜枚举的奖项和荣誉,廖万清非常谦逊淡然:“很简单,我是一个中国人,党这样信任我,我只是做了一份我应该做的事;我是祖国培养的,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将军是他的军衔,医生是他的职业。廖万清对外总喜欢说自己是一名医生,这是他的本职,也是他的本色。廖万清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自身的肤色、气色,尽显皮肤科大家的“专业水准”,成了他专业成果的最真实“广告”。他睿智、平和,谈起日常养生,他有三点体会:
1. 心情要好。人一生要遇到许多事情,无论多么艰难都必须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要拿得起,放得下。对同志要虚怀若谷,千万别斤斤计较,要快乐生活。
2. 生活规律。日常作息时间要规律,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少吃油炸食品,多吃一些有利于身体健康的“绿色食品”。不抽烟、少饮酒。平常应劳逸结合。
3. 适当运动。坚持各种运动,如旅游、饱览名山大川、慢跑、散步、体操等。平时,要有意识培养多种兴趣、爱好,特别是游览名山大川,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登高望远,陶冶情操,培养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
如今,廖万清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医学真菌病研究所,使之成为集诊断、治疗、科研及教学于一体的、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真菌病研究基地。而他带领的课题组正在开展有关“重要病原真菌分子生物学致病机制”的研究,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理,寻求更有效的诊疗措施,让真菌病不再是“夺命病”。